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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家悲剧意识;异化人生;悲剧命运 摘 要:随着道家悲剧意识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归,中国当代作家关注着极权政治下、人生困境中以及欲望中扭曲的现实人生等等,不同的书写姿态传承着同样的道家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道家式的悲剧意识使当代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文学应有的历史厚度。 悲剧意识在当代文学中的回归,当然与大量西方悲剧作品和悲剧理论传入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但无论翻阅反映极权政治背景下或反映现实庸常人生状态下的当代文学创作,其间弥漫着的忧伤与道家远古的悲悯之音久久地应和着。历史的荒诞与挫折,现实社会的困顿不堪,使得文学进入了文化与生存的思考后,人们强烈地感受了生命存在的可悲。无论这种感受是表层的还是深层的,是暂时的还是将蔓延下去,当代文学的悲剧思考已形成一种倾向,道家悲剧意识绵延悠长使得当代文学弥漫着整体的悲凉。获得道家悲剧意识的一部分当代作家勇敢应对生存困境中的异化人生,无法逃离的现实困境同样传递着他们的无奈和深刻的忧患意识,而这种隐忧来源于对外围环境和人的自身因素之间的悖谬所作的深沉思考。而另一部分像老庄一样逃向精神的乌托邦以摆脱现实的困扰,然而仍有无法言说的绝望和悲伤。本文拟从这个思路对道家悲剧意识在当代文学的传承渗透进行探讨。 一、生存异化的悲剧人生 庄子的人生悲剧意识与其对人的异化问题的认识密切联系。在老庄时代异化的现实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人为物役”、“心与形化”,生命被摧残,人性被扭曲,“人”作为个体血肉之躯的“真实”存在常常被不可控捉的社会异己力量所吞噬……这一切都引起了庄子的极大愤慨与深深的悲哀,就在对异化现象的深刻认识与深切的悲哀中,庄子产生了人生悲剧意识。在当代社会,由于极左的政治对人性的摧残,生命如蚁的现实同样极大地触动当代作家的心扉,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了对人的关怀和怜悯,透露着深刻的悲剧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高潮中出现的一大批作品。如伤痕文学的开篇之作《伤痕》中的主人公王晓华由于盲目的轻信和狂热的激情与判定为“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因为她对母亲的决绝不受到影响,多年后等待着她的是母亲的尸首。如果说极权政治导致人性异化上演着人生悲剧,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蜗居》是最典型的了。《我是谁》中写到人变成了虫子:“韦弥看见,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虽然它们并没有脸,她还是一眼便认出了熟人……”人变成了虫,正如文化大革命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人变成动物,实际上是以人的变形来反映人的异化。《泥沼中的头颅》本是一个健全的人,但在政治的泥沼和旋涡中逐渐失去脚、手臂、身躯,实际上也是暗示了人的自我的丧失。《蜗居》中的人成了一个怪物,“每个人身后都背着一个圆形的壳,像是蜗牛一样”。“一个蜗壳滑了过来,在灯光下先伸出两个触角”。小说以颠倒错乱、荒诞变形的方式,表现出一幕动乱的年代的人们身心变形、变态的悲剧。在《德充符》中,庄子形容人的处境是“游于羿之壳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就是说,天下无道,处境垂危,人们随时都可能遭到射击,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在当代极权的政治下,人的生命同样是无法保障的,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劳改处处长变成了劳改对象,最后竟丧命于劳改犯人的计谋之中;而劳改犯人以监督共产党员有功拿到了释放证,提前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大队支书李铜钟为解救全村人的性命,强行从国家粮库“借”出了五万斤粮食。群众得救了,而他自己却成了“哄抢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被押上了法庭,最后因饥饿和疲劳过度冤死在狱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渺远的战国时期还是在切近的新时期,异化的现实都不可避免会带来悲剧人生。当代文学书写极权政治所带来的悲剧人生与道家对人的悲剧命运的思考是一致的。 老庄道家,特别是庄子对人类的这种悲剧命运是很痛楚的,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庄子·齐物论》)人一成其为人,就不得不落入与物对待、“相刃相靡”且“莫知能止”的状况中备受折磨,导致生存的异化,这是何等的悲怆。