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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先生的《〈红楼梦〉的现代误读》一书，受益匪浅。学生时代就一直对《红楼梦》有着浓厚的兴趣，如今走上工作岗位，没有许多的精力读书，唯有《红楼梦》依然放在床头案上。可对“红学”却是敬而远之，不敢多谈，“恐被人耻笑了去”。读罢陈先生的《误读》一书，方才明白“红学”的来龙去脉，什么才是真正的“红学”。 一、胡适的误读 在中国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是最容易让人走火入魔的, 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五四”以前的评点派和索隐派的研究被称为旧红学，索隐派的死穴是任意的附会。“五四”之后，“新红学”的特点是注重考证，代表人物是胡适。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红学史上划时代的论著，其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二是考证《红楼梦》的版本。当然也涉及《红楼梦》思想艺术的评论，但那不是主要的。胡适考证《红楼梦》的初衷，就是要教读者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为了推广“科学”方法，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虚构出来的世界，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而在我们看来，假如没有了虚构出来的大观园，《红楼梦》还剩下多少值得关注的内容？ 大观园作为青年人的乐园，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气息。住在大观园里的女孩子都当得起诗人的称号。他们结了海棠社、桃花社，举办了很多次诗会。在曹雪芹笔下，大观园是一个诗的世界，生活在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大观园是从中国古典诗的意境中延伸出来的一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必须用读诗的眼光。 胡适无视大观园的重要性，无视想象力在曹雪芹创作中的重要性，遂误入歧途，一味在《红楼梦》中寻找事实。胡适毫无疑问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宗师，但一代宗师也有其短处，那就是缺少对文学的悟性，缺少感受文学作品的能力。 胡适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得出的结论就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这种研究方式造成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具体事实的判断失误；一是总体研究导向的失误。胡适认为，《红楼梦》中只有那些曾发生于曹家的事情才有考证的价值；考证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真实的曹家历史以及《红楼梦》所写出的曹家的真实历史。胡适确认“《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新红学”的走向。先是“红学”蜕变为“曹学”，接下来是“曹学”一支独大，“新说”不断，真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气象。这样一个信念，流风所及，便是那些热衷于猜谜的人随心所欲地探佚，以致不断衍生出新的奇谈怪论。这种探佚，实为索隐，是在“自传说”的大前提下搜罗所谓的“证据”，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来运用。于是各种误读便出现了。 二、周汝昌的误读 周汝昌是继胡适之后，“新红学”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第一部也是最重要、代表性最大的著作。 《红楼梦新证》继承和发展了胡适“新红学”的基本观点。周汝昌坚守胡适开启的“自传说”，并在研究中将“自传说”推向极端。周先生认为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贾家即是曹家，《红楼梦》即是曹家的起居实录。他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周先生借小说情节探求曹家家事，将小说看做历史，超越探佚的底线，将“新红学”引上了索隐一路。 周汝昌先生用随意牵合的方法，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假定史湘云即脂砚斋，即宝玉的第二个妻子，然后具体设想宝玉、湘云重逢的情境，具有“传奇色彩”。运用这种方法，不需要坚实的证据，只需要《红楼梦》中的描写“仿佛”与历史事件有关联就行。这种以“自传说”为基础展开的对曹家家事的索隐，其实是借“自传说”为由头，编造所谓《红楼梦》的“真故事”。 在《红楼梦》研究中，只有作者问题、本子问题的考证才被胡适认为是正宗的，其他讨论概归钻牛角尖或无意义之列。周汝昌强调，红学的四大支柱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而把文学研究摒弃于红学之外。这“四大支柱”中，曹学属于作者问题，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属于本子问题。周汝昌的这种红学观，不过是对胡适的继承、发展而已，始作俑者还是胡适。胡适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新红学”只关注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 以丰富的联想代替考证，视《红楼梦》为一部谜语集，这就是周汝昌先生的探佚，这就是周汝昌先生的索隐。 三、刘心武的误读 将周汝昌先生的家事索隐“发扬光大”并得到周汝昌先生“高度肯定”的是小说作家刘心武。 2005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节目。刘心武在电视上大谈其“秦学”，认为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而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两废两立的太子胤礽的女儿，这个女儿刚好出生在胤礽第二次被废的时候。为了使这个女儿免受牵连，胤礽把她偷送出宫，托曹家照应。曹家藏匿了这位公主，一直将其养到可以对外说是一个媳妇。从此，曹家的兴衰便与这位公主的命运息息相关，并因此卷入一场充满阴谋暗算的宫廷斗争之中。从猜测秦可卿的身世出发，刘心武继而对贾元春、北静王等人物的“原型”进行了探究，把《红楼梦》解读成为一部与曹家密切相关的清宫秘史。刘心武认为，曹雪芹正是根据曹氏家族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创作了《红楼梦》。刘心武这一极富趣味性的“揭密”经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立刻吸引了大量观众，不仅使得《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大幅提高，他的演讲结集《刘心武揭密<红楼梦>》也受到追捧，迅速登上各大书店图书排行榜榜首，甚至引发了一股“红学”热潮。 刘心武的研究离开了小说文本本身，而去推测小说背后的故事、历史，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猜测。周汝昌对此大力扶持，刘心武的很多观点就是根据周汝昌的推测加以发挥的。比如他的“秦学”就建立在周汝昌以史湘云“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诗句说“两个皇帝决定贾府兴衰”的推测之上。不过，对于这些不确定的地方，周汝昌尚未说成定论，刘心武却将之大大阐发并说得极为肯定。 刘心武以“自传说”为前提肆意猜测，而又自诩为考证，从根本上偏离了考证原则，缺乏基本的史料依据，是一种非学术的“戏说”。“戏说”是一种嫁接在“自传说”之上的极度庸俗的索隐。刘心武自称其研究是“探佚学中的原型研究”，又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揭秘了“历史的真相”。确切地说，刘心武的研究是“索隐的精神，探佚的面貌”，是故意以索隐冒充考证。 余英时指出：“在最近50年中，《红楼梦》研究基本上仍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学的工作。史学家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上。他们根本不大理会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学问。”陈文新先生对此十分赞同。说到底，《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其文学性。而对《红楼梦》小说的研究理应成为“红学”的重心和中心。 在红学领域，索隐和探佚之风之所以兴盛，也许就因为猜谜是一件有趣而且容易的事。它不需要严谨地寻找证据，只要具有一定的联想能力并对《红楼梦》熟悉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从《红楼梦》中发现许多谜面，并自以为是地说出许多谜底。以《红楼梦》这样一部拥有如此众多读者的经典，猜谜者将永远保持在一定数量。红学大概也会因此长盛不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