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象中，李敬泽先生和古代典籍是沾不上边的，他却写了一本《小春秋》。 《小春秋》不是一本文学评论，而是随笔集。光看序言，就是文人气十足的美文。往后面走，越看越觉得才气逼人。尽管李敬泽对自己的才气颇为自嘲，曾说到了他那个年纪（其实他不老），有才气是病，或者只让人在文章中看到才气是病，要治。可是，这种“才气病”十分特殊，所谓“才有天资”，哪能说治就能治得了的？不少人想得这种病，还得不上呢，于是就只能“很健康”地做学问。在像我这样未得此病的人眼里，要挑此书的毛病，首先就会问：《春秋》为何物，既然敢在左丘明和吕不韦坟头上动土，并且将书命名为《小春秋》（“小春秋”也是“春秋”啊），你能拿出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 李敬泽自然是一件一件往出拿，先拿出一篇《鸟叫一两声》，接着拿出《马夫车夫、高跟鞋》《风之著作权》《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感觉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他的论据是有出处的，他的观点是圆转、自洽的，找不出什么破绽啊。到了《寡人有疾》《人性与水与耍赖》，话题从诗经、孔子转到孟子，一下子摸到“亚圣”的一个软肋。一个气大声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雄辩的战斗者，面对君王的食色告白，竟也有沉默的时候。他那气壮山河的人性断言，竟也存在“耍赖”般的逻辑错误。到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孟老先生给人们讲述舜和弟弟象的故事，告诉世人要做好人，可他偏偏省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面对家人的迫害，舜是怎样从火灾现场和活埋的井底逃出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关键，不说清楚，所谓仁者无敌、善者无敌就落了空处。李敬泽发这样的诘难，并非是要跟圣贤过不去，而是他面对世界的善恶，确实有自己的理解，确实有话要说，所以“于轻拢慢挑中随处留意”，在文字的摇曳生姿中设了一个问局，让人觉得所言极是。我想，这样的文章，即使研究古籍的专家们看了，怕也挑不出什么硬伤，义理、考据、词章的影子都在，只是多了些个人的发挥。要说问题，问题就在于他太有才了，才大伤体，体是文章之体，不像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可人家已经说了，“不是凤凰叫，无心逗秋雨”，就只那么随笔一下子。 二 如果李敬泽活在古代，如果非要给他的随笔划归一个派系，那么，他的这本《小春秋》不大可能归于桐城一脉，而更像是“性灵派”。当年，“桐城谬种”将活人写成了八仙桌上的牌位，“性灵派”却有将死人写活的本领。读李贽的《焚书》、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袁枚的《随园诗话》、金圣叹的“六才子书”，感觉那真是活人的谈吐。所谓“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不仅需要“最初一念之本”，需要一颗“童心”，还需要“以腕运心”的能力。“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这种东西就是才气。在文章里，它无法像错别字那样被找出来，却能被善感的心灵体会到。当年袁中郎评徐渭的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其形容何其有才，几令人汗颜。我想，才气固然属于一种个人天资，“才自内发”固然不错，可是，中华文脉瓞绵几千年，怕也形成了某些群体意识的遗传，乃至形成了一些文人恃才的习气吧。他们把话说得那么漂亮，那么有意思，似乎受了某种审美血统的召唤和驱使。就李敬泽而言，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怕是很深切的，所以关于自身的才气，才有那么决然的自省。别的不说，就说他文章里的那种语体，勾连古今，谈笑鸿儒，有时故意使用时下流行的口语，其用意，也许是为了造就某种古雅语境里的鲜活感，也许没什么用意，就是他话语气质的自然流露。不过，这种口语化，从效果来看，也构成了对绚烂、古雅和庄正才气的理趣化消解。李敬泽说《吕氏春秋》“小热闹和小技巧之后有大敬与大静”，他的文字里也有（没那么大而已），否则他对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就不会有那么刻骨悲凉的体验。“那些人———披发孤独、后无来者，在‘海底’、在‘河源’，我看见了他们，不知是否能写出他们，不知何时写出他们。”他的“春秋人物传”尚未完成，只随笔了一部分，就这部分看，他是想把他们写活了，写出他们的爱与痛，他们的可爱与可怜之处，并且生怕将古圣们写得呆板了、写得更腐朽了，因此他的字里行间，带着对人物的深切理解，带着生命主义的观照，带着当代人的话语热气。他这么谈孔子：“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究吃穿，时常发点儿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我给张靓颖当凉粉的时候也没痴迷到这个份儿上。”他这么谈屈原：“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也是狮螺壳里德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这些话一看，貌似有戏谑，确是对人理解到位之后的戏谑，倘若说话口气捏拿不住，就容易落入油滑。