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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主义散文高举的是“在场”与“去蔽”旗帜。 ■“在场”与“去蔽”所标示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我理解是彰显批判，尤其第一次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出的作品，证明了他们的清醒，也表现了他们的活力。 ■最重要的在场，是文化人性的在场，散文与文化人性同在，散文与文化自我同在！ 2008年，以“二周”（周闻道、周伦佑）为首的一些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发表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当时引起一些反应。但是，人们还是以静观的态度对待。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成熟，必须有这样三个条件：一是要有领衔的作家，以及有他为首的作家群；二是要有标志性的作品；三是要有理论来支撑和滋润。在场主义散文倡导者们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发表了理论文章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同时，以周闻道领衔的散文作家群体，出版了一批标为在场主义散文的作品集。并且以“在场主义散文”命名，在全国进行“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在艰难中前进，多次成功地举办在场主义散文征文活动，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成功评选两届，就是有力的证明。 对在场主义散文如何认识和评估，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现实的问题。 散文理论研究的颠颠倒倒 说到中国散文理论研究，十分可怜。上个世纪的散文理论研究，从世纪初到世纪末，几乎没有进展。原因是，因为它颠颠倒倒。颠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文体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它直抒胸臆。其二，就是作家和读者对这文体的藐视。这种藐视带有社会性的文化心理缺陷。 这两条制约了散文研究，我在梳理20世纪散文理论时，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作家们除了个别的如周作人，李素伯以外，基本上都是对散文感应式的说几句，比如鲁迅提倡散文要写成“匕首”“投枪”，就是这样的代表，但是，后来人们却把它当成经典。问题是，按照“匕首”“投枪”去写，又成了敌人。这就是散文研究的颠颠倒倒。 我这里特别要想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和林语堂的那场争论评论几句。鲁迅的观点是“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另一方，林语堂的观点是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在这场争论中，鲁迅自始至终没有对林语堂的观点进行回应和批判。但是，历史选择了鲁迅。散文理论研究的现代性的探索夭折了，它的倒退和停止就不可避免了。我重提这场争论，并且要客观评价林语堂的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观点，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看来，散文是和人的“性情”相联结，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的呈现。确切地说，“性情”前还应该用“文化”来限制，散文是作者自我的“文化性情”的艺术再现，也就是“文化人性”。古代留下的那些经典名篇，无不是作者自我的“文化人性”的艺术再现。林语堂的散文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观点，就是对作者如何艺术地抒写“文化人性”的探索。虽然这个命题有缺陷，但是，它却是涉及到了散文创作的要义。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散文作家和理论研究对散文的探索也作过一些努力，比如杨朔的“当诗一样写”，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都流行一时。他们回避了散文创作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怎样保证抒写自我的文化人性？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写“伪我”。所以，直到巴金的《随想录》，用凤凰涅槃的勇气，清算散文中的“伪我”。但是，依然没有引起散文的革命。因为大家以“伪我”出现成了社会的一种常态，现在要露出“真我”，“本我”，是那样艰难。特别要用散文来表现，难于上青天。 正是在这个时候，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出现了，并掀起了文化散文热。我们现在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这样那样提出批评，但是有一点要肯定：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在散文中怎样来真实地抒写自我？或者说怎样“在场”？他用散文向我们提供的经验是：他以文化的姿态，用文化的视角，批判地来写文化的性情，从而在散文创作中获得自由。 “去蔽”和“在场” 在场主义散文是以宣言的方式来向世界昭示他们的散文观，核心的话语是：“在场主义散文所强调的‘在场’和‘散文性’追求就是‘去蔽’，就是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通过无遮蔽的敞开，而达至自由之境。在此意义上可以确认：‘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就是敞亮的散文，就是本真的散文。”他们所否定的或者所排斥的是“遮蔽”，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否定的“遮蔽”是很明确的：“子虚乌有的‘先秦散文’概念”；“无边际、无标准的‘广义散文’概念”；“散文不能独立自己、纯粹自己，明确自己，妨碍了散文上升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平行的，平等的，文脉系谱清楚的，本质特性鲜明的写作文体”；“客观、公正、权威的散文价值尺度不能建立。致使批评失范”。最简约一些，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概括的关键词是：“在场”与“去蔽”。前者是指向散文作家的主体，后者是落实到作品的客体上。 在场主义散文的意义，在于它诞生在文化散文热潮之后。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兴起的文化散文，在20世纪散文史上是一场值得我们重视的文体革命。 在场主义散文高举的是“在场”与“去蔽”旗帜。