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讨论90年代汉语文学，忽略李永平的长篇巨制《海东青》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这部独具一格的现代主义小说被普通受众关注的程度相当有限，尽管在台湾以及海外已有部分评者对其进行过评论，大陆当代文学批评者却甚少给予注意和评论。也许，是《海东青》那浓得化不开且又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它在两岸都难以被主流接受——书的自序即将蒋介石的败退台湾比拟为摩西率以色列人渡红海赴迦南，1949年的那场溃逃被改写成20世纪的出埃及而赋予了些许神圣悲壮意味;而书中的街巷地理政治和人物的行为政治也再三致意一个渐行渐远的失意政体，作者还不止一次在小说叙事中以隐喻或直陈的方式表明其国民党老兵式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认同。显然，这一切对作品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美学伤害。此外，《海东青》那野心宏大的中文乌托邦阻挡了一般读者的视线，而精细的汉字复古和创化构成了《海东青》最为本质的美学形态。 勿庸置疑，《海东青》是90年代汉语文学中的一个形态独异而表征丰富的巨型文本。无论是它那乖违的儒生式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忧患感，还是它激越而苍茫的身份追寻和迷思，不论是它那犀利却另类的现代性批判与后殖民批评方式，抑或是它忧郁晕眩的漫游文体和语言乌托邦建构，以及它感性/性感的趣味及其性的隐喻功能，都在在表明这部长篇小说的不同寻常和不容小觑。 一 漫游、国族想象与身份迷思 小说被称为个人冒险的叙事，这一文类向来钟爱漫游这种情节模式。中国文学史有著名的漫游体神话小说《西游记》，近代以来也有相当多以游历、漫游作为结构形式的小说，如晚清谴责小说，现代小说《南行记》、《围城》等;西方文学史则拥有从流浪汉体小说到后期浪漫派漫游小说的叙事传统。漫游为有限视角的叙述个体提供了自由流动开放的活动空间，人物的视听言行因此具有了某种流动性和开放性，而作品也较易展示作者意图展现的不同场景。漫游也因此被赋予特殊的小说形式功能，具有浪漫美学属性的“漫游”常常成为一些小说结构的要素，以及小说人物获得启悟的重要途径。小说《海东青》意趣非常复杂，其象征性、寓言性、语言仿古/创新等显示出宏大的美学和非美学企图，作者采用了漫游叙事这一东西方共有的文学叙事传统。小说以靳五异国归来作为开篇，以他的台北漫游贯穿整部作品，漫游所谓的“”成为这部小说的重要结构方法。 中秋之夜的鲲京（台北）细雨霏霏，留美八载风尘仆仆的靳五博士走出机场，踏上了久别的鲲岛（台湾），贴近这片对他而言有些意义暧昧的土地。靳五似乎不由自主，开始了书中他的第一次漫无目的的都市夜游/游荡，从此，这种人生形式就一直神不守舍地延续下去，成为他无法摆脱的“魔症”，也成为作者为之目眩神迷的浪漫化小说结构方式。从第一章中秋之夜痴痴呆呆的孤独浪游，到最后一章与小朱疯疯癫癫的感伤漫游，一次次冒险或逍遥的游荡过程中，人物的至情至性煞是可观，借着游荡中人物的开放视听，城市街巷千姿百态的风物人情也犹如浮世绘缓缓舒展开来。 仔细品味，李永平的《海东青》，兼都市现代性批判与文化乡愁叙写于一身，融古中国书生和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心绪为一体，演绎了一出可圈可点的鲲京（台北）都市漫游奇观。他笔下的游子靳五生于南洋、留学美国，却总被一股神秘的魔力吸引着再三回眸台北，游荡在台北市遍布着中国各地地名的街头巷尾，更有一种暧昧难解的身份郁结。他不断地游走，不断地经受视听感官的洗礼，“□迌”即“游荡”不单是作品叙事的一种方式，更是已然成为靳五的生命形式。靳五之游，执著于回归——不是归返南洋，而是频顾台北的败德的喧嚣与骚动的繁华，以及这晦暗城市无数令他触目惊心的中国符征（包括政治信仰符号、以及文化地理表征）。书中的靳五，好似白先勇“台北人”的精神后裔，又仿佛“三三”、“神州”的蒙难知己。这为作品笼罩上了一层莽莽悲意。 异乡的都市红尘中，这个行为独异的南洋华人知识分子为何如此迷恋游荡?漫无边际又局促逼仄 的漫游为何成为靳五的生命存在方式?