走过了文革等极权的政治阶段,新时期的文学仍然在传承着道家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关怀,其间也是充满着忧患与不安。例如先锋文学不仅在艺术上具有前卫性,而且在思想上也具有颠覆性,对人的生存状况及人性的描写迥异于新时期此前的文学作品。残雪的小说作品刻意表现了南方阴湿、闭塞、狭小的环境气氛中琐碎的生活场景,这种生活是抑郁、沉闷、焦虑、烦躁、压抑和荒诞的,让人惊惧迷惘,不寒而栗。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试图通过对卑微的、琐碎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的书写,来揭示人生存的异化。许三观一次次卖血都是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数又是正常而普通的。可以说,身体的被卖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被剥夺,正是许三观生存的异化。新写实小说也有很多关于人生困境的叙述,例如方方的《风景》、苏童的《米》、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将粮食从历史年代的背景中凸现出来,近乎残酷的呈现物质生存的困境,这种物质生存条件的匮乏,必将导致人性异化。方方的《风景》展现的是一幅“生如蝼蚁,生不如死”的生活场景,淋漓尽致地剥露出人性在粗劣环境中的恶性变异和畸态扭曲。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表面展示的是庸常人生的琐屑生活,其深层内涵揭示的是无所不在的权利关系对人性的腐蚀。还有池莉的《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加厚也是被庸常、琐碎和烦恼所包裹。在这些看似冷漠的书写中,我们发现在这种不动声色之中仍饱含着深情,饱含着作家对生存困境中的人的悲剧命运的担忧和无力改变状况的伤感、绝望。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当代作家无论是在政治色彩浓厚的作品中还是在尽量剔除政治、文化油彩之后还原生活本然的作品中,人的生存状况是他们共同关注点。不管是极权政治或生存困境所导致的异化人生,不管这些作品是愤怒热情的渲染还是冷静低调的书写,作品中所浸透着的深刻的悲剧意识与庄子悲剧情怀遥相呼应。另外残雪、余华等先锋作家的写作立场来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启示,思想内容上饱含着存在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是供认不讳的事实。然而现代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存在之思”与庄子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洞察和揭示,其实有相通之处。刘小平就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说海德格尔对人的在世的关怀充满着忧患意识和焦虑感,这一点与老庄哲学是相同的。[1] 二、欲望下的命运悲剧 如果说极权的政治、人生的困境这样异己的力量能够导致人性异化产生人生悲剧,其实人自身个人的欲求也同样会导致人性的异化,从而导致悲剧人生。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思想体系中,道家是最直言不讳地对人的诸多欲望提出批评的一家。《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人有冷暖饥渴之感,喜怒哀乐之情,会产生诸多欲望;而欲望的满足,正是人生之时需经常挂念与追求的,人的各种忧患和苦痛与之有直接的联系,人的许多不幸也由此衍生而来。因此,人生的悲剧性,最为根本一点,是由人的欲念造成,由人自身造成的。人的欲望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之欲,一种是人为之欲。老子有关欲望的学说,肯定了自然之欲,而对人为之欲则持反对态度。显而易见,这里的欲望指的是人为之欲。 当代文学中不少的作品是展示人为之欲下的悲剧人生的,他们在追逐于人世间以图满足自身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品尝由此所带来的苦果,甚至为追逐所累,或陷入绝境,或落入窘境,人物的悲剧命运告白于天下。某位西方学者曾说:“女性意味着欲望……她在可行的范围内表现并调节了快乐和性特征,使欲望被人理解。”[2]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物欲的奴隶,而且也是情欲的牺牲品。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琦瑶在年轻时,生活在大上海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受到了太多物质的渲染,她出身平民之家,却有非同寻常的美貌,于是用自己的资质作代价,去换一个奢华的生活成了她的追求,出于对物质的迷恋,她向大人物李主任折腰。解放后,在平安里的孤灯清影中过日子,她平静的外表下潜藏着一股不甘寂寞的激情,她希望有爱情。于是当康明逊走进她的生活时,这一种激情爆发出来,康是旧式家庭的后人,对于王琦瑶这样有着不可言说的历史的女人自然是不会接受。