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读明清性爱小说时，笔者有趣地发现：郁达夫小说的性别表态与深层倾向并非只是来自于欧风美雨，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基因。作为长期留学日本、新味十足的郁达夫，虽深受外来文化熏染，但毕竟是在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江南的山水风习与绵延流传的明清文化都被整合进郁达夫的文学意识中，这决定了其小说创作必然会受到本土文化、文学的制约与影响。郁达夫对明清性爱文化与文学曾十分留意，对自身创作与明清小说的精神联系也有某种程度的自觉。“有一天在一家旧书铺里买了一部西湖佳话》和一部《花月痕》。这两部书是我有意看中国小说的时候和我相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1］又“：我在去国之前，曾经做过一篇模仿西湖佳话》的叙事诗。”［2］而且，郁达夫的性爱写作确实受到了明清小说的启发，有意要接续游荡文学”的传统。他曾经谈到“，游荡文学，在中国旧日小说里很占势力。不过新小说里描写这一种烟花界的生活却是很少。……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3］既然如此，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有甚深精神联系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此，撇开其他，我们只将眼光聚焦到两者的性别意识上。 一 为论述之便，我们先清理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性别意识的正面的历史因缘。若谈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的精神联系，就不能不首先对郁达夫小说有所交代。郁达夫小说在人本文化的引导下，采取人本立场，反对性别专制，对男女两性都以平等态度视之，表现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性别意识。郁达夫小说的新式性别观念，虽然更多来自于外来文学的借鉴，但作为中国本土自生的现代性别意识的先声，明清性爱小说某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性别倾向就成了郁达夫借鉴外来传统的必要前提，而获得继承与发展。 在显在的理性层面上，郁达夫小说批判传统性别规范，肯定了女性人格的独立性，对他们的感情与生命追求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与理解。妓女作为女性最低层的职业妇女，自古就是男人的玩弄对象，也最能表现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与支配的性别秩序的真相。因此，作为嫖妓文字的《街灯》《祈愿》也最能体现郁达夫小说的现代性别意识。有人以为“，郁达夫在对妓女的描写中最有意义的是能比较现实地表现烟花界生活，并对她们抱人道主义同情。”［4］这是很有眼光的，但不只是“同情”，更重要的是“尊重”，将女性作为“人”来对待。《祈愿》叙述男女主人公的交往中说到，“一经我再三的督促，她才拖拖挨挨出去的神情，倒有点对她不起。况且怡情的那个客人，本来是一个俗物。他只相信金钱的权利，不晓得一个人的感情人格的。”对于妓女谈“感情人格”，在旧式人物看似迂腐可笑，但在五四新人看来却内含着作者或主人公将女性视为“人”，而高度张扬女性自我“感情人格”的现代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街灯》叙述对于妓女的狎昵“，——都抢着用暴力和银娣亲了嘴，该轮到我的时候，我对她笑了笑，轻轻用江南话问她好不好？她只微笑着摇摇头。”依照传统，嫖客花钱买乐，要的就是男性权力与欲望的自由，怎会顾及小女子的自由意志？而在“我”，轻笑征询的态度却实实在在的呈示了现代人道主义者对女性自我人格的尊重与理解。 这种鲜明的现代性别态度虽然在明清小说中没有那么直接的对应关系，但仍能在明清性爱小说中找到相似相近的痕迹。我们发现，在明清性爱小说中，传统的文化模式已开始变异，传统礼教规范仍受重视，但与之异质、同情女性的边缘文化也开始向中心突进，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明代小说《欢喜冤家·许玄之赚出重囚牢》借秋鸿之口发出“真姬守节，快女怜才，两者俱贤，各从其志”的异响：守节真姬虽为时人所敬，追求自我幸福的“快女”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人的认同。类似倾向在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吴衙内邻舟赴约》文中也有所体现。