波德莱尔这样描绘所谓现代的漫游者:“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这个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这个片刻不停地穿越浩瀚的人性荒漠的游历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更高尚些的目的，它更具普遍性，不同于随境而生、稍纵即逝的快活。他正在寻找某种你必须允许我称之为‘现代性’的特性……他把从时尚中抽取隐含在历史中的诗性的要素作为他的工作。” ① 这些对现代大都市的堕落与繁华、丑陋与诡异最为敏感的文化人，本雅明称之为“游手好闲者”。那么，靳五是哪一类人呢?可以肯定的是，靳五的每一次游荡也都茫无目的，他是这座城市的异乡人，他的母亲在南洋，而他的文化和精神之根在乌托邦想象之中;作者试图让他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然而事实上，靳五的游荡不乏深意，他似乎只有不断游荡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虑但也许更加重了这种焦虑，显然，他本质上更近似于波德莱尔说的那种不停寻找的孤独文化人。他和海东（台湾）人一样在漫游中寻找，海东浪子安乐新常常唱着闽南语的寻母谣，而他则明白自己是在寻找父亲:一个能让灵魂皈依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之父，而这种欲望在作品中与一种强烈的宗教化政治信仰紧密相联。他每次见到街头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必虔诚鞠躬，这类决不闲散的身体政治语汇，透露出决非旁观的国族想象与激越的政治情怀。这种非常人为的行止，直接暴露出作者峻急的历史焦虑。其实，他所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父亲，更是一种生命的根源。 靳五几乎一直在游荡中展开行动，所谓行动也基本限于“看”:急速扫视的一瞥，久久的凝眸，以及好奇、疑惑、震惊或是愤怒、伤心、寻索……一切都含在那表面逍遥自在无所作为其实却精细深沉的“看”之中，游荡这种形式，妥当地展现了靳五飘摇不定的身份状态和心理状态。靳五的看，是尽量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旁观，然而“没有无思想的看”，“看”是一种有条件的思想，它通过身体引起思考，既不选择存在，也不选择不存在 ② 。因此靳五旁观者却难自清，从弱柳扶风的台北雏妓、纵欲狂欢的日本二战老兵，意味深远的回溯伸展到“九一八”和“七七”卢沟桥，从“奉节路”、“巴东街”，一路辗转到迢遥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眼前刺目更刺心的感官图景，脚下似曾相识的路径，让原本仿佛自由随意的看、听、闻，变得沉重起来，历史陈迹如血如墨，点点泅染在微缩式的地理坐标中，触目惊心，恍惚游离的看视者只能一次次地，“呆了呆”或者“一冷”。这个身材高大憨态可掬童心未泯的都市游手好闲者，渐渐让人感觉出他心内的绵密、伤感和世故，以及渐行渐老苍凉难言的复杂心结，解不开，理还乱。惟有不断的游历，不断的视觉充溢，不断地行走如现代屈子，一路行吟至都市肮脏糜烂的脏腑深处。这个表面的游手好闲者，他的精神苦于无处安顿、无家可归:只有让外在不断的游荡形式，暂且安顿一颗赤诚、痛楚、动荡、漂泊不止的心。 “海东青”是一种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猛禽名，这种鸟最早被女真人驯服用来捕猎，天性剽悍，是鹰中之王，具有普通猛禽所没有的许多本领，如象蜂鸟一样倒飞，任意悬停于空中不动，在瞬间加速至极限。海东青的意象还令人联想起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小说也确有以志向高远的鸿鹄来批评偏安一隅的燕雀之意图，寄意深远。在小说展示的都市浮世绘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铺张喧闹的繁华与浪啼悲吟的颓靡并在的市井社会，见证了一种欲望弥漫骚动不安的世纪末景象。作者让他心爱的人物:留学归来的靳五教授、小女生朱和清纯少女亚星，如浪迹浮萍，漂游在鲲京（台北）的滚滚红尘之中，切身体验一个失落了精神之根的社会的恐怖和无望。而小说精美古典独具一格的语言，更是创造了现代中文小说史的一个浪漫奇迹:它复活了本土之外的文化浪子深藏在心中的由文字砌成的古典中国，但是这文字却无力再造一个道德与世风的桃花源。