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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不顺。被“老虎”咬了两口。 一过了春节，我就开始忙活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创作。 这种采访，极其琐碎，极其需要耐心，极其考验你的功力。你得四处寻找、联系采访对象，再约定采访时间、地点，然后再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往往是费了好大劲，觉得这个人物不够典型，或与采访过的人物命运相似，只得又重敲鼓另开张，继续去寻找新的采访对象。写新生代农民工，手头起码得掌握六七十个新生代农民工“典型”，写起来才能游刃有余，才能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仅就采访量来说，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头大。 7月，临时接到任务，我和张帆赴青岛和武汉采访海军一位典型人物。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执行这种临时性任务，已经习以为常。4月，青海玉树发生地震，海军航空兵某飞行团“奖状中队”4101号机组，第一时间飞临玉树地震现场上空，采集到第一批航空遥测影像数据，为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也以最快的速度采访了机组，写出了《“奖状号”紧急起飞》的报告文学。 7月16日清晨6时，准备返京，海军一辆面包车送我们前往天和机场。我坐在驾驶员背后的座位上，车窗外下着蒙蒙细雨。 “嘭！”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否听见了这一声巨响。可能是在失去知觉几秒钟后，我本能地用双手捂住正在流血的左脸。张帆将我扶下车，这时候，整段马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我蹲在马路牙子上，只见中间的隔离墩，被对方的小面包车撞裂开十几米，小面包车斜横在马路中央，肇事司机仰面瘫在路面上。 第一辆救护车鸣着笛声急速驶来，我冷静地对救护医生说：“先拉那位司机，他快不行了。” 第二辆救护车把我送到同济医院急诊室，外科医生在缝合我左额上的13个伤口时(都是被粉碎性车窗玻璃击伤)，我听见他与护士在轻声议论：“这位军人命够大的，这个伤口离左眼只有半公分，再近点，这只左眼就没了。” 我既后怕又庆幸，还好，没伤着眼睛。 后来，我听说那位肇事司机只有23岁，也是个农民工。那天清晨，急着将一批服装送到一家批发市场，路滑，车速太快，出了事故。他在急救室里昏迷了三天三夜之后，才醒了过来。 听处理事故的同志讲，对方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过分的索赔要求。我说：“算了，农民工，还能要求他赔偿什么？我担心的是他会不会伤残，以后还能不能工作？”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9月9日，办公室装修，我在搬运东西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够惨的，断了四根肋骨。我不得不中断了采访和创作，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一位朋友来看我，连说：“万幸，万幸。”他的意思是，我要是把脊柱摔断，那就真的惨了，肯定截瘫。想想也是，与截瘫相比，断几根肋骨算什么？难道苍天真在暗中佑护我？ 头一个星期，每隔6小时，我就得口服一颗叫“泰勒宁”的止痛片，以止住剧痛。当疼痛稍稍缓解些，我的脑子又开始活跃了，想的都是：农民工，农民工，农民工！夜里，待同室的病友睡下之后，我便拉上屋子中间的隔离帘，打开笔记本电脑，又开始与农民工进行对话。一个月后出院。医生再三交代：避免剧烈活动，一定注意休息。 刚到家，便得到一个信息，在北京东郊有个叫皮村的地方，聚居着大量农民工，活跃着一支打工青年艺术团，还有一个打工博物馆。我像突然间发现一座矿藏一样兴奋。 第二天清晨7点，我赶往东郊，好不容易找到皮村。这里的打工青年为我讲述他们的打工经历，为我演唱打工歌谣，带我参观了中国独一家的打工博物馆，一整天，我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中。 夜里9点，我拖着像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家里，一下子瘫靠在沙发上，肋部一阵隐痛，累得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 两天后，我再一次深入皮村。 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报告”的“真实”，而深入扎实的采访，便是寻找到这种“真实”的惟一途径。仅仅靠“思想”，哪怕是最犀利、最权威、最精彩的“思想”，也是无法成就生动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的。所以，每创作一部作品，我都是采取愚笨而又吃力的办法，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即使在采访上花费再多的精力、再苦再累，我从来都觉得是值得的。 算起来已经有20年了，由于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贫困警示录》《中国山村教师》《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等报告文学，有人称我为“反贫困作家”，有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社会责任感”是最基本的担当；而报告文学一旦失去了“社会责任感”，或失却了相应的“批判性”，还能成为报告文学吗？ 写了20年的报告文学了，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思来想去，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普普通通的士兵、失学儿童、乡村教师、还在贫困线上苦斗的民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记得是在太行山区涞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遇到一位名叫李恕的老师。1953年，作为涞源一中的首届初中毕业生，19岁的李恕，响应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当老师。在村小那块小讲台上，一根教鞭和一本字典，陪伴他度过了40个春秋。有的是祖孙三代，有的是父子两代，全村有文化的村民几乎都是他的学生。这中间，他也曾经有过调离的机会，可是，一想到自己走了，没人接班，孩子们就要失学，他又坚持了下来。我们临走时，陪同我采访的领导问李老师还有什么困难，他想了想，说：“村里不通电，晚上改作业和备课都要靠煤油灯，分配的煤油实在不够用(那时候的煤油还按计划供应)，看能不能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 一位在山村默默无闻坚守了40年的老教师，惟一的要求仅是每个月多供应一斤煤油……在李恕的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忠厚笃诚、任劳任怨、大忠大义的品质。我的许多采访对象都像李恕，一直在为我的灵魂“充电”，他们在我心中矗立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实际上，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一直在激励我写下去。尽管我手中既无权又无钱，解决不了他们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他们的工作问题，甚至连农民工让我帮他们的孩子找所学校上学我都解决不了。但只要你关注他们，只要你的心与他们的心贴在一起，或者，哪怕你能认真地听他们倾诉一番，他们便特别地欢迎你，愿意同你讲真心话，愿意与你交朋友。老百姓的善良和淳朴，让我感动，同时又让我感到愧疚。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20年前，我到广西平果县一个叫汤那囤的小山村，调查失学儿童的状况。刚巧是开学的第一天，五年级有5个女生由于家庭贫困而没来报名。我让校长把她们找来，村子很小，不一会儿，5个女孩便站在我的面前。寒风中，她们都穿得非常单薄，用纯洁而渴望的目光望着我。我问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想读书！”后来我写了《托起明天的太阳》的报告文学，其中“五个少女的灰色故事”一章是专门写她们的。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爱心人士伸出了援手，村小一共收到了26万元善款。村里用这笔钱修了路，架了电线，还实行全村儿童免费上学。村民们说，是希望工程让他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10年后，我重返汤那囤，问起那5个女孩的情况，校长告诉我，由于得到希望工程的资助，后来，她们上了中专或大专，都有了工作。校长带我走进其中一个女孩的家，她母亲对我说，女儿在南宁上的中专，就留在南宁工作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在昏暗的屋子的木板墙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写着的两个词“希望工程”、“海军作家”还依稀可见。我的心不由得一震，我想，这也许是这位女孩得到希望工程资助后的感言和对一位作家的思念。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海军作家”四个字，当成是所有的采访对象、所有的底层民众，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辞虎迎兔。与王者老虎相比，兔子属于最普通、最本分的小动物。 继续关注普通老百姓，为普通老百姓而写作，已成为我的一种本能，而且也是必须保持下去的本能。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