《警世通言·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等更进一步以边缘文化为据，质疑礼教程式，为“女性私奔”正名。文曰：“‘女非媒不嫁’，此虽至论，亦有未然。何也？此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也，而不受无媒之谤，盖所归得人，青史标其令德，注于篇章，使后人继其所为，免委身于佣俗。”历史上备受非议的文君私奔竟然被视为经典，还竟认为是“注于篇章，使后人继其所为”。历来争议不断的古典，在明代某些小说中被作不可质疑的经典，这种新释虽属于误读，却深刻体现了晚明“礼顺人情”，传统性别观念松动、向女性倾斜的取向。 这种新的性别倾向不仅在故事本身，而且在叙事艺术上也体现出来。明代小说《痴婆子》、《如意君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的叙事重心不再锁定男性，而是那些正值妙龄、怀春待嫁的少女或青春少妇；叙事意向也不再以苦大仇深的激愤来揭露女性的淫荡给男性带来的灾难，而是将女性视作有着青春欲望与幸福追求的个体，重点突出他们自由择偶、追求性爱的精神风貌。《痴婆子》以主人公阿娜自我忏悔的写作程式，虽然表现了阿娜老年来临时，历经沧桑的女性对传统伦理规范的认同与皈依，但它重点突出了阿娜自主选择与追求性爱对象的过程，也揭开了诗书之家在男女性别关系上的残忍与虚伪，表现了对夫家之公伯诸人迫害女性的不满，对女性自主择偶行为的某种同情。《如意君传》“虽然写了武则天的淫乱生活，但对她在爱情与性爱方面并未做过分责备［”5］。在怀义负心，而二张只是假意应付的情况下，武则天召薛敖曹入宫。两人情投意和，薛敖曹离宫几年后，武则天仍痴情不忘，余情未已。因此“，这不独是满足性爱的需要，而且也是对真挚爱情生活的追求”［6］。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郁达夫小说的现代性别意识源于明清小说，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精神差异。郁达夫小说的性别观念与立场来自现实社会实践的特定感受，并借鉴外来人本文化重新审视性别关系，将其提升至理性自觉的高度。 但是，明清性爱小说对女性某种程度的同情往往只停留在特定感性层次，尽管有时非常强烈，却未能将之提升至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主张男女平等的性别立场上，达成性别平等的理念自觉，只能说是男女平等意识的萌芽而已。这是因为，一方面，性别平等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很难找到成型的思想资源，缺乏上升为理性认知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作为男性文本的明清性爱小说，即使在明末也受到传统礼教之公共舆论与自身道德心态的双重制约。 二 郁达夫小说虽然具有现代性别意识，但是作为转型期的现代性爱写作，由传统文化因袭而来的男权性别倾向还较重。需要说明的是，郁达夫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自身仍然不能根除传统的男权倾向。郁达夫本人对于走出家庭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有所保留。“我的意思，虽似乎是求全的责备，或者也许嫌太旧了一点，总以为是家庭与职务同时顾到，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独自成家的女性应该离开家庭，已婚的妇女，还应该先顾到家庭，而后再谈职业，况且中国的封建制度还没有完全打倒，若一家庭的妇女……不顾家庭而跑出去，致使男人不得不受育儿治家之累，岂非见笑于封建余孽？”［7］又“家这个字，……总觉得宝盖底下的一个豕字，当然有将野兽的野心收服驯教下去的意思。……女子与家庭，正如眼睛与眉毛一样，眉毛虽则没有多大的用处，但眼睛上若缺少这一簇毛，根本就不成一个样子”［8］。作者将女子与家庭并置，无非是说家庭是女子的首责，女子绝不可抛离家庭，让男子受“育儿治家之累”。这种把女子视为家庭动物，将治家育儿之责作为家庭义务推给女子的观念与做法，反映了所受中国传统礼教性别规范的深层影响，显示了男权至上的性别倾向。于是乎，郁达夫把男权倾向带进小说里，使小说沾带着浓重的传统气息，沾染了不浅的礼教性别规范与想象，就一点也不稀奇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女子角色被定位于家庭，女性人格上则突出“贞”、“柔”等传统负面因素。虽然说，在西方的中世纪、甚至在近代，基督教文化对女性也曾有过类似要求；但是，郁达夫小说的传统性别意识明显更多来自于儒家礼教文化，受到明清性爱小说的某些负面影响。 