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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活动，基本上要涉及到三种事实，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及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任何的研究活动都不是在一个单纯封闭的情况下进行，都会受到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对于台湾文学来说，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台湾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研究格局里，并呈现出特殊的研究形态。在第一个十年里，台湾文学在大陆的出版实际上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参与到了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其出版作品的数目、种类，内蕴的出版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研究的格局。但这个因素常常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使得以往对台湾文学的研究缺乏一种全面的关照和反省。本文试图从这一崭新的角度出发，在对出版史料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考察1979—1989年大陆的台湾文学出版和台湾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台湾文学研究历史的返观和重构提供一个补充和参照。 一、台湾文学出版和研究的“唇齿相依” （1979—1981）在1979年以前，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政治上、军事上严峻对峙的状态，随着“文革”的结束，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引下，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告台湾同胞书》，希望两岸进行学术文化活动的交流，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促进两岸早日和平统一。在这种开始缓和的政治背景下，大陆的杂志陆续开始刊登台湾文学作品，出版界也着手出版了一系列台湾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刊登与出版构成了台湾文学研究起步的前提和基础。 从1979到1981年，台湾的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文学都以选本的形式获得了出版，除个别为地方出版机构如福建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之外，基本上负责出版的均为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事出版社等,甚至成立专门的编辑委员会组织出版。譬如《台湾小说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编辑委员会编辑。从各类台湾文学选本的出版说明中，我们都可以读到类似的文字：“我们希望这本表达台湾同胞心声的诗集，不仅在增进大陆同台湾骨肉同胞的相互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上发挥应有的影响，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能起到互相观摩，共同前进的作用。”［1］ 由此可见，台湾文学作品在大陆的出版一开始并不是以自身文学价值的独立自足性获得出版，它肩负着“促统”的政治目的，服从并满足“促统”的需要。这正是由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决定的，体现出台湾文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台湾文学的出版一开始必然是摸索着，在政治所许可的尺度内小心谨慎地进行，从作家选择到文章的编选，都潜在地体现了政治因素的决定作用。 从出版的作家作品来看，除了日据时期著名的爱国作家吴浊流之外，其余几位皆为从台湾移民到海外的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李黎。选择这些作家作为首先出版的对象，一方面，因为他们置身于海外的场域，他们作品的传播和介绍避免了过多意识形态的干扰，“安全系数”较高。其次，被介绍的三位女作家都曾回国探亲。她们的回国经历使得她们的作品在台湾被禁止出版，但是她们主动亲近祖国、了解祖国的友好的姿态，却使得她们的作品在大陆率先得到了出版，并受到了热烈的关注。［2］於梨华于1975年和1977年曾两度回国探亲，回到美国之后，曾巡回各所大学，作专题讲演，向美国朋友介绍她们在祖国的见闻。她还写了大量的报告文学，结成《新中国的女性》和《谁在西双版纳》两个集子。而聂华苓也于1978年，举家回到她阔别三十年的祖国探亲参观访问。李黎于1979年回国探亲游历。参见《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张葆莘，《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从选本编选的作品类型来看，出版的两本散文选《台湾散文选》和《月是故乡明》以及诗集《台湾诗选》、《爱国怀乡诗词集》，基本上都以“爱国、怀乡、思亲”为主题，作者并不是台湾地区杰出作家的代表，而是来自各个行业，表明了这类主题在大众的文化心理中蕴含的普遍性。诗歌有古体诗，有现代新诗，表现手法基本上都是遵循着朴素的写实风格，60年代风靡台湾诗坛的现代主义诗歌基本没有入选。出版的小说选集《台湾小说选》、《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基本上以70年代台湾乡土作家的作品为主，正如《台湾小说选》的前言所说的，“从这本选集，可以看出台湾作家的作品同祖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他们以写实的手法，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台湾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3］在出版的作品中，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中具有较多性描写的第四部分遭到了删除，体现了出版部门对作品的严格把关。