当然，机巧是有一些。作者也在《自序》中坦言：“知道大敬与大静已不可得，只剩下小热闹与小机巧，合该叫做《小春秋》。”这里的“不可得”，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自身的原因在于，作者不想让自己的才气显得太正经了，有时也想“歪说”一下，呈现内心的几丝通脱和“想得开”；社会的原因在于，文章写的是古人，读的却是今人，今人的语境，早已没有了“大敬与大静”，没有“小热闹”，除去“理想读者”，多少人会去倾听文学严苛的声音？ 李敬泽先生的这种行文语体，通过它的随笔，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到他的文学评论里。或者说，不管哪种文本，他的话语风格一贯如此。《致理想读者》是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批评集，文风鲜活，口语较多，并且很少引论。他是一位说话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人。不仅有心才，而且有口才。大凡听他的讲座或研讨会发言，恐怕会对他的口才佩服之至。他讲的一些话，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出彩的文章，其逻辑、说话技巧、见解，都属上乘，风度也是好的。转而作文，又如说话，迤逦而来。他的敏锐和锋芒，往往不是体现在单个观点上，那么突兀地刺出，置人于死地，而是体现在思想的延展中，逐步往前推理，等听的人从那种侦探般的推理能力和漂亮的文采中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正如他在一次讲座上所言：“敢于批评并不等于敢于骂人，批评家真正难的是如何准确、恰当的做出有水平、知人心的批评。”至于“引论”，这个问题应区别看待。李敬泽的评论中很少引用别人的观点，也很少引用文学理论、术语，这在某些学者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看来，是有问题的：文风流畅则流畅，鲜活则鲜活，可总觉得缺了点学究式的东西。这种文风放在随笔中，尚可理解，放在评论中，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李敬泽平常不读文论，不读中外理论著作？如此猜测，似乎差矣。我读李敬泽评论，不难感觉出他的学养包括文学理论素养还是很深厚的，他在《中国的奇迹、人的故事》中，在对七篇小说进行文本分析时，顺手便阐解了爱伦·坡关于全球化体系中现代城市的“内在紧张”、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对于“目光”的信赖，以及卡夫卡《变形记》“在目光之外重新发现人的面目”，进而指出“陌生人”在现代城市小说中的巨大内涵。李敬泽提出的“目光的政治”，是对小说文本乃至现代社会极为深刻的洞察。这种洞察于我而言，有一种“一句话惊醒梦中人”的感觉。对于写惯了“论文体”的人，这种洞察和见地，也常常是他们所匮乏的。尽管许多论文以及评论大量套用艰深的理论、晦涩的术语，看似很学术化，如果去掉注释，剥除名家说的话，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少得可怜。或者说，不借助于引用，他们自己已经不会说话。在这种局面中看李敬泽的文风，似乎也就更有了赞赏他的理由。他的行文如话，正体现了他的某种话语自信。他似乎有那样的能力，不光能拿住作品，还能用自己的方式拿住作品。更重要的，他话语的远处，关注的恐怕不仅仅是作品。读他的《思想性简论》，就不难看出他所追求的那种精神视野的宽阔。在该文中，他认为不仅作家，评论家也有一个深切地认识生活的问题，“只有对时代生活有敏锐、广博、深入的体会，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和判断这个时代的作品”。“在专家的视野之外，文学依然占有广阔的天地：要面对人心，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生存与意义，如何体会自己的内在性和社会性……”、“我当然同意文学要保持对人类经验的忠诚，但是我恰恰认为艺术家要保持这种忠诚就需要思想。”读这些话，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一个评论家与作品乃至世界的那种丰富的关系。一般说来，评论家的任务是评论，他的职业关系就体现为“作家、作品—评论”这样的单向关系，或者在作家、作品之间硬生生依赖了一个所谓的“文学理论”，变成“作家、作品—文学理论—评论”，可是在李敬泽那里，关系似乎是“作家、作品—世界—评论”，在作家、作品与评论家之间，横亘着一个“复杂、丰饶、宽阔的”世界，只有理解和摸清这个世界，才算得上是理解和摸清了作品。这就是区别，是李敬泽评论比其他某些评论家更“世事洞明”的地方。面对世界及其“存在”，作家和评论家都成了探究者、追问者，乃至成了存在者，又何至于脱开存在去依赖寄生于存在、被存在次化了的东西。李敬泽对这些东西的排斥，意味着他对另外某些东西的重视：对世道人心的重视大于对寻章摘句的重视，对洞察时代生活的重视大于对引经据典的重视，对“自我真实”的重视大于对“引用”的重视。 三 中国古代文人讲“才、学、识”，或者“才、学、胆、识、趣”并举，总结的是写诗作文的几种个人能力。有人突出“才”的作用，“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刘勰《文心雕龙》）；有人强调“学”的重要，“才而不学，谓之小慧”（章学诚《文史通义》）；还有人重视“识”对于其他因素的掣肘：“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李贽 《十二识》）、“作诗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当然，大家都认为能成大器者，这几种能力需配合使用，相互效力。