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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红楼梦》(含《石头记》)的作者有六位——曹雪芹(扬)、曹雪芹(宁)、脂砚斋、曹雪芹(锡)、程伟元和高鹗。即“六贤说”。曹雪芹(扬)是曹寅的孙子、曹颙的私生子，他写作的《红楼梦》，可称为“原始《红楼梦》”，其内容已由明义诗表露，他将自己在扬州的浪漫生活加以虚构而成小说，很少涉及本家族之事。曹雪芹(宁)是江宁府的才子、会试不顺的举人，不是曹寅家的后代，他写作的《石头记》取材相当广泛，其中采用了曹寅家的素材，但所占比例不大。因此，《石头记》是典型的“他传”! 我以完整的体系来树立“六贤说”及“他传说”，湖北省孝感学院中文系的苏建新先生称我为“新考证派”。我今天的文章，是“六贤说”、“他传说”体系 中的一篇。 一、刘上生先生的观点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刘上生先生撰文写道：“曹雪芹所亲历的世态炎凉，具体虽不可考，但有两件事肯定对他有重大刺激：一是雍正六年曹頫获罪枷号时曹家在京亲戚无一援救。据史料，雍正六年六月，曹頫骚扰驿站案结案，应分赔443两2钱，交纳141两，尚欠302两2钱未清，按例枷号追赔。至次年七月仍在枷号之中。据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内务府奏查各处呈报赔款案均符恩诏请予宽免折》，这300两有零的银子直到那时仍未赔出，只好靠恩诏结案。可见曹家败落后之困窘，亦可见曹頫的孤立无援。”接着，刘先生以曹顺、曹宜、曹颀的时任职务和受宠情况来例证。 ’ 接着，刘先生写道：“二是乾隆年间曹家彻底败落时‘家亡莫论亲’的绝望处境。……其一是曹寅好友屈复乾隆八年夏天写作的《消暑诗十六首》之一《曹荔轩织造》诗云：‘诗书家计俱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据此，可推知曹家当在乾隆八年初以前彻底败落子孙四散飘零，以致诗人无从访寻。其二是《清高宗实录》卷193载乾隆八年五月廿五日丁未上谕：‘……’福彭是曹寅外孙，曹雪芹亲表兄。平郡王府是曹家在京城上层的主要依靠。据此上谕，福彭当时正受乾隆宠信……是否可以如此推断，即曹家在遭受最后的毁灭性打击之时，并未能得到如福彭这样的权贵至戚的丝毫帮助呢?……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于次年(乾隆九年)开始以“十年辛苦”之期创作自叙传小说《石头记》时，会把所历‘离合悲欢炎凉世态’作为叙事内容，这种刺激必定成为极为重要的创作驱力”[1]。 二、初步商榷 曹頫家在京的亲戚，除了曹顺、曹宜、曹颀外，还有傅鼐家、纳尔苏家、侍卫某王子(曹寅之次婿)家等，仅仅列举曹顺、曹宜、曹颀，不能得出“在京亲戚无一人救援”的结论。更何况，我们还难以断定曹顺、曹宜、曹颀根本没有救援曹頫。 刘先生由“这300两有零的银子直到那时仍未赔出”，断定“曹頫的孤立无援”。表面看来，颇有道理。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内务府上传档(十四号)云：‘奉旨：江宁织造曹頫……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钦此。’”’内务府奉雍正帝之命，调查曹頫“暗移”“家中财物”。此调查必定惊动了曹頫在京的亲戚，后来，他们在考虑怎样援救曹頫时，必定顾虑重重。史实表明：老平郡王纳尔苏(曹寅子长婿)是真心援救曹烦的(本文后部将论述)。纳尔苏为何不拿出“302 两2钱”银子来援救曹頫呢？其中必有缘故！如果我们不能苛求纳尔苏，当然也不能苛求曹頫的其他的在京亲戚。 周汝昌先生著《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载[2]p539：“(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内务府为将应予宽免欠项人员缮单请旨折略云：“‘……再，轮赔、代赔、著赔者亦著一概宽免。钦此。……’”’先有臣民犯罪，然后才有皇恩浩荡之“宽免”。既然代赔者受到宽免，那么，其代赔行为必属犯罪。我认为：“代赔属于犯罪”是“曹家在京亲戚无一人援救”的根本原因! 曹頫只“交纳141两”，始终没有赔那尚欠的“302两2钱”。宁可被枷号，也不赔出那“302两2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说明自己没有“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的!也可以证明曹家没有侵吞国帑(雍正帝要追查的是几十万两“亏空”!)。 罢免曹頫的江宁织造，是雍正帝的既定决策。曹頫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雍正帝迟早会抓住曹頫的一个“把柄”，找出一个“理由”来罢免曹頫的。 