精致纯美古雅细腻的语言文字，垒造起的不是乐园，而是一个败德的现世人间地狱。而地狱尽头，闪耀着虚幻的乌托邦落日般荒凉凄美的光芒。 小说前言里，李永平以圣经故事隐喻现代中国民族分裂的悲剧。作者无法容忍国家与民族悲剧的延续，唯有一任自己的文化乡愁流泻不止。小说是在台湾社会一片后现代游戏浪潮中“不合时宜”地登场的，它的悲凉与伤痛之深切，让它自外于世俗的浅薄欢乐。拨开台北都市的霓虹艳影，我们看到一个流离的华人对浮华台北的苦苦凝视，看到一个当代知识分子是如何观照人性的邪恶与堕落，同时艰难地寻找。他在寻觅什么?他能寻找到什么? “靳!你到底在寻找什么?” “孙逸仙博士。”（《海东青》59页） 这夹杂着政治情结的对话，多少有些生硬。如前所述，流浪的目的在于寻找精神之父（仿佛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与布卢姆?），而这种父性其象征延伸物就是作者认同并皈依的一种祖根。寻找父亲，也就是寻找自我身份的归属。伴随着强烈的祛除魅影返本还原的冲动，在大陆文化寻根热销声匿迹之后，海外华人靳五却未曾停息在台北的寻根步伐。游的深层含义显然指涉靳五的身份困惑:出身南洋而游学台湾，而后留学美国，继而又漂游回台。与作者李永平相同，身份的迷失或混杂，因而游走得更加急切，寻找也显得更加艰巨，同时这堕落尘世里的寻找也更加渺茫虚空。必须指出的是，在政治狂热和文化沉潜之间，李永平的寻找注定有些似是而非，他把所有的朝拜与激动都奉献给了辉煌而虚空的海市蜃搂，使他的庞大象征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而那汹涌于心间的浪漫主义激情（革命、历史）却只能是萨特所言的“无用的激情”。 对应于靳五的寻父，小说特意安排了一个嚼槟榔的闽南青年的角色，这个艺名为安乐新（一种迷药的名字）的青年整日无所事事地游荡于城市的脏腑，他猥琐的形容举止令人鄙夷，而他常常孤独哼唱着“寻母谣”又令人同情。显然，他的寻母和靳五的寻父形成了小说两条似乎可以重合事实上却各说各话的平行线，叙事者努力弥合二者，企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沟通的管道和相互接近的认同。 在阅读过程中，不止一次想起《废都》。二者都是以一座城市作为寓言的寄生之地，不仅世纪末的颓废情调与文化怀旧感如出一辙，旧小说式市井气息的传达亦有些相类，就连文字的韵味也遥相致意。这两部同出于90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看上去有着众多的相似处，然而细心分辨，就会发现两者的精神指向完全相反，废都的颓废既弥漫着90年代初知识分子失败主义的集体氛围，也充分暴露出作者士大夫旧文人情结彻底破产的幻灭感，精细古朴的文字中透着凄惶的肉感浮艳，深渊般的无奈与绝望一览无遗，一种自渎自虐的文字纵欲倾向欲盖弥彰。反观彼岸的《海东青》，仿古又越古的文字承载着儒生式救世与自我救赎的理想，颓废与耽美的感官情调链接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旁观与批判意识，精致古雅得有些凄冷的文字里跳动着一颗热烈不羁的浪漫灵魂。颓废的深处，原是和中国文学史中的忧患意识脉息相通。 值得一提的是，靳五讲授文学的场面在作品中仅出现过一次，不妨将它看成人物自我表白的仪式。整部小说中处于看视、倾听和漫游状态的靳五，唯有这次借演说文学来表白他清醒理性又激情热忱的自我，叙述者沉迷和失落的感伤情怀并没有消蚀人物生存和寻求的内在勇力。叙述者的言说风格在此突然中止，人物告别缄默失语的“呆了呆”的被动状态，滔滔话语之流呈现出一个健全的人格世界，一扫游历中的迷离恍惚混混沌沌。言说形式的突兀转变，暴露了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微妙分界:一个目睹祖根文化衰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正宗”中国儒生间的对话必然是一场自我纠缠自我颠覆的灵魂暴动，一个身处南洋、台湾和古老中国之间的怀乡者内心必然承担着难以言说的矛盾冲突。 《海东青》最为诡异也是最为特殊之处在于主人公身份的困境，这同样是作者切身且难以治愈的痛。