可是，在中国语境里，人们往往“爱才”，并且爱谈论才，因为才来自天纵，显得更加神奇。古戏文里从来“佳人才子”，佳人和才子配（当然现在已大为不同），没听说佳人和学霸配，佳人和火眼金星的人配。时下也常说某某某太有才了，而不说太有学了、太有识了。李敬泽面对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读他的书，往往见其才，而不见其学、其识，甚至其趣，谈论得多了，开始令才子产生警惕，乃至悲哀。 其实，在李敬泽的文章中，学、识、趣的成分是很明显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更为他所看重。我们读《小春秋》，其实《小春秋》也在读“大春秋”，读了那么多人，并且能将人物读透，读出况味，不是学又是什么。以春秋笔法写春秋，谈古论今，引申类比，旧语境里生出新看法，没有见识，怎敢下笔。作者庄谐杂出，于小机巧与小热闹中，虚空抛出一声轻响，不是趣又是什么。至于他评论文章中的趣，更加显在，其文风就是鲜活有趣的。学亦不赘述，当你像李敬泽那样，直面扎堆的作品，接待那么多访谈，能自在言说，能如数家珍，能头头是道，本身就有学了。我最看中的，还是李敬泽评论中的“识”。他评《红楼梦》，写《庄之蝶论》，都是有新见解的。写《“打工文学”与“壁橱”》，这本是一篇论坛发言，谈及的是近年来被不少人研究得有些庸俗了的话题，李敬泽发言，自然是一贯的散漫自如，突然又风生水起。他有能力，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拉到一起，生发自己的妙想，大开大合，其主旨又不离开本体。“打工文学”怎么与一篇日本小说中的“壁橱”联系在一起，这完全出乎意料，听完了，又觉得十分高明，“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生命中、心灵里的‘壁橱’，是否知道世界上、社会中的‘壁橱’？”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篇《内在性的难局》，开篇谈《2011年短篇小说》的编选工作，通篇也没有脱离具体的文本分析，可他在那些小说串烧的间隙，从容而贴切地出展了他的思和语：“对人性的具有内在性的思考和表达，在现代和当代文学中是一个偏僻薄弱的传统，我们有‘苍凉的手势’，有得意时的轻浮和失意时的颓丧，有根植于文人传统的把一切化为情绪与情调、趣味与玩笑的习惯，有从‘黑幕’、‘官场’到‘穿越’的举世罕见、根深蒂固的围绕权力的窥视、想象和向往。”“或许，当我们正在预测和慨叹小说和 ‘纯文学’ 的末日时，汉语小说甚至尚未完成它基本的现代使命：追究、发现和扩展我们的内在性。”话说得极有见地，可谓命中要害。李敬泽说话一向比较含蓄，措辞谨慎、讲究，从不轻易否定或质疑，像这样一针见血的直断，还比较少见，这说明此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他对此问题的“确信”。的确， “内在性”的缺失，在中国小说里是长久和普遍存在的。我想起汉学家顾彬评价贾平凹的小说： “我还没有了解《老生》 以前，我的希望是什么呢？我盼望作者写一个人的一天、一个人的灵魂。不过，他好像不要人的心理，他要的是美国电影似的动作片。”老外的话不一定精当，因为他可能并不十分理解中国小说表现人的技法，是长于“以形写神”。问题在于，如果写形写不到位，神也就无从谈起，人物就只是外在形态的。看古典小说，除了 《红楼梦》 那样的异类，大多数小说里的人物，也还是外在形态的人，其言行举止，适合描述、讲述和转述，却无法探究其深层“内宇宙”。鲁迅的 《狂人日记》 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探究人内在性的有益尝试，其后这种尝试也没有被别人甚至也没被他自己稳定地继承下来。后来到了“先锋小说”，传统的叙事方式被颠覆了，小说“内转”，可是转得并不算成功， “先锋小说”里的人往往是符号化的人，其内转也是符号化的内转，更加看不出心灵化的痕迹。 四 文学中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有待于作家、诗人和评论家去一点一点辨析、诘问、拿捏，提供方法论上的启示，乃至在不确定中一点一滴地建立自我的确信。最大的确信也许在于，正如李敬泽所言，“文学依然占有广阔的天地”。正因为如此，文学就值得我们去热爱和投入。面对人心，面对生活，面对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学及文学活动，是值得我们投入的。在这方面，李敬泽就是一个榜样，他主编刊物、做批评家，浪里淘金，曾编发过多少人的稿子，评论过多少人的作品，提点过多少人的文学梦，没有人做过统计，也无法统计。他曾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说： “作家与写作之间其实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作家把生命中最好的东西都放到写作中去了，所剩无几，自己就像熬完药剩下的渣。”“这个忠告送给所有想要投入写作的人，那就是要小心自己变成药渣。别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别在搞不清目的的情况下，别在没做好要为写作付出生命中最好的东西的时候，就干上这一行。”此话，又变得“不确信”了，其背后的意思是，我自己已经干上这一行了，已经很苦逼了，你没做好受苦的准备，最好别跟着掺和，以免熬成“药渣”。 一种爱护，批评家的爱护。一种责任，文人的责任。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2日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