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作家小说选集》选取了“一九二六至一九八一年，凡五十五年间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力求较系统地体现出台湾地区我国中短篇小说创作和发展的概貌。”［4］这个选本相对避免了意识形态的过多干扰，凸现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台湾文学地图。 从以上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台湾文学初期在大陆的介绍和传播，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台湾文学初期在大陆的介绍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政治。政治成为台湾文学介绍和传播的直接推动力。在政治的推动下，出版界为大陆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台湾文学的“小窗户”，正是通过这扇“小窗户”，被压抑多年的台湾文学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进入到我们的文学视界中，丰富和扩充了我们的文学感受。 但这种蕴含的政治价值，也使得最初的台湾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难以摆脱特定的政治尺度的影响。萧乾的《台湾文学——一九八年三月十八日在文学研究所讲话摘录》则鲜明地体现了在“促统”的旗帜下，政治对台湾文学研究的“规约”和“引导”。在文中，萧乾指出“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来说，乡土派是比较接近我们的。现代派同我们格格不入。但我们今天与他们的关系，涉及到更重要、更广大的方面，即统一祖国的大业。我们应该团结双方。在团结双方的同时，也许会略偏重于乡土派。”［5］ 在这种潜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一批70年代的乡土作家杨青矗、王拓、陈映真、宋泽莱、黄春明以及日据时期具有鲜明爱国立场的作家钟理和、赖和、杨逵得到了较多的介绍。这种介绍性质的文章篇幅短小，但却往往形成了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内容介绍+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相对完整的叙述模式。这种批评模式既是当时普遍存在于文学研究界的批评模式的反映，同时也是当时史料缺乏，作家作品出版极不完整的情况下的反映，虽然这种批评模式简单浅显，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帮助读者了解作家基本情况的作用。而对于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作品具有现代派特色的作家，由于作品出版得相对较多，因此，尽管他们的相关批评没有摆脱这种模式，但在这个模式内仍然出现了一些研究得较为深入、全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呈现出一种“两分法”的评价体系。即先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指出了他们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反映的不足，但同时对他们的艺术手法表示了更多的肯定。这种评价体系既是文革时期批评思维方式的延续，又表达了他们力图挣脱这种模式对作品进行客观分析的意愿。同时符合了当时既表明态度，又“团结促统”的政治立场。 二、台湾文学出版和研究的发展 （1982—1984）1982—1984年，除了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的作品继续得到出版之外，由台湾赴海外的作家张系国、陈若曦、赵淑侠，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钟肇政、陈映真、王拓，五十年代由大陆赴台的女作家林海音、日据时期的第一代作家赖和的作品都得到了出版。在诗集出版方面，体现了编选尺度的逐渐打开。不仅有主题集中鲜明的《台湾怀乡思亲诗词选》，也有由大陆诗人流沙河选编的介绍评议台湾现代派诗人的《台湾诗人十二家》，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台湾诗选（二）》，则选取了90位台湾省作家的150首诗，包括了各种风格流派。此外，友谊出版社还于1984年第一次在国内推出了分别属于不同风格流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覃子豪、秦松、蒋勋、高淮十的诗歌专辑。散文的出版一直属于台湾文学出版的弱项，在1984年也第一次推出了赵淑侠的两本散文集和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选本方面，从编选的篇目来看，乡土小说的出版与介绍仍然受到特别的重视，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了《台湾乡土作家选集》。但同时，编选的尺度也有了较大的开放性，编选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台湾乡土作家，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介绍，特别是一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也在多种选本中得到了介绍，如琼瑶、玄小佛、蒋晓云、袁琼琼等。正如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中篇小说选》的前言所说，“这套丛书主要收选台湾乡土派和现代派的中青年作家的近作，兼顾不同时期和类型的作品……男女作家比例也作适当考虑。” 1982—1984年，由于出版的作家作品日益增多，介绍性质的文章不断减少，出现了越来越多研究性质的文章，评论开始走向学术化。尽管这些文章的主体仍是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内容介绍+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的叙述模式，但是，在这个模式内的研究文章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提高，并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从艺术角度对作品进行探讨的文章。