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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可以说给现代主义者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惊心动魄的语法课，它对于笃信真实与真理的人类现代思维可以说具有一种“轰毁”性的打击。历史真实与存在本身究竟是什么，这个人类传统的思想主题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人类刻意追求的历史真相与存在真理，本质上都不过是一种被偶然说出的“声音”而已。语言就是世界，世界的存在是由语言结构决定的。一个人究竟是不是“人”，并不在于他本身是否具有各种人的类特征，而在于那些控制着语言“深层结构”的权力话语机制，是否能够按照他们的语法结构说出“他是人”这种“声音”。历史是一种被“说”出来的东西，而决定着这个话语过程的则是人类的深层语言结构，这就把一切关于历史、文化与存在的根本问题，转换为一种叙事学的语法问题。 这当然是一个空前的思想进步，然而在我看来它却犹有未竟之境。语言这个深层结构并非神秘的不可知之物，而且与早期语言哲学的观点相反，一方面，这个深层结构没有什么逻辑上的永恒性，它不过是抢占了文明中心“话筒”的各种“主持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结果。由于这个层面不在本论题的范围，这里也暂且存而不论。另一方面，这个深层结构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知物，与此相反，它本身正是人类漫长精神中累积记忆的结果，这就使得文化记忆成为比深层语言结构更重要的生命本体。也可以说，不是人们有着怎样的语言结构，而是因为他们曾经记住过什么，才决定了他们能说出什么。这是一场围绕着话语本身展开的文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被现代主义者说成存在本身的东西，也就都应该正确地表述关于存在本身的历史记忆。例如现代主义者最喜欢讲的是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实际上它说的只是历史记忆不容篡改。 人都是要死的，文明社会也只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而最重要的也就不是人们在现世中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们在后来人心中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和记忆。为了能够高保真地让两者名实相符，如何按照历史本身把各种印象与记忆“存盘”，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劳动者的神圣天职。“彼大人兮，不素餐兮”，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做了这样一种重要工作，所以他们才被称为人类的“良知”和“灵魂工程师”，前者是指他们的记忆力最好，后者则是指他们能够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心头印象整理得井井有序。 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最初的一批诗人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如古希腊的荷马，正是因为这位盲目诗人出色的记忆力和讲故事才能，才为西方人保留下他们祖先无比光荣的创业史。中国也是这样，据《周礼》记载，中国古代也有一大批与荷马类似的盲目诗人，他们的基本功能就是所谓的“讽诵诗，世奠系”，正是通过他们不绝于史的讽诵与弦歌，中国先民的伟大历史和血缘脉络，正是通过“朦瞽”的“口耳相传”才得以延续下来。这些早期的盲目诗人也就是后来散落民间的说书人。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丧失“文化良知”而开始胡说八道之后，往往是他们承担起保持种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功能，他们“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处也须下泪”。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主要是依靠一种纯洁的历史记忆来维持的，尤其是个体伦理精神的发育与成长，实际上与这种民间叙事对于历史记忆的再现方式密切相关。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斗争之后，全部问题最终还是要化作对记忆权的控制，尤其是对民族心头文本的书写与阐释上。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三人成虎”，它表明人们早就通晓了真理是被“说”出来的道理，作为存在的历史事实永远是不可强求的身外之物，而惟一可以用语言再现与传之后世的只能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因此任何一个在现实中获得“大声”说话的主流阶层，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改写历史文本。中国历史学中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每个开国皇帝都被美化为人民的大救星，而每个末代皇帝则被叙述为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当然都是因为发言权的得失而产生的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心灵深处的东西，它一经形成也就难以改变，在古代伦理记忆生产中最突出的是曹操，一旦他的文化形象通过主流话语(如《三国志》)的定位，以及通过它的民间版本(《三国演义》)以及民间说书人千百年的传播，那么无论是什么样严密的科学考辨与翻案文章，实际上都不可能翻案的。因此围绕着文化记忆的再生产机制而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是对于记忆生产环节的重视，如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对于其祖先创世史诗的高度重视，如中国古代把修史看作是国之存亡的大事，都属于此类。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环节中对历史记忆的篡改与歪曲阐释，它利用时间的流逝，来洗刷人们心头的印象，寻找各种理由为罪恶与黑暗辩解，小到一个凡夫俗子希望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大到掌握汉语权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制造档案、歪曲历史，如日本教科书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叙述方式。“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于有限的个体与民族来说，它绝非总是无所顾忌的，即便在对一切都不在乎之后，它们还希望在人类记忆的海洋上留下一个永不沉没的岛屿。 而这种在现实中占尽一切便宜之后，还要把黑手伸向未来的颠倒是非，不仅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是人们最需要加以警惕的文化病毒。这也正是文化批评的本体功能所在，它要把所有被忘却的文化记忆重新打捞出来。它的工作也相应有两方面，一是在生产环节上严把各种文化记忆产品的质量关。