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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国门开放，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日多，在现代精神观照下，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我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文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两个在当时令人注目，在今天看来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学术领域：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后者几经拓展和正名，就成为今天国内外许多华人作家、学者积极参与的世界华文文学。有一些文学现象，在其初兴之时，看来似乎只是具体局部的现象，但将其放在文学的整体发展中，就成了有全局性影响和意义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以及后来这一领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其对世界性汉语文学的研究，世界汉语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华文化向外移动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都有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从它与相关学科互动的角度，论述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对比较文学领域的拓展和意义。 中国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一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本土，它们是共生共进的两个新兴学术领域，都具有世界性、开放性的特点，彼此有很深的学术关联。 如果以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作为一个标志，海外华文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1982年(广州)①，比较文学首次研讨会的召开是1983年(天津)②。此后，海外华文文学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比较文学每3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现在，已各自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学术队伍，还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学会③，出版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和《华文文学》，并且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不但诞生的文化背景相同，其所经历的途径也十分相似，都是走由“上”而“下”而不是传统学科所走的由“下”而“上”的道路。我国以往各传统学科的确立，基本的途径都是先有教材或相关教科书，在本科专业开课，然后才慢慢成熟起来，成为本科专业的一门稳定的课程；经过长期教学实践，有一定的学科基础之后，才建立硕士点，直至有高层次、前沿性的学术成果和影响，再建立博士点，培养该领域的高学位人才，与此同时，成立各种相关的研究机构，主办国内外学术会议，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圈子。这是过去许多老学科所走的路。但是，这两个学科发展的途径不是这样，是先由高层学者倡导，在国内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研讨班和讲习班，培训人才，在国内外形成较大影响，然后依托相关学科招收高学位的硕士生、博士生，直至学科各方面条件相当成熟，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才编写出各种不同层次的教材。这种由“上”而“下”的学科发展道路颇具特殊性。但从两个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学术知识背景不同，发展的进程和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并不完全一样。比较文学在国际上是一个老学科，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且早就成为一门“显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初入传中国之后并没有发展起来，上世纪20—30年代，虽曾受到学界的关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对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文学进行比较的论文和文章，清华大学还先后给学生开出《比较文学》、《中西诗之比较》、《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等课程[1]。但抗战以后因社会的变动就静寂了，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学术生机，蓬勃发展起来，有一定的学术积淀和历史基础。20世纪80年代该学科复兴之时，国内学界已有一批这方面学养很深的学者，他们学贯中西，虽然年龄较大，但学术造诣深，在学界有号召力，并且身体力行，所以学术活动和成果很快就与国际接轨，开展学术交流和对话，学科迅速走向成熟。现在这一领域的许多成果，已进入世界比较文学的视野之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自1985年在深圳大学成立至今，已有整整20年的历史，召开过八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还在香港承办过“第十七次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现在这个学科已无人不知，也有了本科专业和若干硕士点、博士点。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全新学术领域，而且是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开来，虽然起点与比较文学同时，但没有国际上这方面经验的借鉴，是早期的先行者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20多年来，已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术队伍，有数以百计的学术著作和难以计算的数量很多的学术论文，召开过13届学术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培养了不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但由于这一领域的参与者横跨世界各国，直至2002年5月才在暨南大学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学会。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新的学术领域，它已受到国内外华人学者、作家的认同，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但是，海外华文文学要作为一个有经典意义的成熟的学科，还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不断深入，推进深入，关系到学科发展的前景，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影响。现在我们还缺少有理论体系能构成学科依托的权威著作，这是近期学者们正在努力去做的一件大事。此外，由于语言的局限，这个领域的许多作品和研究成果还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关注。为此，应倡导和支持国外有双语写作能力的华人作家，进行双语创作；还要推动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在学术研究上，将华人的汉语文学和华人的非母语文学打通研究，与具有国际性和多种语言优势的比较文学联姻，寻找更广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学的内在规律，以及其蕴含的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特征。 海外华人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它们发展的过程有相同与相似的背景和路径，所以这两个领域的根部和肌体，有不寻常的天生的学术联系。彼此之间有若干学术上的交叉地带，在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上，有许多可以互通和相互跨越的学术空间与视点。 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均属于文学研究新辟疆域，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两个领域的确立，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它们之间，也是互动共进的。关于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互动，我在《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一文中已有所论述[2]。这里我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成果中存在着若干可供比较文学拓展的新视点。 首先，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为比较文学提供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探讨对象和新的学术空间。比较文学的学科精神、学科个性在于：跨越。通过跨文化、跨学科等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对话，促进互识、互证、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特别是对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沟通对话。所以，开放交流、沟通对话，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 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本土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延伸和发展，形成一个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是华族文化向外移动，与各种“异”文化接触、对话、融合之后形成的。