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后来这段感情只落了一个在尴尬中不了了之的下场。与男青年“老克腊”的恋情更是王琦瑶在孤独的生活中对情欲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张炜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的欲望的膨胀、社会道德的失范,这些都给张炜以很大的触动。他后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那样清纯的少女,一些追逐物质利益,以享乐为生活原则的女性活跃在他的小说中。例如《九月寓言》中的三兰子,开始是因为对封闭的小村以外的世界好奇而失身于“语言学家”的,但接下来的是物欲而非爱情使其与之继续交往,一双长筒靴使她无比自豪,那黑肉馅饼,更使她幸福得泪光闪闪……最终三兰子逃不过悲剧的命运。新写实小说中有不少的作品是写由于自身欲望所导致的悲剧人生,苏童的作品《妻妾成群》等作品以欲望为主线,通过欲望中男女的生存悲剧的书写力图展现对人类困境的悲悯与同情。刘震云一系列“官场”小说中的诸多人物都在为谋求权利而煞费苦心,在表现人为之欲下的悲剧人生是非常典型的。《故乡天下黄花》采用了历史性文本结构,故事的内核就是数千年官本位文化积淀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权利欲。故事中的人物行为的动机,都不过是为了争当一个村长,卑微的动机同极端恶毒的雇凶杀人行为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道家认为,人若沉睡不醒,而又自以为是,这实在是可悲至极。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他们大多数至死都不曾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权利场上一个没有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贾平凹的作品《废都》、《白夜》更是见证了欲望下的悲剧人生。《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一个从“小地方”来的靠自己的笔写成名的作家,名给他带来了利,带来了许多他想要的东西,他因此尽情地占有、享受。但是,当庄之蝶的“名”在古都西京成为一种权威,一种效应时,“名”的负作用便超过了正常功用。因为有了名,庄之蝶不得不去写广告文章,为别人的假药做宣传,不得不做别人成名的台阶,不得不为别人走后门,不得不参与各种应酬,总之,庄之蝶身不由已,丧失了自我,愈陷愈深,难以自拔。可见,庄之蝶成于名,又毁于名,名是不幸的源泉。《白夜》中的夜郎是一个在名利场上挣扎,既尝到了甜头又饱尝了苦楚的悲剧人物。他生活中的光明与希望随着他的结识祝一鹤而到来,也随着祝一鹤的消失而消逝。随后,他开始了长时间的与宫长兴的斗法,而每次较量,都以他的不自量力而告终。夜郎有着不懈奋斗的本性,可由于其自觉性的欠缺,在往上爬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酸涩与不幸。 道家眼皮底下的尘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法挽回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在于人的欲望,欲望个体能使人产生诸多不幸与苦痛,而人生的虚幻性又否定了人的创造性,它无情地揭示人是一个本没有希望的个体。到了当代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性、人道主义这道亮丽的风景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践踏。人为之欲的增强,造成了新一轮的人性扭曲及生命悲剧。 三、疏离现实的无奈与悲情 富于童心的丰子恺在1972年写作了与“文革”时代有点背道而驰的《暂时脱离尘世》一文,谈到喜读《桃花源记》时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的,但是大家喜欢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3]暂时脱离尘世意味着远离政治风云的翻云覆雨手,“桃源境界”成为当代知识分子试图回归自然荡涤心胸的方舟,成为作家的自然精神家园。值得反思的是当代作家蛰伏在精神的故乡“桃源境界”一隅享受着怡然自得的乐趣之时,是否真正走出了痛苦的现实,达到真正的超脱?这样的质疑是耐人寻味的。我们来简要梳理一下当代作家的归乡之旅。在这久违的回程中,汪曾祺多以他故乡———高邮为背景娓娓叙述往昔生活。在《受戒》的末尾,作者也毫不掩饰地道出这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些梦充满了诗情画意。曾经在风雨飘摇中走过的他,也无法逾越真实的现实,在他的《大淖记事》中,当巧云与十一子徘徊在爱的边缘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刘号长却不合时宜地走了出来,不但破坏了行文诗意的流淌,更对美好爱情粗暴地干涉。由此观之,汪曾祺并不能够真正地洒脱,他总是设法掩饰倾泻在作品里的悲剧色彩,尽量处理得平淡、平和和平静。贾平凹试图返回他的故乡商州去营构一个自然的精神家园。