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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特把历史写作看做一种话语形式，“历史写作中明显存在着话语的手段，不仅表现在形式单位上——譬如‘音变’，而且表现在主题单位上——譬如‘内容'的类别和宏观结构”［1］；海登·怀特进一步拆解历史建构的行为过程，分析历史写作中庞杂繁琐的操作程序。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迷信终于在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轰击下粉碎了，“历史”不再被当成一架忠实记录的古朴摄影机，相反，它更像是一个永远不能完形的拼图，其趣味性正在于选择、组合和拼接的过程，历史话语不可能达到真实界，它的全部作用在于培植一种真实性的效果，正如我们紧张地关注、目不转睛地凝视，寻找能够互相接洽的版块，这种对过程的关注代替了对结果的偏执。没有必要再把历史当成神圣的偶像，当众多历史叙事围绕时，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历史呈现方式都永远无法穷尽事实的真相，因此它的价值也并非在于“记录”的“真实性”，而恰恰在于叙事的“虚构”和“想象”。呈现历史的叙事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获得了人们的重视，与此相关的叙事者、叙述视角、叙述话语和声音等一系列问题也随之慢慢凸现，人们终于放弃了对真相惟一性的追逐，转而在承认真相多面呈现的基础上探讨呈现的内在动机，“历史”于是获得了新的表现活力。 “学术领域反思自身的一个方法是回顾自己的历史”［2］，既然历史呈现是一个可供开掘的丰饶领域，那么它就必然能为学术研究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资源参照。“台湾文学史”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命题。我们当然知道，它整理描述的是台湾的文学历史，但是问题正出在对象的特殊性上，“台湾”和“文学史”都是两个关键而又难解的概念，首先，关于“台湾”，正如王力指出的：“20世纪的台湾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研究意义的对象。从台湾被日本割据，后又为国民党政权长期据守的政治变迁看，这是一部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抗争承传的艰难历史，也留下了国民党政治文化的深刻烙痕。从50年代后台湾与西方文化的特殊联系看，台湾文学又是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尤其是汉语文学现代化得失的活化石。因此，铸就了20世纪台湾文学基本形态的‘五四’新文化，和殖民文化、党制文化、现代工商文化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构成了解读20世纪台湾文学的多重参照。”［3］“台湾”作为一个文化活动场域，虽然隶属于中国文化的总体版图，但在长期诡谲曲折的历史变动中，已经逐渐游离于版图之外，异质声音不绝于耳，这正是台湾的特殊性所在：既有千丝万缕的文化母缘承续联结，又有暧昧难明的文化自主疏离。这样特殊的活动空间必然孕育出相应的文化性格、若即若离的态度、多元共生的局势，使得台湾文学本身充满冲突碰撞，不易辨认识别，而“两岸相隔”的观察距离更增添了梳理整合的难度，这是我们研究台湾文学存在的问题。其次，关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早已指出：“‘文学史’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发生的事情’，另一是我们对这种联系的认识，和对它的描述的本文。前者是历史事件，是研究描述的‘对象’，是作为‘本文’的‘历史’得以成立的前提，可以称为‘文学的历史’；后者则可以叫做‘文学史’，它的研究成果则是‘文学史编纂’。”［4］我们这里谈的“台湾文学史”即“台湾文学史的编纂”，文学的历史是一个诡异的秘咒，一方面，文学是人类特别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以虚构和想象的叙事行为为主，不论作者做了多么真诚深刻的自我剖视，只要形诸文字，其对于真实性的传达和探求就始终置于形而上层面，文学从来就是“叙事”的先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历史呈现虽然也是一种“叙事”行为，不可避免主观意念的介入，但它的目的就在于尽量避免“虚构”的干扰，力图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核心，这仍然是它得以确立地位的标志，当这种叙事行为置入文学领域时，就产生了一个疑点：如何以叙事方式追究虚构的叙事行为之“真实性”？这一追究过程具有多少吊诡性质，对其的解读能为学术建设提供什么参考意义和价值？这是所有文学史书写作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面对“台湾文学”如此纷繁的图像时，编码的工程显得更严峻，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书写主体的位置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观察的视域。本文谈论的“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主体都是身处台湾这个文化活动现场之外的大陆学者，这里将这种隔岸的历史写作称为“此岸书写”，他们对台湾“彼岸”的文学历史观察是在距离的对视下发生的，表现在具体本文中，必然反映出视野的偏差以及隐含在偏差背后的文化理念特征。距离的存在固然造成资料整理和收集的困难，有可能带来写作的缺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远离“中心”的冷静客观态度，是值得分析的一种文化视野现象。这里特别指明“理论视野”，主要是基于文学史写作特性的考虑，文学史写作既然力求接近事实真相，就必须要做到归纳与分析的理性化和数据化以及研究成果的理论化，因而其观察视野也必然被统摄在理论建构的系统下。