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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印象 高耀山（银川市文联名誉主席）：很高兴能够参加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中短篇小说审读。通过对60多部参评作品的阅读与交流，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蔚然壮观。多数作者都很年轻，20几岁到30几岁的作者占了三分之一，他们有才华有潜力，有的创作成果累累，有的获得过全国性的文学大奖。如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曾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满族作家于晓威的中短篇小说集《L形转弯》入选了2005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入选了2006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褚水敖（评论家）：原以为放到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格局里，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可能会逊色。阅读之后方知原来自己的看法有误。各地推荐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可谓各具特色，尤其是其中的精湛之作，以自己的风格独特的民族性书写，反映了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与姿态各异的文化样式，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神采鲜活、色彩鲜丽的人物形象。对于千变万化的当代生活，不少作家文思纵横，笔墨所到，他们对美丽有赞誉，对丑恶有鞭挞，对人生遭际，尤其对于心灵的动荡与宁静，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新的发现和深的思考。 黄佩华（广西作协副主席）：这次有机会接触并且阅读到这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各民族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水平。由于有的少数民族作家近年把创作目标放到了长篇小说和影视创作上，比如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鬼子等人的缺席，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在全国文学格局上，多少呈现出疲软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读到一些比较厚重的作品，比如土家族作家田瑛、满族作家叶广芩、藏族作家梅卓、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彝族作家吕翼等人的小说。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且身手不凡，他们是格绒追美（藏族）、马忠静（回族）、了一容（东乡族）、于晓威（满族）、潘灵（布依族）等人。从近60部集子数百篇作品中，最突出的印象是题材广泛而有深度，涉及生命、人性、情感、心灵及苦难的篇作较多，其中反映各民族人民现实生活及生存状态的作品也不少。另一个突出印象是，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观念、写作技法与时代是同步的。 王 山（《文艺报》专题部主任）：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趋势，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地叙写民风民俗、俚语服饰、传奇故事的平面化叙事套路，而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环境下独具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积极调动各种手段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譬如叶广芩的《逍遥津》，视角独特，语言娴熟，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颇具艺术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说集《麝香之爱》，文学性很强，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叙述手法颇具灵性。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轻松平常处显现意味甚或沉重。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代藏族知识青年男女——画唐卡的画家、歌手等等，作者擅长对此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独到细腻的表现与解读，折射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21世纪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补， 对于藏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有着别具特色的艺术呈现。 谭旭东（评论家）：总体看来，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文体创新和内容创新方面还是下了功夫的，这60来部作品集文采各异、体式多样，给人新鲜的阅读体验。如满族作家于晓威的《L形转弯》可以说是侦探小说，满族作家袁玮冰的《最后一只黄鼬》可以说是动物小说，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的《圆形神话》可以说是神话小说，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可以说是宗教神秘小说，佤族作家袁智中的《最后的魔巴》可以说是散文体小说，苗族作家吴国恩的《寻找诗人夏天》可以说是诗化小说，满族作家叶广芩的《逍遥津》和土家族作家田瑛的《大太阳》可以说是文化小说，作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各种表现形式和叙述方法都有所展示。 二、自觉的民族性书写 钟庆成（四川省专业作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发展的一条底线。“五四”以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的争论一直是个热点，当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如果只剩下一个国别、族别的身份标签，那么距文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我们知道，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五彩缤纷的色调、复杂多变的情感，即便在追求人类普适价值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也因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而具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表达方式和发展方式。从审美的角度看，差异产生美感，正式各民族独特的个性和文化，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丰富的创作空间，因此，坚持民族性书写，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基点。