首先，郁达夫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对女性“倡贞责淫”，而对男性则“一男数美”的性爱模式。 对女性“贞洁”与否的表态，当然与传统有所不同，他的评判尺度与现代爱情的彼此忠诚相联，注重感情的专一。对于不贞女性的态度也不同于传统，既带有责备，又带有某种宽容，这些都是受人本文化之男女平等观的影响所致。这些前人多有论列，在此不赘。需要说明的是，郁达夫小说的“贞”字往往抛向女性，男性不仅不被限制，而且可以，甚至应该左拥右抱，这就暴露了郁达夫及其小说的深层心理上对某些传统性别特权的“留恋”。在《迷羊》中王介成曾经讲过一个胭脂井的故事：陈后主与一群美丽的女子歌舞唱和，当大难来时众多女子都选择了投井殉节，后人怀念他们名之曰胭脂井。在后人的“胭脂井”的命名里，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性别意识的残忍与虚伪：一是奖励女性的忠贞不二，二是对于美女环抱的性幻想的诗意张扬。在对故事津津有味的复述里，主人公（包括作者）不仅没有清醒地反省礼教文化对美丽生命的摧残，却乐道于美丽生命的香消玉陨，啧啧于众美环抱的向往，在不自觉的“残忍与虚伪”里渗透出来的“女贞”观念与对男性的纵任，都泄露了主人公（甚至作者）对性别特权不自觉的深层留恋。这些在其他小说中都多有流露，《蜃楼》、《她是一个弱女》、《南迁》等小说女性“淫荡”的贬责与《清冷的午后》小老板对云芳虽十分热爱，对小天王却又痴情不改的性爱心态，都与此相近。在《蜃楼》里，逸群看情人诒孙“同一般男人的体贴的细密——实在她对于一般男子太泛爱了……这终于是女人的一个极大危险”，危险什么呢？无疑指“贞节”。在主人公意识中潜隐着对于女性贞节观念的坚持，故认为“女人竭忠诚于自家的男人，本来是最善的行为”，但“对于她男人和其他各人所表示的热爱的动作，由抱了偏见的他看来，终于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作者直言不讳地将“竭忠诚于自家的男人”看作是女人最善的行为，这本身便是礼教性别规范的翻版。在这里，婚姻与爱情对照，价值的天平偏向爱情，却表现出在二者之间游移的贞节意识。如果说它对诒孙之“泛爱”都持此偏见，那么，对冶妮的描写更是注入了传统“肉感”淫荡的道德判定，在对女性肉感的迷醉与忧惧中，自私而非自觉地将道德大棒抡向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 郁达夫小说“倡贞责淫”与“一男数美”的性爱模式相对于五四最激进的作家写作显得那么刺眼，与基督教文化也大相径庭，显然受到本土传统——明清性爱小说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倡贞责淫”还是“一男数美”的性爱模式一直是明清小说的主流，在明清性爱小说中都是被作为正面观念而大力肯定的。《金瓶梅》虽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女性，对女性自由择偶、执着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也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与谅解；但主调却是“倡贞责淫”：“倡贞”而把一生谨守贞节的吴月娘视为众多女性的模范，“责淫”则把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极富个性、闪现着新女性特质的女人作为“淫妇”给予严厉的道德谴责并给定暴死的结局。这种写法几乎成了明清诸多同类小说的共同选择。明代小说《警世通言·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蒋淑真几经磨难，不改其对性爱的自由追求，把鸳鸯双栖作为人生的唯一梦想去追求，即使面对死亡也依然不变，却被作者视为淫妇而处死。而且，在明清小说中，“贞”以礼教性别规范为本，主指男性对女性身心的专有。明代小说《金瓶梅》西门庆对众妻妾虽不乏爱的因素，但是算不上爱情，特别是月娘与雪娥。“若从爱情这一事来说，怎能说西门庆对吴月娘有爱情”[9]。西门庆之所以让她三分，是因为她不拈酸吃醋；雪娥由奴到妾，只是出于西门庆暂时的性需要而已。由此看来，无论月娘之重节还是雪娥之背节都与爱情无关，只是出于礼教传统。与此同时，“一男数美”则成为作者的性爱理想而得以大力发扬与突显。《赫大卿遗恨绿丝绦》公开讲“：在色中又有多般。假如张敞之画眉，相如病酒，虽为儒者所讥，然夫妇之情，人伦之本，此之谓正色。又如娇妾美婢，倚翠偎红，金钗十二行，锦帐五十里，樱桃扬柳，歌舞擅场，碧月紫云，风流姱艳，虽非一马一鞍，毕竟有花有叶，此之谓傍色。又如锦营献笑，花陈团欢，露水分司，身到偶然留影，风云随例，颜开那惜缠头？旅馆长途，堪消寂寞，花前月下，亦助襟怀。虽市门之游，豪客不废，然女闾之遗，正人耻言，不得不谓之邪色。”《金瓶梅》里，别说西门庆，所谓正面形象之周守备、李衙内等人无不众美环拥。