至于曹寅好友屈复感叹“何处飘零有子孙?”，应该是有感而发。屈复是否到北京寻找曹寅的子孙，或屈复到北京的寻找是否耐心和得法，目前我们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曹寅的子孙在北京并没有“飘零”! 一是曹家有稳定的住所——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蒜市口，有房十七间半，有仆人三对[3]，全家聚居在一起(曹寅之妻李氏、曹颙之妻马氏、曹頫夫妇及其子女、曹天佑和曹雪芹)。 二是乾隆九年曹天佑“现任州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附载满洲旗分之尼堪姓氏中记载：“曹天佑现任州同。”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写道：“(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朔，命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按是书于乾隆九年成。”因此，“曹天佑现任州同”，可视为到乾隆九年曹天佑仍然“现任州同”。 既然乾隆九年曹天佑“现任州同”，那么，在乾隆八年，曹寅的子孙没有“飘零”! 屈复的感叹，只能说明他没有找到曹寅的子孙，这不等于曹寅的子孙一定就“飘零”了。 又：曹頫曾为“塞思赫”(胤禟在万寿庵藏贮金狮子一对，雍正六年七月被发现。这个“政治错误”，更使曹頫的在京亲戚们有顾虑。 三、纳尔苏 纳尔苏，又汉译为纳尔素，是曹寅的长女婿，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与曹寅之长女成婚。他是曹頫的姐夫。 纳尔苏，“曾随抚远大将军胤褆定西垂，摄大将军印事；雍正元年由古木回京管上驷院事；四年以旧贿案削爵；乾隆五年卒，仍以郡王礼葬。”[3] 四、纳尔苏行动 纳尔苏于雍正四年七月被革退王爵，不许出门。雍正六年六月，曹頫被枷号追赔，此时纳尔苏作为废王，没有援救曹颊，同时没唆使已接替王位的长子福彭(曹寅之长外孙)援救曹烦。雍正十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一年四月，纳尔苏瞅准时机，向已被革职的隋赫德(曾任江宁织造)索要银两，以便从经济上援助曹頫家。 我将纳尔苏的这个索要银两的行动，称为“纳尔苏行动”。 “审办隋赫德以财物钻营老平郡王一案”之史料，可反映“纳尔苏行动”。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记载：“(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内务府奏案，原件云：‘和硕庄亲王臣允禄谨奏：臣遵旨讯问原任织造绥赫德以财钻营一案。据绥赫德供称：……后来沈姓人带了老平郡王的小儿子，到奴才家来，说要书架、宝月瓶……后来我想，小阿哥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将曹寅家产都赏了奴才……随传唤原平郡王纳尔素第六子福静讯问，据供：……因此借他家银子三千八百两……后来我大哥哥听见，即向我说，所借银两，务必急速请还，若不还使不得等语。讯据绥赫德之子富璋供称：上年十一月内，有卖古董的沈四，将老平郡王的儿子六阿哥带到我家，拿了几宗古董去。后来又要借银子……复详讯富璋，据称，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后来沈四带六阿哥并赵姓太监到我家看古董，二次老平郡王又使六阿哥同赵姓太监到我家，向我父亲借银使用。……今年三四月间，小平郡王差两个护卫到我家，向我父亲说：你借给老王爷银子，小王爷已经知道了，嗣后你这里若再使人来往，或借给银子，若教小王爷听见时，必定参奏，断不轻完等语。……再四详加详讯，绥赫德方供，奴才来京时，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我原要带回京城，养赡家口。老平郡王差人来说，要借银五千两使用，奴才一时糊涂，只将所剩银三千八百两送去借给是实。……查绥赫德系微末之人，累受皇恩，至深至重，前于织造任内，种种负恩，仍邀蒙宽典，仅革退织造。绥赫德理宜在家安静，以待余年，乃并不安分，竟敢钻营原平郡王纳尔素，往来行走，送给银两，其中不无情弊。至于纳尔素，已经革退王爵，不许出门，今又使令伊子福静，私与绥赫德往来行走，借取银物，殊干法纪。相应请旨，将伊等因何往来，并送给银物实情，臣会同宗人府及该部，提齐案内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为此谨奏。雍正十 一年十月初七日奉旨，绥赫德著发往北路军台效力赎罪，若尽心效力，著该总管奏闻，如不肯实心效力，即行请旨，于该处正法。钦此。此旨系大学士鄂(尔泰)等交出，应办理之处军机处业经办理讫。’” 五、初步分析 “纳尔苏行动”起于雍正十年十一月，迄于雍正十一年四月。