人物复杂的身份与存在主义观物方式一再申述着边缘化在场，南洋唯一的亲人——母亲的离世宣告了故乡的诞生 ③ ，但靳五奔丧完毕仍然回到台湾，对于南洋故土而言，他似乎只能算是个客人;而对于台湾乃至大陆——对于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物既始终笼罩在山河破碎的阴影下，又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孺慕，“比中国人更中国人”。地理的分割，政治的分野，令人物的身份陷入乱真而疑真的尴尬。 二 失贞:关于时间的一则寓言 《海东青》中，主人公靳五的游历过程充满着对纯洁女孩毫无保留的迷恋。作品常用“看得痴了”、“看呆了”之类的表述形容靳五面对女孩可爱行止的感受。那个精灵般的朱源于现实生活中一个真实的女孩，很多年过去了，“作为纯洁的象征，朱永远长不大，还是七、八岁”。李永平说:“身为小说家，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因为你无法改变什么。但你有权力决定笔下人物的命运。若将长大的朱摆在台北这个环境，她势必要沉沦的。所以我不让她长大。让她在最完美的时候消失。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不让林黛玉长大一样。” ④ 靳五与《红楼梦》中的宝玉有着相似的情结，宝玉也害怕女孩变成女人，“女孩是水做的骨肉，一嫁了人，沾上了男人的臭气，就变得俗不可耐了”。靳五的女孩情结还让人想到《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和昆丁对凯蒂的爱。据福克纳回忆，他创作《喧哗与骚动》，源于脑海里的一幅画面，“画面上是梨树枝叶中一个小姑娘的裤子，屁股上尽是泥，小姑娘是爬在树上，在从窗子里偷看她奶奶的丧礼，把看到的情形讲给树下的几个弟弟听” ⑤ 。凯蒂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她未来的堕落和耻辱已经预言般显现在那条脏裤子上。福克纳认为那弄脏的裤子象征着“堕落了的凯蒂”。凯蒂这个南方淑女的失贞给即将崩溃的家庭致命的一击:昆丁跳河自杀，康普生用酗酒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杰生失去银行的工作而愤恨一生，班吉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尤其是昆丁和班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爱着凯蒂。班吉总是说凯蒂的身上有一股树的香味，当凯蒂14岁开始打扮的时候，班吉因为闻不到树的香味哭了。班吉虽然只有三岁孩子的心智，但他本能地害怕凯蒂从女孩变成女人。面对家族命运的无可挽回和凯蒂的堕落，昆丁象宝玉面对大观园中女孩们的萎谢凋零一样无能为力。《海东青》中，朱、亚星以及张彤等若干女孩还没有长大成人，但主人公靳五一直心怀忧虑，因为她们终究会长大，而长大就意味着丧失童贞。失贞的忧患笼罩着现时的每分每秒。《喧哗与骚动》是一个寓言:其中南方淑女凯蒂的失贞是一个象征，它是家族颓败的象征，也是南方道德世界崩溃的象征，同时它还寓示着人类价值的失落。《海东青》则是关于台北的一则寓言，失去童贞同样是一个象征，作者不断强化失贞的隐喻功能。 《海东青》展示了一个成年人普遍堕落的世界，通过靳五特殊的游历得以观察到城市各个角落的沦落气息。而女性的性状况是《海东青》十分倚重的道德沦丧的权衡尺度。作品饶有深意地借助漫游者的叙事视野饱览城市无处不在的商品化性交易，突出地展现台湾女性向殖民国出卖性的现象，与之对等而更堂而皇之的是殖民国男性在台岛大肆寻欢的丑态。实际上作者通过性这一视角揭示了整个台湾社会的堕落。因此，女童的失贞拥有了和《喧哗与骚动》相似的功能。只是福克纳笔下凯蒂的失贞已成事实，而李永平小说中的朱和亚星在靳五的守护下还保持着似乎会随时丧失的纯贞。然而，靳五知道，她们必然会有着不堪的未来。作者特别强调了日本文化中的恋童癖倾向及其对朱等女童的潜在威胁。失贞主题，指涉台湾受日本殖民的历史和被日美经济殖民乃至文化殖民的现实。 《海东青》中的时间意识也让人想起《喧哗与骚动》。“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卡塔卡塔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萨特因此认为:“昆丁毁掉他的手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迫使我们进入了没有钟表的时间。