|
《女战士》——重构中国女性史 作为美国华裔和女性，汤亭亭（Ｍａｘｉｎｅ Ｈｏｎｇ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对中国文学经典的改写，与她想改变华裔和女性的传统形象，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努力密切相关。汤亭亭的这一执着追求使她的改写极富创意，但也因此招致了一些亚裔评论家和汉学家的批评，说她对中国文学经典的处理严重失真。对此，汤亭亭在《个人声明》里解释说：“神话必须变化，要有用，否则就会被遗忘。就像那些带着它们漂洋过海的人一样，这些神话也变成了美国的。我所写的是新的、美国的神话。” 汤亭亭的《女战士》（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Ｗａｒｒｉｏｒ，又译《女勇士》）对中国文学经典的改写，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白虎》对木兰从军和岳母刺字这两个故事的处理。在这一部分里，汤亭亭讲述了小时候听了母亲讲花木兰的故事，做梦随一只飞鸟进了大山，从一对老夫妇练功习武１５年，学成后下山领导了一场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北平的暴虐皇帝，将乡里的恶霸地主斩首之后，她功成身退，回家当起了贤妻良母。木兰替父从军和岳母刺字这两个故事的影子，出现在女主人公学成下山和开始起义之间。女主人公刚进家门，就表示将代替年迈的父亲去参军。第二天早上，父亲拿着笔和刀，母亲拿着毛巾和白酒，在她背上刻下了他们的冤情。这样，木兰和岳飞这两个不同时代和不同性别的人物的故事，一同被安到了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例较大的改写。其他有趣的例子还有母亲用广东老家的方言讲故事，把花木兰姓名叫成了Ｆａ Ｍｕ Ｌａｎ。另外，汤亭亭的这位女英雄在征战途中怀孕生子。怀孕后期，她为掩人耳目改穿大胖子的盔甲，还与步兵一起步行，怕骑马颠簸导致早产。有时，她还脱光衣服欣赏自己后背刻满字，前面是大肚子的奇特体形。汤亭亭把花木兰的故事放在她女主人公的梦中，而且梦中的这个女英雄是女主人公自己，不是花木兰，这就使她的改写获得极大的自由。 在《女战士》最后一部分《胡笳十八拍》里，汤亭亭还改写了汉末女诗人蔡琰的故事，写她以诗歌为武器与自我和“野蛮人”（匈奴）进行的不懈斗争。这部名为“女战士”的作品，不仅通过改写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古代文、武女战士的英雄品质，还刻画了以母亲英兰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女战士。《女战士》的第三部分《巫师》写的就是英兰的故事，主要是她由一个传统女性成长为一位可敬医生的经过，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过人智力和勇气。英兰当年从家乡来广州学医时，凭着聪明和刻苦，不仅学业在医校名列前茅，还自愿在一间闹鬼的宿舍里住了一夜，斗败了一个可怕的坐鬼。返乡行医后，她又在一次晚间出诊的途中征服了一个“半人半猿的怪物”。 即使在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压迫女性的事实时，汤亭亭也要通过改写揭示被传统叙述隐抑的其它可能，以表现人物和自己的不同态度。在《女战士》的第一部分《无名女》里，汤亭亭复述了母亲在她初潮到来之际向她讲述的一个中国姑妈的故事，这个姑妈因为婚外孕而引起家人和村民的唾弃和迫害，最后带着新生儿跳井自尽。这是一个家庭秘密，母亲向她透露，是要告戒她不要在性问题上轻率行事，而且一开始就要她“一定不要对任何人说”。但汤亭亭却有意地复述了这个故事，并发挥想像对它做了改写，尤其是关于姑妈怀孕的原因。除了家里人一直认为的道德堕落之外，汤亭亭猜想唯唯诺诺的姑妈，有可能是强奸和父权的牺牲品，也可能是一个充满个性和激情，敢于追求性爱自由的新女性。汤亭亭最后还把姑妈跳井想像成一种宣泄怨恨的反抗，为的是在那些惧怕冤魂的迫害者内心引起恐惧。通过想像丰富的改写，汤亭亭赋予这个无名姑妈以名誉和生命，包括刚毅的斗志，从而把这个传统话语中作为奴婢的华裔女性塑造成了又一个英雄。 不难看出，汤亭亭在这部作品中描写古往今来的中国女战士，是有意要重构中国女性史，改变传统中国女性的奴婢形象。这些女战士的形象对于华裔女性提高社会地位无疑是有激励作用的。汤亭亭在上六年级时就认识到了勇于说话对于争取社会关注的重要性。