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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女阿五》《女勇士》《喜福会》三部作品看华裔作家——多重视角探索移民身份 由于身处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美国华裔作家经常面临某种归属的困惑。他们的作品，便往往反映出作家对这种困惑的思考。以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为例，这三位女作家都采用了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方式，来探索自身由于复杂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多重身份。虽然她们出生、写作于不同的年代——黄玉雪为40年代，汤亭亭为70年代，谭恩美为80年代——但显而易见的是她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目的，即探索和理解自我，并试图理解自我之后的历史与文化。 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最初发表于1945年。小说记录了作者作为一个出生在美国却成长于中国家庭的“华女”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与艰难，叙事方式也相应往返于两个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始终在一新一旧、美国与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穿梭。前一章中，作者还在叙述美国教师及同学对她的影响，表达出她对美国少年独立自主意识的敬佩。后一章里，她又讲述起自己的外祖母及外祖母对她讲的故事。正是这些使她受益匪浅的故事，如同水与阳光一样，使她能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健康成长。这种穿插往返的叙述方式，即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平衡与和谐。自始至终，作者都力图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在时空的交叉中，她创造出了一个超越空间局限的新的自我。 汤亭亭的《女勇士》则把这种探索与追求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同样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女勇士》融历史、传记、神话、传说及回忆录为一体，通过母女两代共同讲述故事的形式，将个人的家庭历史转变为一种集体历史。它的叙事方式超越了虚构与写实的界限，以作者的故事开篇，穿插引述其母亲及姨妈们的故事，从中国讲到美国，从上一代妇女讲到下一代妇女，从太平洋彼岸讲到此岸，跨越了几代人，也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形成了多角度、多维度的讲述。在引述母亲及姨妈们的故事时，作者还一并融入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及对自我身份的探索。 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同样体现出作者对个人史、家史、社会文化史的多角度探讨与观察，体现出她在融合过去与现在、个人与历史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章中，由汤亭亭讲述的花木兰，已经与传统中那个替父从军、荣归故里的巾帼英雄大相径庭。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恪守孝道，淡泊功利，遵守妇德，但汤亭亭的花木兰，却已经符合当代女性主义形象。这个新式花木兰被鸟儿呼唤，进山修炼，学成下山，投身军营。她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向无敌，一路劫富济贫，杀进京城，砍皇帝，罚恶霸。最后不仅成为女英雄，也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实现了她追求美满家庭生活的愿望。汤亭亭写蔡邕之女蔡琰身处异国却仍然心系故土，创作出《胡笳十八拍》悲凉铿锵。这又与她自己生长于美国而努力理解母语文化形成比较。作为一名美籍华裔，她强调必须努力理解并探讨自身所处的困惑与矛盾，从而不断发现自我。通过这种穿插讲述几代妇女的不同经历，将家史与历史、上辈与下辈，过去与现在有机结合的叙述方式，作者最终在矛盾冲突中寻求到了平衡与和谐，对自己的多重身份有了新的理解。小说最后，母亲与女儿也终于达成了和解。 在小说《喜福会》中，谭恩美进一步运用转换叙述角度的方法，成功传达出母亲们的声音。与《女勇士》一样，《喜福会》中的母亲们也是作为历史与记忆的一种中介，起着连接过去与现在的作用。与《女勇士》不同的是，《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却相互关联。通过这四位女儿、三位母亲的声音，通过她们各自讲述的生活背景与经历，痛苦与困惑，理解与探索，表现出个人与家庭的复杂关系，更体现了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小说中，文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与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这四对家庭也因此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母亲们是通过回忆将历史与现在连接，那女儿们则通过母亲们的回忆在寻找、探索、理解自我。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们，一开始并未意识到母亲们的故事对自己的意义，她们甚至拒听母亲们的故事。但随着家庭、婚姻中一系列挫败的来临，她们被迫重新认识母亲曾经给予她们的劝告与预言，并最终理解母亲们的一片苦心。最重要的是，女儿们不再排斥母体文化，她们意识到，只有重新认识并理解母亲们，才能最终认识并理解自己。这种相互的理解与认识，就表现了两代人、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凝聚力。 在《华女阿五》、《女勇士》及《喜福会》中，三位女作者采用多重转换的叙述方式，探索了美国华裔的多重身份。她们所讲述的故事，不仅是她们各自家庭的故事，也是所有渴望理解自身、了解先辈、了解自身文化的人们的故事。她们的故事，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故事。 原载：《文学报》2007-06-15 原载：《文学报》2007-06-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