通过这种“此岸书写”展示的言说疆域版图，或能一窥大陆关于台湾的文化想像。 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述卷帙纷繁，这里无法一一详述，入选的样本有刘登翰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93年版）、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黎湘萍著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朱立立著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几部编著中，前两部带有较明确的全面系统梳理台湾文学发展变迁历史的意图与实践，后两部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线性文学历史，但因为它们都注意到了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轨迹，并试图沿着这条轨迹追踪某种逻辑性规律，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写作的基本特征，因此将它们也归入“台湾文学史”写作的总体格局中，以期在开阔的研究视域中丰富理论建构体系。 刘登翰等人主编的《台湾文学史》贯穿着一个明确的主题：“文学的母体渊源和历史的特殊际遇”，可以说，这是一个统摄全局的文化理念，也是一个涵盖整体的意识形态视野，即从大中国的母体概念出发，将台湾视为中华民族版图之内的一个区域，其文化属性必然根植于中国文化命脉中，正如刘登翰在总论中强调的：“认同其归属，是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而辨异则是在确认归属之后对现象的更深层分析，是研究的深入和对认同的进一步肯定。”很显然，这是一种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理念，这里的“意识形态”概念不是特指某种政治主导类型，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观念体系，“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这样的定义：它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具有行动取向（action_orientated）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性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由一系列概念、价值和符号（symbols）所组成，从总体上表达了对人性的看法，对人类行为的批评，对应然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正确安排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意见。”［5］显然，刘登翰等人的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国族认同标准，即以政治上的国家主权判决为文学划分标准，隐含了“中央—地方”的文化发展模式，其文化认同具有隐在的政治规约性，立足国族想象，开拓叙事边界，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其异质特征即使如何跳脱，都不会也不能漫延出这个范围。这有点类似文化“寻根”，即为错综繁茂的文学大树寻觅深植的根须，其上所有枝叶花果的生发都被视为吸收了根须提供的营养，这样的梳理方式显得从容有序而且逻辑严密，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各成风景，既能体现台湾文学的“母缘”文化意识，又能适当展现其攀援于母体之外的奇异景观，在整体性视野观照下，台湾文学获得了某种归属的安全感，也正是在这种指认中，台湾的文化性格被定位为一种边缘状态。 我们注意到，这些叙事隐含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叙事者，他代表的是主权中国的立场。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撑下，作者对“时间中”的事件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排除、强调和归纳，从而将其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也就是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而为编年史中掩藏的故事‘编排情节’”，［6］在这个编码过程中，国族归属的政治文化认同始终是主导力量，它直接参与判定台湾的文化性格底色、面对异族的态度以及异党的入主性质等，台湾被叙述成一个远离家国的“孤儿”、“弃儿”，长期受到异族压迫，而后又被落败的政党把持，进而一步步走上追逐西方文化脚印的艰难行旅。这个叙事情节构成台湾文学发展的总体背景，台湾文学因此被还原成一种“中国想象”，它被想象成中国文化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苍茫的海域载浮载沉。这里“大陆”的政治文化视角是相当明确的，在这个视角的观测省察下，台湾文学具有可依托的文化凭借，呈现出清晰的风貌。当然，编著者也注意到了台湾自身的本土性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这些异质文化在台湾体内交融碰撞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统一在“文化母体”的认同中，没有逾越这个范畴。例如在论述到台湾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时，论者将源头牵到了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归入“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台湾文学就被置入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始终注意到两岸关系的变化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沟通与对峙、交流与阻绝，在论者的关注下都成为台湾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之一，再次体现了“大陆”政治文化视角的作用。 