置身于浓厚的秦汉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商州人敬天畏神,格守祖训,重人伦而轻实利,安贫乐道,然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圈阻碍了他们的视野,使之不自觉地形成了沉静、内视、封闭、保守的性格。他们对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显得平静冷漠,不为所动,安于现状,不求创新。贾平凹越是平静地书写着商州人看似平静的生活,越是让人可以触摸到他对商州人将来生活的隐忧。迟子建温情回望故乡的《北极村童话》中也充满了悲剧性的因素,如晚年丧子的姥爷只能把痛苦放在自己的心底反复咀嚼默默承受,只能对着几粒瓜子寄托着对儿子的怀念与哀痛;《北国一片苍茫》中芦花的母亲备受野蛮粗暴的芦花父亲非人性的折磨和虐待最后竟然被他一把火烧死。生命的脆弱、人生的无常,故事里的悲剧意味是浓厚的。现实的污浊,世俗的狭隘和知识分子的“独善其身”迫使张炜产生归隐的倾向,他在登州海角的葡萄园内,一边享受田园的闲情逸致,然而在这里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与苦难怵目惊心。在这里必须提到知青文学在“伤痕”文学之后出现的“回归”潮,乡村(这里的乡村也已被他们情绪化为“自然”的代称)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精神家园”,成为他们心灵的“最后停泊地”。他们这种情不自禁地逃避现实,躲进由想象和农村构置而成的“大自然”之中仍然透露着生命的悲剧因素。因为他们的抒情化乡村描写多是源于现实压力下的一种情感补偿和心灵松弛愿望。没有了“伤痕”期与乡村生活的迫近感,没有了心忧后怕的心理顾忌而多了几分矜持与绅士风度,他们的田园式乡村和乡村温情才可能涌现,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回归”乡村并不是真正的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与皈依,例如史铁生《插队的故事》结尾处主人公真诚的感叹明确地揭示了他与乡村的距离和他对乡村之爱的“叶公好龙”真相。所以从在这种无奈的回归中,我们触摸到了当代作家内心的隐痛。中国传统的古典的乌托邦,是用心灵的寄托来超越不完美的现实。然而这种超越毕竟是有限的,当代作家追寻老庄道家向往桃花源的梦境,远离现实的生存方式追求一种理想的梦幻使得他们的生命浸透了道家哲学无尽的悲凉。 在当代文坛,很多作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塑造或书写闲适小品文,以表现他们无为超脱的生命之道。然而透过文本的表面我们发现他们追寻生活的悦乐和超脱,但是不可避免地要回避现实,要遮掩人的罪性,遮掩超世秩序,遮掩能动有为的主体人格。例如阿城笔下的人物王一生不问世事,远离现实,凭任个性一头扎进下棋之中,他淡化了母亲和自己的灾难,漫不经心,仿佛谈的是一段别人的经历。还有“孩子王”、肖疙瘩都无须有对生活的奢望。他们确实在动乱的年代以此保全平淡冲和、旷达淡泊的人格,清静无为的性情,然而这种自我排遣外界的纷扰,缓解生存与环境的尖锐冲突,是以泯灭自我、遁入内心、放弃生命本能的需要和创造物质世界的热情为代价的。在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福贵、许三观的乐观与幽默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生命的痛楚与无奈。富贵最终没有被打败,默默的承受着命运所带给他的一切,其原因就是朴素的道家式的生存哲学:活着———忍受。许三观以卖血解救苦难,无疑是一种极为原始的求生方式,通过卖血他获得了他想要的,但是他所受的心理磨难却丝毫不比福贵逊色。作者不动声色中将人物的悲凉悄然呈现出来。至于小品文在当代的兴起,汪曾祺曾说过“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迄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4]可见作家们仍然是希望远离现实获得内心的暂时宁静。在这里,借用周作人的一句话,他指出“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消极的度世”。[5]中国人自古以来深受儒道文化的影响,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使他们不可能躲进个人的小屋尽享人生的恬淡,那么“顺性而为,与世无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除了上述道家式的悲剧意识在当代文学中的体现,其实当代文学中的伤老意识和如梦意识与道家思想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们都体现了道家深重的悲剧意识。王蒙80年代初的小说对于时间的流逝发出了“人生易老天难老”的焦虑的感叹。《夜的眼》、《海的梦》和《蝴蝶》中主人公对于时代变迁的困惑,《相见时难》中翁式含与蓝佩玉这对未成眷属的旧情人之间的陌生,《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中对于未尽生命的职责而终老的美丽的“紫绸花服”的叹息,都体现了生命对于时间的感悟。天地永恒,人生倏忽即逝,这与道家对人生短暂的感怀与忧伤是一脉相承的。贾平凹将《废都》主角命名为庄之蝶,其用意是取“庄周梦蝶”这一典故,意为庄之蝶不过是在做梦,所得到的一切,很快会失去,会归于无。