在这个意义上讲，它要清理的是当代话语生产的主体价值系统或者说精神生产的内在生产尺度，这一点在这个消费时代尤其有重要意义。借助于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来生产的所有的文化印象与文化记忆，与它们的历史原本与个体心灵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如何揭示当代文化生产的“形象异化”性质，也就成为恢复人类文化记忆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二是在中国文化传播与消费中，本来就由于中国民族的集体性健忘症而使得历史记忆特别容易被篡改。鲁迅先生说:“无论怎样的言行不符，名实不符，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又如现代民族中国有两个关键词，叫“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但是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这种文化记忆本身往往不值一钱。还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一部获奖影片的主题就是竭力表现中日两国人民是如何在大屠杀中共同遭受灾难的。 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出场并获得掌声，正说明了中国当代民族心灵文本病入膏肓的严重乱码现象，因此它才忘记30万死难同胞的鲜血和生命，而叙述出这样一种无比奇怪的文化记忆怪物。其实绝不止这部电影，在中国当代的文化生产中，只要一接触到历史、往事和民族心灵深处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当代人“日有所思”而产生的“白日梦”。这时他们所有的文本都与历史无关，而是成为一种指称他们现代欲望与焦虑心理的历史代码。 如果说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关于文化记忆的阵地战，那么也可以说，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西方文化东渐中，由于知识分子高度统一地弃城而逃，直接导致了汉民族的集体“失语”症。民族的“文化数据库”也因涌入了大量的非法程序而彻底“乱码”，他们既不可能再按照汉语言来解读历史记忆，也不可能操着假洋鬼子的腔调从西方话语中获取新的文化信息。在中国历史上曾有齐太史简与晋董狐笔的史家精神，然而却没有看到这种“文化良知”在文明进程中的发扬光大，经常可以看到的却是人们怎样处心积虑地“为贤者讳”，甚至是整个知识分子集团集体出庭作伪证，而这种情况现代以来可以说越来越严重。文化人丧失了对于记忆阵地的守卫，其直接后果就是全民失去记忆和藉以进行理性思考的心理资源，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化特别容易为各种文化投机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所控制与殖民的根本原因。 正如近来被高度重复的全球化这个概念一样，这种记忆乱码情况到了90年代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在这个消费时代中，文化记忆已经成为首先需要加以消费的对象。当代的消费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可以称之为一种彻底的修正主义策略，它与传统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传统修正主义的主要策略是一种政治攻势，它通过直接修改意识形态、篡改党章或者提出新的政治纲领来落实。而当代修正主义主要是针对文化本身而发，它通过控制文化生产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从而以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特殊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如果说前者主要是通过输入大量的新词汇与各种新的句法结构，即通过控制语言结构进而达到控制生活世界的目的；那么后者则是通过对于民族心头文本和历史记忆的彻底删除与重新书写，从而决定了当代人只能说什么和如何说。后现代影视叙事对于各种传统记忆的欲望化包装，以及它飘扬商业原则大量复制出的新时尚，可以说正在彻底消除中国民族，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记忆，这条“向内转”的心理学路数及其取得的实际效果，也是老牌修正主义无法企及的。 当代消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记忆的篡改和利用，与它的传统修正方式相比，主要可以从这样三方面来了解:一是记忆再生产方式不同，传统的修正只是对记忆中某一部分动点手脚，以便把历史判词改得对自身稍微有利一点；而当代则是一种极端化的全盘修正，它根本不再顾忌任何历史与传统记忆本身，而是像计算机升级的程序，它首先要做的是格式化，是把原来的系统整个置换掉，以便把新的升级系统写进去。如王朔对于中国红色文化传统与文革记忆的修改，这种篡改与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叙述完全不同，伤痕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否定中有肯定的方式，而在王朔语法中，不管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是可堪一笑的游戏而已。二是记忆再生产的程度不同，以前人们在讨论哪种记忆正确时，主要着眼于精神范围自身，即看重的是一种记忆的理性意义、精神价值或现代性内涵；而在后现代记忆打捞中，则主要依据的是一种记忆与人的欲望、快感的关系如何，这就把记忆再生产的程度从理性领域扩展到生理本能世界。以潘金莲这个文化形象为例，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阳予倩曾把她塑造为一个“五四”时代的解放女性，而80年代的魏明伦则把她美化为一个无辜的纯洁天使，而在大众影视文化中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然而也可以说除了潘的肉体与风情，也就再没有其他风光可以欣赏了。三是记忆再生产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后现代记忆车床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信息产业，它不再需要任何历史原本做生产原材料，只要大胆使用想象力和欲望就足够了。其实不仅中国的先锋小说(如所谓“戏仿小说”，)已经把这种虚拟文化技术提高到理论高度，甚至中国学术也正在一步步地走向虚拟空间，只要能够把一己的幻觉做成一个逻辑圆圈，他们就可以无视一切现实对象“硬梆梆”的存在。在这种记忆的人工制作中，无论是西方的理性精神还是中国的伦理精神，“统统的死了”。然而没有记忆的人，由于不可能有自己的语言，因而实际上也就是白痴。在电视文化中哺育出来的“新新人类”，就明显具有这种精神与情感的萎缩症。 人类学家林耀华说:“一个人记得旧事越多，他积累的新经验也越多。”(《金翼》中译本第21—22页)然而在当代的情况却是，只有不记住什么，才能获得所谓“堕落的权利”，才能更快地进入到新的生活方式中。 然而对于没有记忆的人类来说，显然不可能指望他们讲出什么人类的故事。 (作者通讯地址: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210097) 原载：《文艺争鸣》２００１年０１期 原载：《文艺争鸣》２００１年０１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