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说我是一个“生存类型”的写作者。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不是说我要靠写作而生存，而是我的许多作品都在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也许，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十几年前，我从内蒙古一座煤矿来到北京谋生。作为一个业余文学作者，当时我背来了用以写作的电脑，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放弃写作，与妻子在一条胡同里开起了餐馆。几经周折，在解决了温饱的同时，也灌了一肚子酸甜苦辣。有人说背井离乡可以助长一个人的想象力，也会增强一个人对于环境的敏感度。也就是那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文学关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涌入到城市里的外地人。从2000年起，我开始了“外地人”系列小说创作，先后写出了《外地人》《北京候鸟》《大声呼吸》等一系列反映外地人进入城市之后生存状态的中短篇小说。
《北京时间》仍然是一部描写人生存状态的作品。不同的是，我所关注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这部小说里，我把视角转向了北京胡同。这是我谋生的地方。作为进入北京的最初落脚点，我曾在两条不同的胡同里居住过五年时间，并开了九年餐馆。我切身地感受到，作为普通百姓的生活据点，老北京人的生活习惯、市井风俗和文化传统都沉淀在胡同里。那些像毛细血管一样的胡同，是北京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京城历史发展与演化的重要舞台。在那段生活中，我结识了许多街坊邻居。他们都是深居在胡同里的平头百姓，传统的底层文化滋养了他们的内视灵魂。他们固守一隅，按着自己的方式，做着他们自己习惯于做的事。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外边的世界似乎格格不入，但他们却同样需要面对现实中的窘迫与压力。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世与个性，有着不同的命运与结局，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真实而努力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也孕育了我的《北京时间》。
人总是依托具体的环境而生存。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会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出生，又为什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时间》便是我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反思与检视。新时期以来，北京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让人充满敬意；与此同时，掩映在一条条老旧胡同里的人生百态，同样令人感慨良多——而这一切，又恰似一曲忧伤的挽歌，正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渐渐地远去、消逝，最终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荆永鸣）
荆永鸣，1958年生，现居北京，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曾在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公司从事教师、宣传、工会和办公室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创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外地人》《大声呼吸》《创可贴》，长篇小说《老家有多远》等。作品多次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十月》《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大声呼吸》和《北京房东》分别获得“第四届老舍文学奖”和“2014年度老舍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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