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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获得了多样性发展的机缘。张品成所致力于的“红色叙事”，即是一种有效的探索。 张品成自代表作《赤色小子》出发，经由《永远的哨兵》《北斗当空》《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间的太阳》《红药》等一系列作品，确立了“红色系列”的战争题材成长小说。“红色情结”，作为张品成个人生命的精神密码，不仅供给他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精神血脉，而且内化为他成长小说中一系列“红色少年”的特异气质：纯真、顽强、机智、勇敢、忠诚、顽皮、矛盾等。而这类“红色少年”的塑造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红色”的“革命历史主义”观念为底色，“少年”的“儿童性”为本色。由此，张品成的“红色系列”战争题材成长小说接续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由《红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小八路》《鸡毛信》《雨来没有死》《小兵张嘎》等为代表的主旋律“战争题材”成长小说，但也与这些小说的写作观念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张品成“红色系列”中的那些少年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不仅叠合了历史的红色记忆与作家个人的成长记忆，而且隐含了他对以往战争题材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突破的欲求，即战争题材成长小说不是任何观念支配下的模式化叙述，而是借助战争题材直抵历史、人性、儿童性、文学性的小说世界。正因如此，阅读张品成的战争题材成长小说，极似观看一部部重新翻拍的“褪色”的战争题材的黑白电影。它们竭力祛除以往附加于人物与情节的既定观念，譬如单一的英雄主义观念和窄化的民族主义观念。那有点粗糙的明暗对比和明快推进的情节会产生奇异的魅力。仿若一切弥漫的硝烟远去之后，历史、革命、时代、人性、少年天性皆重新浮现出来。当然，张品成的战争题材成长小说迷人之处并不依赖于任何一种观念，而依赖于那源源不绝的视觉细节和动作，特别是依赖于对战争题材成长小说的复杂性新解。 然而，就在张品成以这些令人瞩目的“红色系列”的战争题材成长小说收获了文学界、评论界、读者的诸多赞誉之时，他却另辟新路。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觉醒》告别了以往熟稔的“红色叙事”。虽然《觉醒》依然选取“战争题材”，依然属于成长小说，但显然，小说的场景已经从“赣南”转换到“南京”；成人形象已经由“红军”转换为“国军”；少年主人公由“红军后代”转换为“国军后代”；主要情节已经由红军“反围剿”转变为各式民间人物“反屠杀”。而这一系列变化，对于张品成而言，无疑意味着一种空前的挑战。姑且不说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惨烈的历史伤痛记忆已被多种艺术形式所表现，单说张品成的《觉醒》如何以个人记忆重新叙述这段历史记忆就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难题。如果说张品成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费5年时间，几乎走遍了整个赣南，由此使得他的个人记忆与红色革命的历史记忆相互渗透、深切交融，那么，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则很难再投入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深切的情感体验，由此他的个人记忆与这个事件的历史记忆如何互相交融？除此之外，《觉醒》如何以少年视角节制地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却又让这一历史事件有效地参与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觉醒》如何将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自然、有机地组合为浑然一体的小说叙述世界？《觉醒》如何既忠实于那段历史记忆，同时也忠实于小说艺术的法则？《觉醒》如何以小说的形式进入一个民族的历史伤痛之中，同时也回应当下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历史观念？等等问题，对于张品成的《觉醒》来说，都无法回避。 《觉醒》与张品成的“红色系列”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方法颇为相通：不再被当代文学史上那种理想主义的英雄风格所吸引，但也不被当下文学语境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潮流所裹挟。虽然战争题材本身，更适合沿用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叙事”而写成一部英雄气概的传奇故事，也适合遵从当下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而制作成一部消解英雄主义的消费之作，但《觉醒》显然放弃了这两种创作模式，而是选取了对战争题材背后的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包括少年成长的复杂性)进行体察和叙写。其真正目的，在我以为，是为了以成长小说的名义探索人性的“复杂性的精神”。即，小说投放了作家个人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反思和识见，寄予了他个人对写作方式、生命形式的隐秘却执拗的选择和探寻。 小说以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名叫顺风的少年，如何在战争的惨烈人生中体味成长的内涵。少年主人公顺风的父亲韩太铭是国民党88师的一个旅长，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悲壮地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样，顺风从一开始虽然不是红军的后代，但依旧具备日后承担“大任”的身份资格。小说篇末交待：历经劫难、死里逃生的顺风后来不仅加入了新四军，而且在他18岁那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向审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提供了宝贵的照片。 