白痴班吉的时间也是没有钟表的，因为他不识钟表。” ⑥ 钟表是昆丁部分出现最多的意象，达61次之多。一开头就是康普生先生关于时间的毁灭性的虚无议论。昆丁的表既象征时间的变化又象征传统，表还象征着死亡。《海东青》中，时间令人迷失和错乱，而且让人增加内心的焦虑。第486页有一段描述颇为有代表性:“靳五叹口气望进虞乡街，眺眺弘农路浦阪路口国民代表大会门楼上的大钟。四点零五分。”与他同行的小女生亚星很知情地告知:“他们那只钟永远都停在四点五分，好多年喽!先生。”“国民代表大会门楼上”的这只大钟的意涵与《围城》里那只永远落后于标准时间的老钟颇有些相似，它意味着国民党权力体制的颓败、僵化和功能终结，这停滞的老钟，正是小说里那些年迈的国大代表徒然挣扎受辱情境的反讽。停顿的老钟同时象征一种过了气的信仰的黯淡湮灭。崇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南洋华人靳五深深知道:现实已经改写了他原先所仰慕并默默追寻的一切。那原初的大德如童女之贞已然丧失。 作品还多次安排靳五窥看他人手表的乖僻，以示他对时间的敏感和焦虑以及逃避时间的无望。第471页，靳五溜课漫游路遇学生宫青，他问宫青“现在几点?”宫青一边将腕上手表送到靳五面前一边反问:“老师从来不带手表?”而在87、746、806、857、864、869、895、903、914、936等页，分别出现了靳五通过朱和亚星的手表了解时间的细节。这些反复再现的细节一次次凸现人物的时间忧患:童女失贞的巨大阴影宣示了社会败德的底线，叙事人在抵御时间的自欺（不带手表）中无奈地期盼着“朱好好长大”。而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国民代表大会门楼上的大钟这一意象与台湾政治生态之间产生了奇异的关联。 三 语言乌托邦与后殖民批评 海东大学敲起了古铜钟，一声一苍凉，摇荡起天际那轮水红月，……靳五眺望了半天，心中一动，城东，天北，一颗星星独自个闪烁着，软红十里茫茫黑天中皎洁皎洁一星失落的幽光，深澄迢遥。奉节路金光灿烂，波波小轿车辗过热熔熔的柏油，飙向城心红霓深处。燥风中冷气车窗里俪影朦胧，…… ⑦ 马来西亚华人后裔靳五，游魂一样“□迌”（游荡）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以及烟花柳巷?）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与人物混沌、茫然、漂泊而执着的状态相对应的，是小说恍恍忽忽又精灵剔透的语言风格，透着深深的文字恋物癖的偏执与沉迷。在现代化的鲲京都市，人物迷失在满布着中国各地地名标记的街巷迷宫之中，叙述者放任古典、感性的汉语言，那或许是作者拟想中的汉语——正宗、纯洁、诗化而如梦如幻。 走进《海东青》里的语言世界，不经意间仿佛走进了某部晚清白话小说。那种业已消失了的氤氲着历史陈烟的语言氛围，通过李永平的耐心酿造似乎又重新活灵活现地嫁接在现代都市台北街头，成为一种汉语的奇观。整个一部厚厚的《海东青》（上），就是一贯的这样古雅温文、飘逸缠绵而又清峻凛冽，还夹带着股奇奇怪怪的古色古香，生僻的字词不时闪入眼帘，以至于被比喻成对中文读者的“生字测验” ⑧ ，作家自己苦心搭配组合的新词也屡屡可见。当然，为了表现台北特定历史时期的氛围，小说还特意让中原地区诸种方言小曲以及闽南方言、闽南歌曲民谣穿插于叙事之中。这似乎对作者一心一意营造的语言乌托邦而言是一种干扰或损害，这在与他80年代的《吉陵春秋》中的语言经营相比时感觉会很明显。不过依然不会掩盖整体的语言纯化倾向。 李永平为什么会致力于创造这样的文体呢?他本人的陈述是:“我不能忍受‘恶性西化’的中文”，他把这种倾向斥责为文化及语言上的“买办”。与此相对应，国文课感受到的“中国语文的简洁、刚健”给予他“极大的惊喜和震撼”，以至于此后的写作“断断续续，苦心经营，为的是要冶炼出一种清纯的中国文体” ⑨ 。对台湾文学语言文字“恶性西化”倾向的拒斥，以及保卫中文的纯净和尊严的民族意识，驱使李永平开始了他的文化寻根行程。准确地说，文化寻根或许正是他语言追求的目的。他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很特殊的，对我而言，它不单是语言符号，而是图腾。” ⑩ 对于这样一个宏大庄严的理想，作者曾经做过近乎浪漫的表露:“希望我能在五十岁以前到大陆，在山西附近找个顶点，然后在黄河流域流浪个十年，亲眼看，亲耳听，把中国丰富语言吸收个够，然后写一本《创世纪》，就是中国的创、世、纪三个字。” 