《许玄之赚出重囚牢》既有才子佳人共赴佳会，又有公子丫鬟春风先度。而清代小说《蜃楼志》更是浓笔重染主人公一男众美的经历，以艳羡之辞大力铺排类似的所谓“风流”美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郁达夫小说与之相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谈什么爱情，只要男性有欲望，女性就要小心侍侯；却又要女性只为自己的男人保持贞节，真是不公至极。 其次，在郁达夫小说“倡贞责淫”、“一男数美”的传统模式背后，对于女性的要求自然便是“柔”。从彼此爱情的产生与维持来说，“柔”作为爱情的表现形式，都非常必要。因此，重“柔”与尊重女性自我人格也有相承之处。但是，达夫小说中的“柔”，既有温存体贴的柔情，又有男女性别关系中女性对于男性的顺从。于是，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情感不自觉地倾向于柔弱被动的女性人格。达夫小说中的正面女性形象无不温柔可爱，而自由独立、不受约束的女性却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抑与丑化。《迷羊》中谢月英喜欢介成，主动找借口邀介成出游及其决绝的出走，都足以见其自由禀性与独立的生活态度。介成从月英的爱情中得到温暖，而月英不可把握的自由性格却使他极为痛苦，他要月英按自己的观念生活，要忠贞不二，要温柔听话，但却无能为力，暴露出由介成男劝倾向而来的对女性“柔顺”的性别期待。《过去》里性格沉郁、思想深沉、富于己见的老三被视为“阴阳怪气”。《蜃楼》则指斥冶妮的肉感诱惑，将其看作是行为性格完全不能捉摸的妖妇。 以上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对女性自由的不安与丑化，暴露出对女性之不受男性掌控的忧惧。 这种“柔顺”的取向应该说并非来自女性的本原要求，而是来自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身份设定与想象，这与明情小说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明清性爱小说对女性“柔顺”少有突出，却更说明作为未受挑战的权威性别规范嵌于文本中，无往而不在。在明清性爱小说中，“柔”主指女性对男性的顺从。《金瓶梅》吴月娘、李瓶儿、潘金莲等对西门庆无不俯首贴耳，李瓶儿百依无顺，潘金莲甚至忍辱求宠，吴月娘作为礼教性别规范之模范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将之时常置于口边，教训众人。《蜃楼志》中的妻妾也都是谨守妇教，柔忍事夫的礼教模范。如此诸多，不一而足。由此可知“，贞”与“柔”几乎是明清性爱小说公认的正面规范，即便是最激进的小说也未敢越其藩篱。 以上郁达夫小说与明清性爱小说负面因素延续关系的探讨，使我们看到，尽管郁达夫小说对于女性传统人格理想作了更符合现代性的改造，将“贞”与“柔”等负面因素与现代爱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设计时仍留恋于男性特权，作了更符合男性利益的设想，于是与明清性爱小说的负面性别意识有着更深的纠葛，所以说，郁达夫小说的带有传统特征的男权性别倾向仍较为浓厚。 [参考文献] [1][2][3]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338、339、132 [4]曹怀明.叛逆者的彷徨和探索者的困惑[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1）：59. [5][6]鲁歌，马征.漫谈《如意君传》与《金瓶梅》[A].金瓶梅纵横谈[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20、21. [7][8]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5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63、227. [9]陈益源.小说与艳情[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48. [作者简介] 隋爱国（1970-），男，山东茌平人，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中文系，安徽蚌埠233042）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2006年1月)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2006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