我们发现，这种视角无形中形成了一定的推理逻辑：台湾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是自觉的世代延续，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则相对被动而勉强，多少产生摩擦和抵触。这种文化理念长期以来成为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对台湾文学的考察是建立在对其主权从属性的确认上，这点在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和发挥。如引言中指出的：“正是从这种整体的、合璧的文化视野出发，尽管是曲曲折折、分分合合，台湾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在一个特殊地区的合理延伸。”理论视野的选择对应着相应的思维逻辑，编著者正是以对台湾文学的“中国化想象”逻辑抽绎出台湾文学的筋髓，将曲折的台湾文学历史与浩荡中国文学历史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体现在具体历史情节的发生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历史情节内部精神领域的探寻上，正是一种“中国人文精神”的承传续接使得台湾文学即使历经数千劫难变动，都依然存有中华血性。这是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在寻找“中国人文精神”对接时，研究者举出几种典型的“中国人文精神”模子，如“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德性化的人格追求”、“家园意识与故乡憧憬”以及“中和之美的艺术形态”等，在整体论述时，都注意到台湾文学呈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论的相和相应之处，“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7］，如果单独零散地看这些台湾文学现象，也许不会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向度表现，但一旦经由作者有意的组合联结，分类归整，这些文学事件立刻获得了某种意义，完全符合台湾文学“中国情结”的叙事模式。 对研究对象的关注重心往往暗示了理论视野的指向，一旦理论视野转向，会直接影响观察的视角和言说的疆域。因此通过考察理论视野的变动情况，我们有可能发现学术领域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历史书写既然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叙事行为，就必然通过各种叙事呈现主体的精神动态，同一时间平面上，有可能因为主体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对同一事件，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海登·怀特对历史修撰中四种“解释”观念的划分：“形式论的真实论旨在识别研究客体的独特性。因此，当一组特定的客体被正确地识别出来，赋予其特定的种、类和属性，并对检验它的特殊性给以标识时，形式论者便认为一种解释已经完成了。……有机论的世界假设及其相应的真理和论证理论相对是‘集成的’，因此在运作上更具还原性。……机械论倾向于把寓于历史场的‘动作者’的‘动作’看作是源自‘历史场’的超历史‘动因’的显示，叙事中描述的‘动作’就在这个‘场’内展开。……语境论用以提供信息的前提是通过把事件置于它们发生的‘环境’当中解释事件。”［8］显然，若以此观之，上述刘登翰和杨匡汉等人编著的台湾文学史倾向于一种“有机论”的历史解释范式，“有机论策略的核心是对微观─宏观关系范式的一种形而上承诺”［9］，正是基于国族政治文化的整体视野观照，研究者将台湾文学的各个零散部分整合于“中国文化”的大叙事内，形成了集中凝聚的历史叙事特征。随着学科建设的提高和拓展，理论视野开始出现多方转向，微观叙事逐渐以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占一席之地，与宏观叙事不同，微观叙事更倾向于“语境论”的阐释方式，即“事件为何如是发生，这将通过它们与周围历史空间内发生的其他事件的特殊关系来解释。在此，如在形式论中一样，历史场被解作一种‘景观’……历史场中‘所发生的事件’可以通过在特定时间占据历史场的动作者和动因中存在的特定功能的相互关系得到说明”［10］。这就是下面将要分析的两部论著的叙事特征。 通过书名可以发现这种理论视野的微观建构意图：“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显然，两者都将关注点放在台湾知识者的内向空间开掘上，如果说宏观的理论视角注重的是国族的政治文化背景，那么微观的理论视角则偏重于个体的精神文化质素，当然，这里的“个体”也是被放置在历史叙事的整体框架中，不可能完全脱离，但是研究者明显更注意个体在文化场域内的成长状态，注意他们作为文化单位的独立性和个别性，相较于外界动能的分析，研究者更关注内部势能的探讨。微观视野并非拒绝外界环境的描述，但若说宏观理论视野下的历史叙事提供的是一种环境——影响的效能模式，强调环境对事件的作用，那么微观理论视野下的历史叙事则内含了影响——环境的反射模式，凸现的是事件在环境中的变动状态，各种外界因素与其说是被呈现，毋宁说是被内化为主体机体的细胞分子，直接参与主体建构的过程。这种微观视野的推进是逐渐深入的，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中，著者已经明确将叙事重心放在“知识者”“叙事”与“想像”的文化精神层面上，但是这里的“知识者”仍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群体概念，可以说是对整个台湾文化精神的探索。