她向一个钳口结舌、胆小怕事的华裔女生（也许就是她本人）大声喊道：“如果你不说话，你就没有人格……没有人会注意你。所以你在面试时必须开口说话，在老板面前照直地大声说。”汤亭亭承认：“这些童话故事让我看清了谁是敌人。”这些敌人包括艺术用品商店和土地开发公司的老板。他们就是见她反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言行，不敢理直气壮地大声说话而毫无顾忌将她辞退。不敢说就要受欺辱，不敢说就无法生存。在《女战士》的第四部分《在西宫》里，姨妈月兰在汤亭亭母亲的安排下，来美国向抛弃她的丈夫要求她的权利。但在这个丈夫的“野蛮人的眼光”的盯视之下，意志薄弱的月兰无言地畏缩了，最后丧失理智，死在了疯人院里。《女战士》以蔡琰这个文字战士的故事结尾，再一次强调了勇于说话、维护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孙行者》——改变形象、创造群体，拓展美国人的视野 汤亭亭的第二部作品《中国佬》（Ｃｈｉｎａ Ｍｅｎ）把长期被看作苦力的华裔男性写成了美国的缔造者。她的第三部作品《孙行者》（Ｔｒｉｐｍａｓｔｅｒ Ｍｏｎｋｅｙ）又通过广泛介绍和改写中国文学经典，为改变华裔形象做出更多的努力。汤亭亭的头两部作品用了自传形式，写了不少真人真事，但也加进了许多想像，不断突破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使自传这一古老形式的表现力大为增强。作为汤亭亭的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孙行者》也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小说男主角的名字威特曼·阿辛是一个美中混合物，其中的Ｗｉｔｔｍａｎ由他父亲借自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然而无意或有意地做了错误拼写，丢掉了一个字母“ｈ”，添加了一个字母“ｔ”。在他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参考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阿辛的故事由观音菩萨担任叙述者，其中融会了中国的神话、传说、文学和美国的戏剧、歌曲、电影等大众文化产物，对历史、文化和心理中的许多成见做了深入的反思。 ２３岁的阿辛生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中心旧金山。尽管他是第五代华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受到的教育也使他熟悉从斯宾塞到金斯堡的众多欧美作家或模仿对象，但他并没有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接受。作为演员、剧作家和戏剧导演，阿辛开始把自己看作孙悟空的化身，要筹办一场大型戏剧演出，像孙悟空协助唐僧把佛经引入中国那样把中国引入美国。小说副标题“他的伪书”指小说不是对《西游记》里孙悟空故事的重复，而是对它们的改写或借鉴。当然，在英语里，“伪书”常指一种只标出一行主调与和弦，使爵士音乐家能够即兴发挥的乐谱。这一意思也适用于阿辛，因为他是个爵士音乐家，还因为他为了在生活的舞台上生存，必须像爵士音乐家那样，在态度和行为上不断即兴发挥。 阿辛十分清楚演戏的重要性。小说开始时，遭遇身份危机的他向南希承诺要为她写一部戏，复兴亚裔美国人的戏剧。他说：“我们生活不好是因为我们的戏剧已经衰亡。”演戏就是用舞台语言讲故事。汤亭亭在一次会谈中说过：“语言对我们心智健全有重要意义。你必须能够讲述你的故事，你必须能够编造你的故事，否则你就会发疯。”为了不发疯和活得好，阿辛的戏剧表演目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改变传统的华人形象，创造华人群体；二是教育无知的美国人，拓展他们的视野。 传统观念认为华人贪财，阿辛则要通过狂欢节般的戏剧表演，证明中国人更爱好游戏。他声称祖先来美不为淘金，而为娱乐：“我们与其他拓荒者之间的差异是我们来这里不为黄金路。我们是演戏来了。而且我们还要再演。是的，中国佬一直想过快乐的生活……我们演了一百年的戏，一晚上五小时，第二天晚上接着演，同一出长剧没有重复地演上一个星期，就像古代语言里词与词之间没有中断……”阿辛把精神娱乐置于物质享受之上的做法颠倒了华人的传统形象。演戏是集体活动，也利于集体精神的培养，正如阿辛所言，“我们创造戏剧。