开始由曹頫的家人到平郡王府“行走”而推动，然后由纳尔苏派嫡妻(曹寅之长女)之幼子六阿哥福静具体实施，最后由纳尔苏之嫡长子小平郡王福彭制止而收场。纳尔苏先向隋(绥)赫德借几件古董，后向隋赫德借五千两银子，实借得三千八百两银子。所谓借，实为索要，有借无还的。这五千两银子，是隋赫德变卖曹寅的扬州房产所 得，而曹寅是纳尔苏的岳父。 福彭说“所谓银两，务必急速请还”，从四月到十月，足有半年，他家没向隋赫德还一两银子!福彭说“若不还使不得”，“若不还”三字，已表现出他没有催逼父母、六弟向隋赫德还银的意思；至于“使不得”，只有天晓得，说不定在他说这话之前，那三千八百两银子已经转到曹頫的手中呢! 若依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此案本是纳尔苏主动向惰赫德索要银物，应将纳尔苏定罪。然而在当时，不仅未将纳尔苏定罪，反而将被索要银物的隋赫德定罪，其罪名是“以财物钻营老平郡王”。雍正帝惯会无中生有、以小变大来定人罪名，这次却视而不见，将有变无。雍正帝的这次裁决，令人感到非常奇怪! 至于对纳尔苏已经索要到手的三千八百两银子，怎样处理，雍正帝的圣旨对此只字未提！实际上雍正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纳尔苏留着这三千八百两银子。(若依我们现在的认识，既然隋赫德已被定罪，这银两不必退还给他；但是，纳尔苏虽未定罪，但毕竟属于犯了严重的错误，这银两必须交出，输往国库。然而，雍正帝对此银两，根本没有追缴之意。) 在此事情过程之中，福彭虽有制止之表现，但毕竟属于“知情不报”。雍正帝亦未治罪。 六、福彭 《红楼梦新证·人物考·几门亲戚》写道：“(福彭)雍正十年正月任镶蓝旗满洲都统，闰五月授宗人府右宗正；十一年二月充玉牒馆总裁；四月军机处行走；七月为‘定边大将军’……” 戴逸著《乾隆帝及其时代》写道： “弘历另一位亲密的同学是平郡王福彭，努尔哈赤的八世孙，属于代善、岳托一支。……福彭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赏识，是王公子弟中的佼佼者。早年即被康熙皇帝看中，养育宫中读书……雍正六年，弘历、弘昼已满18岁，无论学业上、性格上、身体上都在发育成熟。比他们大三岁的平郡王福彭被挑选人宫，陪同皇子们读书，这是雍正帝希望品学兼优的福彭能够影响弘历、弘昼，使他们健康地成长。从此，福彭成了皇子们的同窗挚友。……雍正八年，……不久，福彭又被派管理旗务，署都统，擢宗人府宗正。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军机大臣，可见雍正帝对他的器重。当时，清军和准噶尔作战……清廷不乏能征惯战的宿将，而雍正帝都没看中，偏偏选了只有25岁的福彭。雍正十一年，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临行之日，弘历送行到清河，赋诗三首赠别。……弘历对这位挚友眷念甚深，在和福彭离别的一周年，他写诗：‘徘徊倚石栏，闲望抒情吟，却忆昨年秋，今夕送知音(原注：癸丑年八月五日平郡王奉命西征)。 七、绝妙的贵族行动 纳尔苏在革爵圈禁六年之后，为何敢于行动、索要银物呢?因为他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雍正十一年年初，福彭正受雍正帝宠信，任都统和宗人府宗正。 此行动被人告发（此告发应在福彭离京西征之后）。告发之后，雍正帝丝毫没有对纳尔苏追缴，可能出乎纳尔苏意料之外。 结此案的时机是雍正十一年十月七日，而在该年的八月三日，福彭“奉命西征”。雍正帝没有追缴那三千八百两银子，对福彭这位远在西北边疆指挥千军万马的“定边大将军”，送了个顺水人情。 总之，纳尔苏仗着儿子福彭的受宠，稳操胜券，采取了行动。 八、曹家在行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阐述“曹家在行动”! 本文第四部分所引的富璋供词中，有“从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之句。由这一句引发的深入研究，可以推翻“自传说”! 废王纳尔苏为什么“废闲生事”呢？为什么冒着犯罪的危险来索要银物呢?还是为自己的享受来索要银物呢?还是为自己的享受来索要这三千八百两银子呢! 因为曹家的家人的“行走”，才有了纳尔苏的索要银物的行动。因此，纳尔苏是为了曹家才索要三千八百两银子。后来他必定将这三千八百两银子送给曹家! 曹家的家人的幕后指挥是谁呢? 无疑有曹頫。很可能还有曹寅之妻李氏。李关庭先生著《从贾宝玉艺术形象探讨曹雪芹生辰》[4]中写道：“曹母李太夫人原系宫中女官，康熙二十六年三十岁放出择配，嫁曹寅为继室。於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李先生写得这么精确，理应有据。 如果李先生所写能成立，就意味着在雍正十年和十一年，曹寅之妻李氏仍健在!那么，曹家的行动的总指挥就是李氏! 所谓“纳尔苏行动”，总指挥亦为李氏。 