11 《海东青》这部巨著似乎只是李永平文学朝圣行程中的一个驿站，他说:“写《海东青》是在找中国，可是我真正要写的是‘创世纪’，那就是要找根了，找中国人的根。” 12 《海东青》里，文字不仅以建构一个语言的桃花源而自足，文字的苦修也是为了建构一个企图心极大的乌托邦。与其说作者是通过语言的炼金术来逃避现实，不如说他在借助神奇的语言魔镜洞穿诡异的历史和错谬的政治，为中国东南部这块苦难土地上的人民鸣冤叫屈，也为自己的生命选择寻找根源。主人公靳五与作者一样，作为漂流海外不改中国认同的华裔，选择了回归母土，然而回归并未因此消除身份焦虑，个体身份焦虑与所在地域的身份焦虑错综交织成为个体无法承担的历史沉重。 作者寻找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是在借“再造语言”来再造中国文化的幻象。文字的大观园里移步换景美不胜收却又处处隐含玄机，在红楼大梦式的演绎铺陈里，台北都会繁华靡丽的现实与古中国幽暗久远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一种真亦假来假亦真的浪漫凄艳解读。小说的前言以激越而显得夸张的浪漫语调讲述了摩西出埃及的圣经故事，也是一则反讽性的中国现代政治寓言。难以言喻的悲凉情怀奠定了全篇的基调，小说进入了一种放逐与回归共在的出神状态:痛苦的快感浸透一出世便苍老的方块文字。正是小说不同凡响的语言文字，为作者打造了一座藏身并朝圣的通天塔。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化的景仰感怀，还是对基督精神的心有戚戚，作者必也明白，想象中的乌托邦终归不能解决台湾的现实问题，这座语言之塔在筑造的同时又在悄然坍塌。但败德淫靡的台湾社会现实，土地的流离、文化的流落与个人的离散紧紧纠缠，身份焦虑是不可 触又无法抑制的隐痛，在在驱使作者陷入对中文的极度迷恋之中，远离中原远离历史并不妨碍他聚精会神如痴如醉酿造中文语言，令作者为自己的创造物而沉醉。作者以语言的自我创造来消解文化颓废意识，但又因文字拜物教式的恋字癖而堕入更本质的颓废。这一巨著无意间成为台湾90年代世纪末颓废潮流的先声。 在90年代台湾语境里，少见有人如李永平那么痴心、悲怆地沉浸在政治、文化、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多重悲情与迷失里不可自拔——从吴浊流到白先勇，从三三诗社、天狼诗社到李永平，台湾这个美丽岛似乎习惯了迷失与悲情，李永平带有寻根意识以及后殖民批判色彩的私语策略让人有理由认为，“纯粹中文”作为一种语言乌托邦，是不可能复活于现实，却有声有色地上演着一出注定寂寞开无主的无喜无悲的多幕剧。借由不可能的语言以及笨拙的政治隐喻，它的乌托邦色彩一往情深地抵达文化乡愁的深渊。难言的颓废与渺茫的追寻，只能运用已然封存的古雅语体来诉说，落魄在假定情境里满足于镜花水月的短暂安慰:护卫着女孩朱亚星游荡不止，拒绝时间的侵略。作品结尾，一直力图扮演旁观者的主人公靳五与七岁的朱告别，这个高大的男人突然间陷入了无能的伤感: 靳五心一酸撂下行囊，落了跪，把朱搂进怀里:“丫头，不要那么快长大!”朱放声大哭。 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满纸的荒唐言顿时化作了一把伤心泪。客观镜头式的旁观者叙述语调彻底破产，人物与他所旁观的对象已经无法分离，就像作者和他心爱的语言。语言不再是盲目的絮絮叨叨的独语，语言从此就是一个自我完成自我祭奠的王国。哪怕这个王国只是荒原上生长出的美的幻象。不仅如此，朱作为靳五心目中的纯真天使，和作者竭力营造的纯化语言似乎一样幼嫩脆弱需要悉心培植呵护，而小说里的七岁小女孩却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她年轻的本省籍母亲为了换取出国机会和物质利益可以出卖女儿的身体，她苍老的外省父亲终日沉湎于酒精和少棒比赛录像中混沌度日;小说以两名日本老兵邪恶淫亵之手的越伸越近隐喻纯真丧失的巨大威胁，而日本老兵教朱唱日本国歌就不是隐喻而是明示了。后殖民批判的警世意识在《海东青》中颇为令人触目:日本老兵一字儿排开站在台北街头小便的场景的反复重现，不同名目的日本旅游团体在台北四处寻欢的镜头，日本老头带朱姐姐出去“消遣”的画面，美国小伙因自己的美国男人身份而得意于“中国处女”必委身于他的炫耀神情……作者一再凸现原殖民国男性对鲲京（台北）女性大规模性占有的事实，其意涵自然不仅在此一端。 作品中抵抗道德沉沦以及外来经济文化殖民势力的力量似乎在于靳五这个中华子民的独行侠义，更在于一个纯化美学理念构建起来的语言乌托邦。