我们创造群体。”阿辛对创造群体的艰难性和长期性也有所认识，但他并不怀疑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指出：“群体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人们必须对它进行想像、训练和再创造。”构建好华裔群体，无疑会进一步推进华裔新形象的塑造和华裔生活理想的实现。 阿辛还用中国的历史、文化来教育美国人。他要让美国人知道：西方有苏格拉底，中国有孔子；美国有圣华金（Ｓａｎ Ｊｏａｑｕｉｎ）三角洲，中国有珠江三角洲；美国有波士顿倾茶，中国有虎门销烟；美国有硬汉韦恩（Ｊｏｈｎ Ｗａｙｎｅ，美国演员），中国有武圣关公；美国的缔造者有坐“五月花”号来的欧洲人，也有阿辛的高曾祖父等乘同样古老的船只来自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人；美国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反抗社会习俗的嬉皮士，中国有古典小说《水浒》描写的梁山好汉。总之，美国人可在中国文化里发现丰富的类比。华裔身上也不乏欧美人的任何品质，而且可能更具综合性。小说就写了阿辛衣着像牛仔，走路像日本人，生活像嬉皮士，思考像诗人，使用着搀杂了汉语、日语、西班牙语等语言的英语。 当然，作为“猴王在当今美国的化身”，阿辛最像的还是好动、善变的孙悟空。如同孙悟空，阿辛不停地游动。《孙行者》就是他的“西游记”，记录了他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奥克兰、萨克拉曼多和里诺等地的游踪，以及创立自己的戏院，准备系列演出的过程。如同孙悟空，阿辛也善于变化，主要在心理上。小说里，他经历了从身份危机、心理崩溃、企图自杀，到认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过程。可以说，《孙行者》记录的是阿辛从起初的种族歧视的敏感者，到义愤填膺的关公，再到嬉闹、超脱的孙悟空的变化过程。比起总以英武形象出现的关公，阿辛的这个顽皮猴王的角色要复杂得多。猴王有时叛逆，扰乱了天宫的等级秩序；阿辛也刻意违抗美国传统。猴王有时无奈，被如来压在山下，或者落入妖怪的圈套，不得不向神灵救助；阿辛有时也消沉，想像自己是一个孤儿，依偎着母亲仍有余温的尸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猴王自在快活，靠着高超的变形术逢凶化吉；阿辛也同样顽皮嬉闹，通过随意变换角色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让自己成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 通过变换角色，阿辛摆脱了强势他者的控制，变成了能产生欲望，能发现乐趣的主体。在他最后的 “单人表演”中，他已经能够自如扮演阿辛这一角色。在悲喜交集的独白中，他透露了自己是怎样在不定的角色、矛盾的欲望和分裂的主体性中生活的。最后，他不但吃下了香蕉，接受了“黄”皮“白”芯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认为“自己的相貌——牙齿、眼睛、鼻子、脸形——完美无缺”，还声称汉语中的“我”有战士的意味，发出了“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这个战士赢得了西方、地球和宇宙”的自豪呼喊。这时的阿辛已经成为一个主动的我，不再刻意模仿他者，不再把他者的价值或判断内在化，而是能够在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中按照自己的愿望积极主动地创造生活，能够兴高采烈地欣赏自己的创造。 如同充满活力、不知满足的孙悟空，阿辛的座右铭是“不断创造”，也就是要不断破除旧观念，塑造新自我，开创华裔和人类的新未来。这也是汤亭亭改写中国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动机。在这样的改写中，她成功地将阿辛这个有代表性的华裔青年，从小说开头的一个企图自杀的孤独空想者，变成一个富有社会责任心的艺术家。 汤亭亭的改写在发掘小说资源、质疑单一叙述方面无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06年6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