在这一阶段，由于乡土派作家的作品得到了较多的出版，关于他们的研究文章的深度有了提高，并且多位作家受到关注，如黄春明、陈映真、王拓、钟肇政等。 在这些研究文章中，呈现出一种“趋同”的研究模式，特别在对黄春明、陈映真的研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这些评论文章中，作家的创作被分为几个时期进行描述，后期的作品是对前期作品的超越，并被概括为一个现实主义不断深化，思想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比如蔡美琴论陈映真的《从现代主义的迷朦到现实主义的追求》、吴文辉《向着反映现实的深度突进——台湾省黄春明的小说创作初探》等等。这种研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效地概括了作家创作在题材和描述手法上存在的变化，但是这种“抑前扬后”的进化论式的概括模式，以及用现实主义的不断深化作为整个创作的明晰线索，实际上把丰富复杂的创作活动“提纯化”和狭隘化了。而这种论述的“趋同”倾向以及把现实主义的深化作为一种方向进行提倡，则体现了文学依附于政治的旧有的文学观念在研究中仍然具有普遍性的存在。 此外，首先进入研究视野的海外作家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在这一阶段仍然受到了关注。特别是白先勇的作品，以其精湛圆熟的艺术技巧继续吸引了众多的评论者，专门对他作品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探讨。在诗歌方面，由于流沙河率先在杂志上连续介绍现代派的诗歌，并结集出版，由此掀起了一股台湾现代派诗歌的介绍和评论的热潮。这一阶段对台湾现代派诗歌的评论基本秉持着两分法的观点，即肯定在艺术领域自有其贡献，但在思想上却没有进步意义。但对艺术手法的肯定，对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散文方面，由于出版的资料匮乏，相对于小说、诗歌而言，其研究还处于滞后的状态。 三、出版体制的转轨与台湾文学的 出版和研究（1985—1987）如果说，最初台湾文学在大陆的出版受益于政治的同时也受囿于政治，那么从1985年开始，由于出版政策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逐渐缓和，蕴含在出版中的政治情结不断减弱，而市场经济开始成为影响台湾文学出版的主要因素，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84年，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出我国的出版单位要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同时提出要适当的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出版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1984年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对图书定价管理体制进行初步改革，中央一级出版社继续按“保本微利”原则和定价标准幅度，制定本单位图书定价，而地方一般图书的定价由地方管理。这些改革使得我国的出版事业由计划经济一步步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中，市场体制、市场观念开始强劲地挤入出版人的理念中。而这种转变在1985年到1987年台湾文学的出版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首先，通俗文学开始进入台湾文学的出版地图，改变了原来仅由纯文学构成的单一出版结构，并掀起了持续不断的出版热潮。其间最典型的就是琼瑶的言情小说的出版。从1985年到1987年，大陆各地方出版社共出版琼瑶的言情小说达21部（按不同的书名统计），是当时任何一位台湾作家所不可企及的，显示了琼瑶的作品在大陆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作品的出版数量仅次于琼瑶的是高阳的历史小说，共计13部（按不同的书名统计）。 其次，大量台湾女作家创作的关于女性的婚姻、爱情、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得到了大量出版，李昂、朱秀娟、蒋晓云、萧丽红、萧飒、杨小云、廖辉英、郭良蕙等女作家的作品陆续进入了大陆读者的视野。这些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既是台湾畅销书榜上的“常胜将军”，在大陆也受到了欢迎。而女作家三毛所创作的散文也在大陆得到了大量出版，并在短短几年里，一些作品再次重新出版，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再次，在各类作品选本的编选上，首次集中体现了编辑对大众心理的揣摩和精心的策划。具体体现在冠以各类新颖名称的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散文选集的大量出版。比如《情人：台湾中短篇小说选粹》、《独身女人：台港女作家作品选》、《姻缘路：台湾爱情小说精粹》、《雪地上的星星：台湾爱情小说选》、《黑色大蝴蝶：台湾爱情小说佳作选》、《台湾爱情诗选》、《台湾当代爱情诗选》等等。 除了这些鲜明体现出市场因素的“畅销书”之外，1985—1987年的出版界仍然出版了一定数量的纯文学作品。小说方面，王祯和、黄春明、王拓、吴浊流、李乔、宋泽莱、陈若曦、白先勇、林海音、於梨华、柏杨的作品集得到了出版；在诗歌方面，吴晟、席慕蓉、施善继、痖弦、蒋勋、向明的诗集得到了首次出版；散文方面，柏杨的杂文、蓝菱、许达然、陈若曦的散文集得到了出版；此外，在戏剧方面，还首次出版了由林克欢编的《台湾剧作选》。 总之，1985年—1987年台湾文学的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论是体现在出版的作家作品的数量上，还是出版的作品的类型方面。台湾文学的出版地图第一次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这种多元化的出版格局也带来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格局的多元化。 相应的，1985—1987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关于台湾女作家的介绍评论文章，台湾女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整体”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女作家分别属于台湾文学不同的阶段，代表着不同的文学类型，但是在这一时段都陆续进入到了研究视野，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研究景观。 