既然迟至雍正十年十一月，曹家的家人仍愿意到平郡王府“行走”，那么，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年，曹颛家与纳尔苏家一直有往来。 曹寅之长女是纳尔苏王妃，她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她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嫁给纳尔苏，年龄不应超过17岁。至雍正十年(1732年)，她只有四十三岁，应该健在。 九、三千八百两银子的作用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曹天佑现任州同”。 曹天佑既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又不可能有当差机会，他这个“州同”是如何来的呢？应该是通过捐纳得来的。 清代的州同为正五品。 曹天佑何时任州同呢？应不早于乾隆七年夏(乾隆帝登基后停捐纳七年)，应不迟于乾隆九年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始修于乾隆帝登基之后，刻本于乾隆九年成。现存刻本)其具体时问以乾隆七年秋的可能性较大。“乾隆七年上下江水灾，……请仿乐善好施例……如所请”[5] 《石头记》第十三回写宁府为贾蓉娟纳以谋取龙禁尉。写道：“戴权道：‘……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又写戴权“说道：‘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又写“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 龙禁尉亦为五品，需捐纳一千二百两至一千五百两银子。 《清史稿·捐纳》载：“(乾隆)十三年……贡监纳即用，同知不过千余金……”与《石头记》所写基本相同。 当然，捐纳州同之前必须有贡监身份。贡监亦可捐纳，《清史稿·捐纳》载：“平民得捐贡监”。 三千八百两银子，除捐纳贡(监)和捐纳州同外，还可余银二千两。 如果买田，一千两银子可买一百亩好田。“至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两”[6]。 总之，仅靠这三千八百两银子，曹頫家就可以中兴至“州同”水平。(除此之外，曹頫家有办法维持日常生活，例如，从“十七间半房”里拿出五间出租，有何不可？) 十、几点启示 一是《红楼梦》里贾府家族内部勾心斗角的表现，“乌眼鸡”的表现，不等于曹頫的在京亲戚皆不援助曹頫。 二是曹天佑“现任州同”，不是令人半信半疑的史料，而是必定兑现了的事实。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七年，曹天佑用九年时间等来了捐纳州同的机会，表明了他不是《石头记》的作者! 三是既然我们肯定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那么，我们可断定曹雪芹不是曹天佑。 四是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七年，曹頫家承受了种种考验。在乾隆七年，曹頫能拿出一千多两银子为曹天佑捐纳贡(监)和捐纳州同，说明他有“闲钱”，他能勤俭持家，他能在九年内维持全家的小康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对曹頫家的穷困问题，有必要重新作通盘的思考。 五是对“曹雪芹从乾隆九年开始创作《石头记》”的定论，大可怀疑。仍是时间与作者问题。 六是在纳尔苏索要三千八百两银子的案件中，宝亲王(后来的乾隆帝)弘历起了巨大的包庇作用! 因此，乾隆帝对曹頫家有大恩。 然而，《石头记》将矛头对准了乾隆帝(以后我有专文论述)，这就更值得我们深思! 参 考 文 献 [1] 刘上生．论《红楼梦》的两个叙事起点[J]． 红楼梦学刊，1999(2)． [2]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物考．几门亲戚[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3] 薛侃．曹雪芹旧居遗址研讨会在京举行[J]． 红楼梦学刊，1999(4)． [4] 李关庭．从贾宝玉艺术形象探讨曹雪芹生辰[J]． 红楼梦学刊，1998(4)． [5] 赵尔巽．清史稿·志·选举七·捐纳[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钱梅溪．履园丛话：卷二[M]． 刘梦溪．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C]．106． 原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二期 原载：《南都学坛》2002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