一个流离的华人作家用华文无声地向那堕落荒淫的繁华世界发出警世的嘶喊。在李永平那里，语言成了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它映照出的可能是一介文人暧昧不清的文化梦魇:径直走向心底的坚持与虚无。同时，语言的唯美意味和纯化倾向未曾遮蔽儒生式的使命意识，欲说还休的后殖民批评意识渴求一种文化同质的纯洁 13 ，从这个角度看，李永平的文字乌托邦除了含有与败德浑浊的社会乱象相角力的自觉，同时也以语言本体的形式深深铭刻了解殖意义上的文化身份焦虑和原我文化保卫意识。 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乡愁的动物，他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抛而哀愁。个体从自然、子宫、家庭、故乡以及文化母体中脱离出去，又总是在孤绝中寻找回家的道路。卢卡契在其具有浓厚浪漫诗学色彩的《小说理论》里宣称:“小说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世界的史诗。” 14 作为一种文类，小说的诞生是近代以降的文化事件，它意味着和谐的总体已经消解。小说是一种“先验的无所归属的表现”。卢卡契的论述实际上承续了席勒当年“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划分，古代文化是素朴的和谐的，而近代文化则是分裂的感伤的。卢卡契认为，小说人物是与外部世界疏远的产物，小说讲述内心的冒险，为了寻找自我本质，灵魂寻求冒险但注定无家可归。所以小说的浪漫性可以通俗地界定为一种感伤的旅行。而“浪漫派美学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人生的皈依问题，人的价值问题” 15 。李永平的《海东青》可以视为这样的小说，讲述了一个迷失 自我的灵魂在不断游荡、追寻意义的象征性故事， 剥除它过于明显的寓言指涉，与浪漫派精神息息相通，都从一个层面见证了华人知识分子20世纪精神漂泊之路的漫长和艰难。 注释 ①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梅洛—庞蒂著、刘韵涵译《眼与心》第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小说中对故乡的定义是“清明节有墓可扫”的地方，或者有亲人故去的地方才是故乡。 ④⑩参见陈琼如对李永平的访谈《李永平: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参见“诚品网络书店”:http://www.eslitebooks.com ⑤《福克纳谈创作》，李文俊主编《福克纳评论集》第2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⑥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福克纳评论集》第159页。 ⑦李永平《海东青》第57页，台北:联合文学1992年版。 ⑧黄锦树《在遗忘的国度》，《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第178页，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 ⑨《李永平答编者五问》，《文讯》29期，1987年版。 11 12《李永平:我得把自己五花大绑之后才来写政治》，邱妙津记录，《新新闻》1992年4月12—18日。 13参照艾勒克·博埃默著、盛宁、韩敏中译《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说法:“后殖民文学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的文学。它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字。”辽宁教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页。 14卢卡契著、杨恒达编译《小说理论》第61页，台北唐山出版杜1997年版。 15刘小枫《诗化哲学》第5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