当然，成长小说的重头戏，从来都不在于“起始”与“终点”，而在于少年主人公在成长的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哪些磨难。《觉醒》也不例外。小说对于顺风成长过程的叙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着力讲述少年顺风的成长经历，即顺风如何在南京大屠杀的背景下承受寒冷、饥饿、恐惧、孤独、苦难、灾变、死亡等濒临生命极限的考验。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某些关口，顺风似乎是一个挺住灾变、神勇无比的小英雄：为了解救被日军关押的母亲，他不怕生命的危险，“在屋脊上跳跃着”。在某些场景，顺风又如孩子一样脆弱、胆小：当他看到日军杀戮中国人的照片时，“又颤抖起来”。在某些时候，顺风如同成人一样会感受到咬人的孤独和寂寞：当他一个人在没有阳光的屋子里与世隔绝十几天后，遇到了一只日军的小狗，欢喜之余，想到“人真是怪，没人说话有时会比没吃饭还难受，没人说话脑壳和肚子里都像堵塞了许多的东西，像一大团乱草”。在某些情境，顺风还如孩子一样玩心未泯：当五位中国男人即将用生命的代价换取顺风生存下去的机会时，他竟然被天空中飞翔的风筝所吸引，根本想象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觉醒》就是这样从多个层面，将少年顺风的成长心理，逐层地深描出来。可以说，顺风是对“小英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写。对此，张品成并不讳言：“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抛弃‘小英雄模式’，而要寻找传统‘小英雄模式’与人文关怀的结合。” 并且，《觉醒》不再满足于讲述少年的成长历程，而是由少年顺风的成长历程延展到成人世界的精神构成，由此，牵连出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人性的软弱、贪欲、背叛、气节、忠诚、觉醒等等复杂性的精神问题。或者说，《觉醒》接续且深化了张品成的长篇小说《红药》等的复杂的精神性探索思路。其实，张品成原本就不是一位典型意义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自由穿越，对于张品成而言，仿若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在《觉醒》中，他不仅将少年叙述视角与成人视角交替使用，而且，让成人视角处于多重叙述的繁复变换状态之中。这种叙述策略，自然会增加小说的写作难度，可也因此让小说进入了人性复杂的幽深地带。或许，《觉醒》如是选择叙述视角，隐含着这样的一个考量：为了不让少年顺风承受超越极限的惨烈人生，有意识地运用小说节制的叙述方式使得顺风规避了“少儿不宜”的血腥场面。但不管是何种原因，多重叙述视角的介入，在客观上，确实有效地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精神。 一经“复杂性的精神”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小说王国，人物的命运将会怎样？情节的编排将会怎样设计？沿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发现：在小说中，日军实施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顷刻间逆转了人物的命运，且逾越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军人王仁高因在生死边缘对生的渴求而成为了“苟且偷生”的人；黄民举因发财的贪念而主动成了为日军做活最卖力气的人；小混混陈述武因为意欲报复官府而成为了协助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线人”；养蜂人尹长年原本是个“具有浪漫气质的人”，安然地生活在自己的蜂园，却因战争失去了家园和自由，成为一位屈辱的“活死人”。特别是郎中肖雨亮，原本出身于医术精湛的中医世家，却因战争失去了药店，虽因祖上秘方逃过一劫，但成为日军的“囚徒”。这五人，原本身份不同，但因日军的侵华战争，命运却走向一致：从原来各自不同的身份，变成了为日军所奴役的收捡尸体的“使用人”。不过，小说在描写日军侵华战争粗暴地践踏中国人生命尊严、民族尊严的同时，却更着力于表现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人性良知的唤醒——对个人尊严的坚守，对家国尊严的捍卫。在徐缓有致的讲述中，这些人物在人性尊严上的觉醒意识、对民族尊严的捍卫意识，都是以一种渐近复苏的方式演变着，最终爆发为小说结尾处的一场悲壮的英雄救赎行动：几位一息尚存的“使用人”为了给顺风创造出一条“生路”，并试图经由顺风带出日军的战争罪证，竟然一同选择了从容赴死。在小说中，整个围绕成人世界的情节安排，一直跌宕起伏，隐含了人性灵魂深处无法调合的厮杀。总之，正是由于成人世界与少年世界的双线并置，使得小说在叙述视角上两相参照，构成了少年成长小说的丰富意义。 但是小说的意义并未到此结束。在我看来，《觉醒》显然不仅关乎少年或成人在战争灾变中的命运，更内含了作家对于历史处境与人性复杂性之关系的理性反思。这个关系，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叙述那里，曾经被处理为一种英雄个人对历史处境的崇高化超越，而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则很可能会被视为对逾越生命尊严和民族尊严充满宽宥的颠覆性理解。至于在铺天盖地的商业主义写作那里，这一切很可能是个人在历史处境中的欲望的不加节制的喷发。然而，人性究竟在什么样的历史处境中能够接受考验？又在什么样的自我审视中能够重新觉醒自我？人性，逾越生命底线之后，是否还有自我救赎的可能？这些人性中致命的纠结与反讽，自现代文学确立以来，就不断被追问。途中，经过了一段简单化处理的历史记忆。迄今，经过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无论怎么花样翻新，其结果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地让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小说《觉醒》却没有重复以往的写作模式，也没有进行商业化的操演来取悦读者，相反以一种相当内敛的理性笔触写出了自己对人性、对历史的感受、思考和困惑。 《觉醒》无论对于张品成小说创作来说，还是对于战争题材成长小说而言，都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因为它对战争题材成长小说的“复杂性的精神”探索，既超越了以往的观念化写作，也对抗了时下流行的各式商业化写作。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