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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菊天生是一个喜欢讲话的人。 我和她认识的第一天，她还装作像一个淑女，差不多的话都留给我在说，而她只是听。当然，我后来知道那是假象。就像她说的，街上很多人，我喜欢扎在人多的地方打电话，嘈杂，不安全。我拎着一只浅绿色的包，胡鹃说这是浪迹天涯小绿包，于是我就跟电话那边的他说，我拎着浪迹天涯小绿包。 当然，这一发现并非始于她的小说《哦，乖》——虽然在上面我引用了《哦，乖》的唠叨作为证据，但不是。真正让我明白真相的，百分百是她的《海滩》。这篇写于2003年的作品——我们好像已经相处两年多了，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那是在我们相识之前写的。不是因为她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相识之前，而是因为她讲述的那种劲头，我觉得非常远—— 一坐下来，我就忍不住想起了我的男朋友，想起我那充满错觉的恋爱……那天晚上，他跑到我的宿舍找我，外面下着很大的雪。我当时是那么的兴奋又是那么的羞涩，我甚至想赶快把他从我的宿舍带走，我不能让人看见我跟一个外校的学生半夜三更还在一起吧？我皱着眉头把他从宿舍里带了出来，在操场上，我们站在雪地上，我跟他说你来干吗啊？他笑着说，来看一个朋友，也是你们学校的。我说哦，那我回宿舍去了。他拉住我说，我跟他见过了，现在特意来看看你的。我当时心里觉得一阵难受，甚至有点恶心，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个年貌相当的男青年交往，好像只能停留在思念的阶段，每一次实质性的接触都让我焦灼愤怒。 我不知道我问过她没有？即使大雪纷飞，外面冷得来让人无法喘气，也没有理由把每一次实质性的接触都转化为愤怒且焦灼吧？倾听这样的讲述，想象中她在你耳边反复张扬几个字又刻意隐瞒几个字，的确迫使人学会沉默。我就是这样开始沉默的。在王小菊激情万丈的小说创作过程中，作为她必须扮演的第一读者，我无语。 其实这之前她已经写出了《我和王小菊》，有评论家也已发现那是“一种奇怪的语调在说话：不在此也不在彼，不在身体也不在精神”。不过因为她讲述的故事本身的奇特，让我对她讲述的方向稍微有所偏离。 这句话我当时并不敢说，即使现在说出来也有点忐忑。王小菊对于自己写作的迷恋，几乎不亚于任何一个伟大作家。我曾经在一次梦中，看见她从十七楼一步一步爬上来，手里提着一大包毛线编织的帽子。关于这个梦，我没有对她讲述过。因为就算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梦究竟是啥子意思？ 还是说《海滩》吧。《海滩》比《我和王小菊》似乎更愿意回到日常，作者的讲述力度在把握具体的场面上也有了突出的转变。这是几年来我个人推崇前者更甚后者的原因，它构成了我每一次回忆这篇小说时均有一种“被再听”的冲动。 从结构上来分析，《哦，乖》和《我和王小菊》是一路的。它们构思巧妙，故事编造合情合理，即使略微出格，也能够满足小说所要表达的女性对于世界独特的观点。虽然我不明白这会是一些啥子观点，甚至不明白阅读这样的故事对于不同性别的读者——对于他们的身体会产生多大的差异。 而《海滩》不是这样。《海滩》的结构比较散漫，讲述的故事也比较简单。它仿佛是一个脑袋很大、身体很小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看上去非常滑稽，而在漫画世界里它也许就不滑稽了。它甚至十分可爱——好在《海滩》不是现实之物，它是王小菊的小说，所以我看它的时候它是可爱的。 当然了，把《酒过三巡》拿来和《哦，乖》相比，拿来和《海滩》相比，前者在冲击力上显得没有通俗性。通俗性，这包感冒冲剂，对于当代小说，特别是对于它们的阅读，几乎已经超出了“讲述”本身。 我坐在一个少了一个轮子的沙发上，那感觉如同沦陷。很多词语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就变得生动并和自己有关系，比如这个少了个轮子的沙发，让我理解什么是沦陷。我沦陷在沙发里，在我的左胳膊边是一个男人，他歪斜在沙发上，挥着手问道：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杀儿童？ 都江堰对于王小菊而言，它是遥远的，甚至是偶然的。都江堰的故事对于王小菊而言，自然更是遥远的，甚至更是偶然的。但是，对于那条汹涌奔流的千年之水，对于偶然邂逅的几个人，王小菊讲述的欲望却并不比它少。将近十年之后，王小菊“酒过三巡”，重提往事，居然还是滔滔不绝。她把过去和现在打乱了，既然是摆龙门阵，那就说到哪算哪。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清楚，但无所谓，她在讲，这就够了。 事情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不得不相信，王小菊正在改变自己讲述的目的。一开始，她感觉心里装着许多精彩的故事，不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她的心里自然不好受。而后来，后来她发现讲述本身是她的需要。性心理专家认为，反复唠叨是一个女性呈现她旺盛的情欲最实在的方式。这样的方式，构成了另一个事实：相比较男人而言，女人天生就是诗人和小说家。她们看得见语言和语言间的出入。 那本来是上帝的本领，她有。 原载：《西湖》2010年第09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