虽然在他们的宣言中没有明确清算文化散文的文化批判的萎缩和退场，但是发起者和领衔者已经看到了新世纪初的散文文坛上的散文创作的委琐状况。“在场”与“去蔽”所标示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我理解是彰显批判，尤其第一次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出的作品，证明了他们的清醒，也表现了他们的活力。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宣言”中对文化，尤其文化人性和文化批判回避。我猜测：是否文化散文已经让国人厌倦，所以就对它有意无意地回避。若如此，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人们对文化散文的厌倦，是因为对当今一些变质的被阉割了文化自我的所谓文化散文的反感。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清醒。 基于对“在场主义散文”的探索和变革意义的认识，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对它进行充实和丰富，逐渐完善它，以支持他们把这一变革进行下去，我想发表这样几点看法： 一，“去蔽”太泛，目标要集中明确，有针对性。 “去蔽”的对象是在场主义散文明确革命的对象。宣言认为，现在的散文的问题的主要核心问题是“遮蔽”，“去蔽”成了在场主义散文变革的原动力。宣言中把“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列为“遮蔽”散文的头号和二号对象，接着又把历史，哲学，神话原典等著述也作为“遮蔽”散文的对象。他们要“把强加给散文的所有遮蔽还给遮蔽者，让散文成为散文”的口号是应该肯定的。关键是“去蔽”比较泛化，虚化，指向的现实性不强，针对性不强。 既然在场主义散文诞生在文化散文热潮之后，我们不能跳过它，应该认真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对它有一个清醒的科学的评估。在场主义散文“去蔽”的泛化，模糊，在我看来，和在场主义散文作家理论家们对文化散文的兴起和衰落，没有进行足够的理论清理有关。如果在这方面能有针对性地研究它的成功的经验，又对它的致命的要害进行“去蔽”，说不定我们的在场主义散文能够出现一个更富有生命力的境地。 “去蔽”的目的是“敞亮”，“本真”。我认为，这需要在审美上进一步理论讨论。 二，“在场”：应该强化文化人性的“介入”。宣言中说，“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这一点我认为，还要细化。“去蔽”太泛，必然导致“在场”的模糊。这样不仅会导致我们主张的流派的模糊，还给学习者和欣赏者带来困难。 在场主义散文对“在场”的解释，应该像宗教那样解释“在”：即“上帝与我同在”。我们是否可以提出在场主义散文是“文化人性与在场主义同在”？现在缺乏的是鲜明的有特色的口号。在我看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最重要的在场，是文化人性的在场，散文与文化人性同在，散文与文化自我同在！ 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场主义散文诞生在巴蜀，为什么对巴蜀文化进行回避，并把这个资源拒之门外？ 文化人性：“在场主义散文”的可能 在场主义散文的大旗上，应该写上“文化人性”。 文化人性，它是个人的，自我的一种文化自觉。它是精神的，是情怀、气节和性情的融合，有非无缘无故的社会属性，也有无缘无故的天性，本性。散文抒写的文化人性，最终呈现的是文化姿态和文化形象。“莲之出淤泥而不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闲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是一种文化姿态，文化气度和文化形象。它千年不倒，万年不灭。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独立是不朽的。 从这两次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来看，对姿态的批判性非常重视，这是在场主义散文的活力所在。但是，我们的批判，锋芒所向是文化批判，或者说是文化人性的批判。宣言中明确地说：“‘介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与萨特所主张的‘介入’不同，它不负有任何政治说教或社会规训的承诺。‘纯粹的介入’肯定语言的形而上力量；介入就是‘意识到话语的力量’。‘纯粹的介入’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构性的统一。介入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理论”，我理解宣言所主张的“介入”，应该是指“文化”。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散文装进在场主义散文的箩筐，所以要把在场主义散文和其他散文划清界线，这有两条，一是散文必须有“文化”，另一条是要有文化人性的加入和批判。这两次评奖的作品，如林贤治和筱敏的作品的获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场主义散文所标志的“介入”是硬“介入”，他们是有骨头的，值得我们尊敬，但是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文化人性”的批判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散文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公认的解释和学术性的论述。之所以文坛上“散文油子”满处走，也是对散文性的不尊重。我在一些论文中阐述了我对“散文性”的观点，散文的散文性是应该表现在“精”，“气”和“味”上，这里不展开。宣言对在场主义散文的散文性用四个“非”来说明，“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非体制性”。这样的阐述反映了他们对散文性的思考的精心和表述的艺术。 据我所知，在场主义散文奖，是第一次以鲜明文学观念为主旨的文学奖，对推动和塑造在场主义散文主体形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场主义散文主体形象的塑造，应该以表现文化人性为中心，显示他们的独特的文化人格。从获奖作品看，都是优秀的，或者是有特色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相互差异很大，怎样能够告诉人们，这些作品就是在场主义散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问题又回到我们的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上，我们应该亮出更鲜明的旗帜，只有这样，在场主义散文才能继续发展。 （此内容系作者在“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上所做主题演讲，有删节） 原载：《文学报》2011年11月03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11月0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