有趣的是，著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学叙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记忆”——这是一个属于意识领域的词语，书写记忆与书写历史本质上不能等同，因为前者显然难以把握，并且可能带有很多非理性的色彩；而后者强调的恰恰是理性思辨的逻辑，重视历时性规律和共时性特征，但是著者很巧妙地将这个词语意义进行了转化，文本中的“记忆”排除了模糊不确定的情感特征和非理性结构，实际上指称具体的文学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内含文化精神及理论想像，也许这种精神理念比起纷繁芜杂的现象更具有集中抽绎的性质，“记忆”因此提供了“个案研究”的可能，成为研究者进入台湾文学迷园的精神甬道。 如果说《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像》因为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两岸关系的视域，仍然具有“国族”想象的特征，还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微观理论视角”，那么朱立立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可以说比较集中地运用“微观理论视角”建构台湾文学历史叙事。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指出的：“我把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精神现象，也理解为个体认同危机与文化认同焦虑的一种复杂呈现方式，一种战后台湾知识者精神私史的文学叙事。”“精神私史”提醒了历史“私密”空间的存在，其实“文学史”要考察的对象天然的包含具体的文学写作现象，除去那些广阔的政治文化背景，文学叙事和想像的历史更多体现在具体的文本写作中，“所谓精神世界，并不意味着封闭的主观自我。真正的个体精神体验是深邃的也是开放的，与历史、与社会现实、与其他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交错与互动关系”，这实际上是“微观理论视角”的真正意旨，即并非排斥文化语境的描述，而是将主体精神置于文化语境的中心，突出的是主体受制于各种文化力量冲击的状态。这种视野支持下的历史叙事需要一种“内部”呈现，“内部”在这里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义：既是指评论者要潜入研究对象的内部世界，与之同呼同吸；又是指研究者要真实自然地面对自我内部的生命世界，将它发挥流泻。只有在这两种“内部”之间达到贯通与融合，才能让文学批评真正具有人性化的关怀和美感的肌质。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历史叙事中，对文本的细致解读构成了不同于其他台湾文学历史的一个主要叙事特征，不论是对白先勇关于“存在、时间与文化忧患”的分析、对王文兴表达人之困难与知识分子异化的解剖，还是对七等生“荒谬境遇中的自我抉择以及伦理考辨”的探究，亦或是对马森和李永平“漫游书写与自我追寻”的展现……所有这些深刻的批评，都是建立在对文本耐心品读的切实基础上，而最本质的，是作者将这些现代派作家当成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个体，直面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将其视为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无生命机器进行拆解，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私史”——我们看到的是：白先勇浪漫唯美的心灵在时空穿梭中失落的伤痛，王文兴在“生命局限与自由之间”徘徊的恐惧不安的灵魂，有着超验理想追求的七等生阴郁绝望的疏离，浪漫自我的王尚义“苦闷的象征”，以及马森、李永平在昏暗迷乱中游荡的惶惑神情。正是在此时，文学历史被绘制成一幅精神喧哗与骚动的图腾，涌动着生命的激情。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史，“那么与其说它构成一个边缘的领域，不如说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11］，也许以微观理论视野观察的文学史，其意义就在于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和透视对象的方法。注释： ［1］（美）戴卫·赫尔曼主编，马海良译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8页。 ［2］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60页。 ［3］王力“现代性”视野中的台湾文学史——评《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一期。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第19页。 ［5］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3页。 ［6］（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页。 ［7］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71页。 ［8］［9］［10］（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84—388页。 ［11］（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2月版，第150页。 原载：国族想像；精神私史；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 原载：国族想像；精神私史；大陆学者；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