而“琼瑶热”席卷大陆，在评论界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一时间众声喧哗，成为1985—1987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台湾的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这次关于琼瑶小说的讨论，虽然没有直接的交锋，但是不同声音的存在，显示了台湾文学研究中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格局。而讨论规模的热烈，涉及层面的广泛，也使得台湾文学在大陆的接受和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尽管出版对象仍然对研究者发生着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专门刊登台湾文学的刊物的出现和不断产生影响在刊物创办方面，创刊于80年代初期的《四海》（1986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0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1997年终刊）、《海峡》（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主办，1981年创刊至今）、《台港文学选刊》（由福建省文联主办，1984年创刊至今）作为专门刊载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专门刊物，在沟通两岸文学，创造一个共享的文学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文学的传播途径日益多样化，研究资料也由于不断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研究者们无须在研究对象后面做亦步亦趋的跟随，而有了较多的选择性。研究主体的能动性不断的加强，研究的格局不断扩大。文艺思潮、文艺流派、作家作品论、诗歌散文研究、文学史料钩沉等各方面的研究都逐步展开，呈现出一个相当丰富的研究状态。 四台湾文学出版和研究的分裂 （1988——1989）1987年，在台湾实施达38年之久的“紧急戒严令”废除，台湾民众可以经其他国家来大陆探亲。这些事件都对台湾社会造成了重大冲击，并在大陆的台湾文学传播和研究领域得到了直接反映，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从1979年到1987年，由于大陆和台湾社会的阻隔，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严重受制于资料的获得。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资料获得的唯一渠道便是官方出版的有限的作品文献。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研究对象取决于出版的作品的局限，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由于资料的匮乏，受到了直接的影响。而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两岸的交流日益展开，研究者获得资料的渠道大大增多，资料的增多使得出版不再成为研究的决定性因素。此外，随着商业性因素在出版市场中的不断增强，通俗性的作品在出版地图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纯文学的出版逐渐呈现出一种被挤压、被边缘化的境地。而在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格局中，研究对象的主体还是纯文学。因此，大陆的台湾文学的出版和研究逐渐从原来紧密关联的状态中分裂开来，成为两个有所交叉、有所影响，但更多是各自独立的不同领域。 综观1988—1990年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作品，通俗文学依然受到出版界的瞩目，除了琼瑶的小说依然大规模出版之外，其他通俗文学作家玄小佛、姬小苔的作品也大量出版，高阳的历史小说仍然畅销。此外，古龙、卧龙生等作家的武侠小说开始被介绍给读者，并掀起了武侠小说出版的热潮。台湾女作家创作的关于女性婚姻爱情题材的小说仍然出版不衰。 相对于畅销书而言，纯文学作品的出版显得比较冷清，但是仍有一定数量：小说方面，除了一些老作家外，其中姜贵、张大春、吴念真的作品都是第一次结集出版；散文方面，出版的数目较以往有了增多，李敖、罗兰、龙应台、张大春、席慕蓉、萧白首次得到了单独出版；诗歌方面，无论是单个作家，还是作品选，出版数目较以往也有所增多，余光中、张香华、洛夫的诗集第一次结集出版；另外，柏杨、罗兰的散文，席慕蓉的散文和诗歌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版的数量较多，一时间成为了畅销书；此外，报告文学、微型小说都得到了出版。在各类题材作品的选本方面，避免了前一阶段以“情”为主题的选本模式，各种主题的选本日益增多，性别、篇幅、风格、特定群体等等，特别在诗歌和散文上，显得更为丰富。 在研究方面，对言情小说的讨论已经退潮，伴随着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在大陆掀起的热潮，这一时期也相应出现了少量的相关的评论。但研究的主体仍然是对纯文学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989年之后，台湾文学出版对台湾文学研究的影响逐渐淡出，台湾文学研究由此走向了更为自主的研究状态。 参考文献： ［1］台湾诗选·出版说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张葆莘.旅居海外的台湾作家［J］.新文学论丛,1980(1). ［3］台湾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张葆莘编.台湾小说选集（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肖乾.台湾文学——一九八年三月十八日在文学研究所讲话摘录［J］.出版工作,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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