所以这个领域所面对的是多种不同中外“混合”文化主体之间的多元化对话，这种对话，既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域的“对话”，也不是同一民族的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对话”，而是一个民族向世界各方移动以后形成的种种不同视域的“会谈”。向外移动以后所接触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可能完全不同，而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对各种“异”文化所持的态度也是各种各样，兼之各个国家、民族的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这种“对话”或“会谈”是多重复杂的。 为了探索、研究各国华文文学在与异质文化交汇以后形成的新形态、新特点，就必须有比较文学的开放意识和跨文化视野，不能只是以单一文化眼光审视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多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叉点，如果只了解“自己”，不了解“他者”，就难以解释这种复杂的“混血”文学现象，不利于认识其中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往往是求“同”多于探“异”，事实上，其中“异”的文化质素更值得我们关注，正是有了各种各样“异”的介入，才构成这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 海外华文文学处在中外文化相遇、碰撞的最前沿，当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从大的方面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原先本民族文化和居住国主流文化的差距、间隔形成的紧张关系与矛盾；二是居住国各种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由此而引发的华族文化与其他边缘文化的矛盾。而这些，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映在华文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中。华人移居海外，原因十分复杂，各移居国的文化生活环境也不一样，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生存的状态各不相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海外华人的经历，都是炎黄子孙在地球上延伸的轨迹，各种坎坷曲折，是喜是悲，都是中华儿女的传奇。海外华文作家从自身的体验出发，结合在域外的所见所闻，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些家在别处的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这是他们感受文化差异之后的艺术结晶。尽管海外华人作品写的是华人，说的是华人的故事，但当中有他们在与其他文化交遇之后所获得的新的感受和认识，具有跨文化的特色。它既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也不同于居住国的主流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一种有特殊文化载体的文学，对其作解读和文化诠释，也是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所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实践，是在一个方面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涵，其新意在于：可以将它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向多方面移动的一个依据来研究。 其次，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国别、地域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内容。 在传统比较文学的跨国别、跨学科和比较诗学研究范式中，未见有关于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内外华文文学的阐释。但是，事物在不断发展，学科的内涵也是如此。应该说，所有的学科都是一种“活的存在”，是一种从过去延续至今，又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动”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变化、扬弃、丰富发展的过程。20多年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执著某一时空条件下的“成说”，接纳海外华文文学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论题，在学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设立这方面的圆桌，就是一个实例。 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有可能为比较文学提供一系列新的视域、新的对话模式、新的融合和超越的机缘。海外华文文学在各国“旅行”、“居住”，开花结果，生成、发育、发展的条件、土壤很不一样，对它在各个国家、地域的起点、传播、中介、影响、融合、变形等等地追问，就极具比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国内学坛对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推动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还未有关注。事实上，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的文化质素，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已出现了不少海外华文文学的优秀作品，这就为文学研究提供一批可以进行新的理论阐释的文本。比较文学的学者，如能通过海外华文文学色彩多样的文本，研究其在不同文化相互认识中对待彼此关系的态度，如何在互相参照中，反观“自己”，发现“自己”，甚至再造“自己”的内涵，应是一个有创造性和理论意义的角度。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是：(1)华族文化向外移动后创造性转化和重建的问题；(2)探讨其在向外移动后某些文学共相和特殊规律；(3)进一步发现和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意义问题，重点是它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文学形态和美学经验。 再次，海外华文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纵横交错的文化“边界”，有助于比较文学去发现、建立新的学科“边界”。为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使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本领域有可能获得新的突破。 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特点，就是学科和方法的多元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相互融合、综合的时候，因而学科发展的途径也应是多元、互融的，正如巴赫金所说，每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事实上，每一个学术领域也都在边界上，文化疆域没有固定的内域和截然分界线，文化上的“边界”，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界，“而是一种关系走向，指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分隔和关联”[3]，所以，承认“边界”，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学科也是一样，各个学科有自己的对象、规范、模式，也有相对的空间，有彼此相关的交叉点，可以进行“间性”对话。这些空间和间隔，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从而出现审视问题的盲点，所以要通过对话，关注学科之间的“间性”，拓展这些“间性”领域，在两个相关学科的交叉地带培育出学术的新思路，提出新理论，寻找新的超越的可能性。海外华文文学应是汉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就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而言，也可以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一个“间性”学科，为了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从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以来，连续几届研讨会都给予相当的关注，因其有深远的比较文学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如能投入更多的力量，有可能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作出新的有突破性的贡献。 注释： ①1982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发起，与厦门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联合在暨南大学举办首届“台港文学讨论会”。 ②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市外国文学会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 ③1985年10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成立。 【参考文献】: [1]杨周翰、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年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5. [2]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J]. 暨南学报，2000，(1). [3]王宾、阿让·热·比松. 狮在华厦——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3.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 期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