人生总是虚幻的,人与命运的抗争,人为美好生活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是毫无作用的。池莉小说中的《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在渡轮上说生活是梦,结尾处他又梦见自己在空中对躺着的自己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绿水长流》感叹人生如梦,《让梦穿越你的心》(又名《心比身先老》)更是直接叙述了一个姑娘梦一般的经历。这些关于梦的描写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情节的需要而设置的。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意识。理想不能实现已经是一种悲哀了,而当人只能以梦这个虚幻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时,更会将人引入疑惑、绝望的悲凉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人通常关注的是老庄以超然对抗混乱,以淡忘对抗痛苦看似消极的疏离现实姿态中所透露出的悲剧意识,以及从人生如梦、时不待我的感叹中渗透出的道家式的悲剧情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和苏东坡“人生如梦”的慨叹弥漫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殿堂。而老庄在疏离现实之前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和焦虑却是经常被忽略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归之于消极地逃避现实人生。也由此可见,老庄的悲剧情怀中热情冷漠、积极颓废交织在一起,本身就是很矛盾的。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诸多的中国古代文人只能像老庄一样做徒劳的挣扎之后寄情于山水之间、接受老庄悲剧情怀中超脱一面了。而到了当代文学阶段,张扬个性意识,追求自由精神的理论主张随着西方启蒙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洪涌而至已成排山倒海之势,当代作家获得了全新的审视历史存在、关注现实人生的思维空间,更何况老庄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樊星说“从沈从文到汪曾祺,其间贯穿有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远离政治,亲近生命,亲近自然。———这样的人生观,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又与西方存在主义人生观息息相通。”[6]在胡河清看来“道家文化在剔除了糟粕部分之后,是比较容易和现代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原型”。[7]所以在这样宏伟的中西哲学汇流之际,当代作家对道家悲剧意识的承续和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们既走着老庄一以贯之的疏离现实寻求超脱的路途,又积极关注着极权政治下、人生困境中以及欲望中扭曲的现实人生,还感叹如梦和易逝的人生,不同的书写姿态传承着同样的道家悲悯情怀和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1]刘小平.新时期文学的道家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86: [2]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J].时代的文化研究.舒见中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98. [3]丰子恺.暂时脱离尘世[M]//.丰子恺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179. [4]汪曾祺.汪曾祺小品·自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5]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M].张明高,范桥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299. [6]樊星.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1). [7]胡河清.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M]. //灵地的缅想.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4. 作者简介:彭继媛: (1974-)女,湖南永顺人,吉首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 2010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