在参评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作者从大山深处的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往的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作品的写法新颖别致，在传统中融入新的时代气韵，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如土家族作家田瑛的《大太阳》来自湘西的独特地理与人文环境，他笔下的人物说话行事有些古怪，有些性格，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沉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味。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也以一个哈萨克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一匹外来的健壮的黑马去窥视一个民族最隐密的心灵世界。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民族性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高耀山：从参评的作品可以看出，彰显民族精神，记录时代风貌，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他们敏锐地提出现实生活面对的重大问题，如侗族作家隆振彪的短篇小说集《月亮地》，把偏远侗乡农村在世纪之交改革潮流中人的思想变化，生存状态，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惊叹、深思。更为可喜的是，作家们还在民族性书写的同时，极力开掘本土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他们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叙事风格，而且他们的作品善于发现真善美，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中，每篇人物各异，遭际有别，但都热爱生活，乐观向上，面对命运的坎坷，生活的曲折，都能够顽强地奋进，让我们真实地发现和触摸到了生活的本质，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和光芒。此外，历史兴衰、岁月沧桑，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重闪光芒。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以凝重、忧郁的笔墨，抒写了西海固父老乡亲的苦难与奋斗，表现出底层民众的大苦与大乐，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洞察与对现实弊端的不平，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对父老乡亲的崇敬与爱怜。 黄佩华：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似乎天经地义，但也不是惟一。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那些震撼之作几乎都是写自己的民族，包括文化、命运、心灵、性情、迁徙、风物、地理等。田瑛对土家族历史对人性的拷问，格绒追美、梅卓对藏区生活的洞察，吕翼、了一容对苦难的读解，马忠静对生命的感悟，都使他们的作品超越了自己民族本身，上升到了人类的高度，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很值得赞许。 谭旭东：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方面之所以比较成功，我想这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和生活经验是密切相关的。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民族性的叙述，所以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围绕着民族特性和折射民族特性的地域文化来展开的。比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区的人与事，把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张力。她的《丑女秀姑》讲述的是一个山寨丑女人秀姑与几个矿工的情爱故事，一个苦难女人的忠诚和质朴跃然纸上。小说触及到了佤族人的人生信条、生命原则的理解，与特定的民族性格和特定的地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读后给人一种刚性与硬气，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她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性叙述，不过，这篇作品把民族性与特定的宗教意识、神巫文化想结合，因此作品里的民族书写又多一种神秘的文化张力。另外，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集《父亲鱼游而去》，也是把草原民族的强悍、热烈、粗犷和神性的生命魅力淋漓尽致且不乏力度地展现了出来。 三、小说的文化与诗性追求 黄佩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他们创作视野相当开阔，作品题材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许多作家甚至跳出了地域、民族的概念，以人类的文化和尺度对作品进行精心创作，从而使作品更具世界性。 褚水敖：阅读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一个令人赞赏的艺术特色是诗性的存在。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显然具有诗人气质，在小说的行进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运用诗的语言，营造诗的氛围。一般都是因为特定的故事情节的需要，或是特定的人物情感和思想的需要升华，作者便以诗化的文字构成一种形同诗的意境，从而形成一般小说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例如吕翼的《割不断的苦藤》中的《雨水里的行程》，写到在特殊场景下儿子对于母亲的特殊心情：“路很陡，不太硬。马蹄在石头上一脚踢出了耀眼的火星子。儿子的心拧得很紧。儿子看了看前面，没有一个人。在看身边，也没有一个人的影子。到了江边，马站住了。一夜的大雨，江里的水涨了不少。原来连接两端的木桥，也给洪水卷走了。江中浊浪跌宕，让人胆寒。面对滔滔的江水，儿子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儿子再次回头看走过的路，那样的路倒有些不真实起来。儿子咳了一声，说，妈，我们还是回去吧。”好一个“那样的路倒有些不真实起来”！这里，诗在前面的铺垫之后突然冲向了高潮，把儿子此时此地的幻觉般的感受与彼时彼地特别的经历联系起来，使小说需要表现的人物心境因诗的效果更为突出。再如马忠静的小说集里有一篇《女孩儿的名字，还有那管牙膏的牌子》，也出现了这样富有诗意的文字：“星星像被一颗颗摘下来在山泉里洗濯过，扣上天幕之后发出芳香的光亮。那气息，裹足了鲜花和太阳的气息，那是女孩的气息。男人的头发在女孩清空的脚步声里变黑，变得油黑，那是一碗油墨泼出去才有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女孩走的时候更黑，黑得像把星光都搬到了头顶上，男人怀疑女孩去搬星光了，搬到了，就回来了。”这种散文诗的语言，使小说的感染力大大增强。 齐丹（《民族文学》编辑部主任）：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圆形神话》，就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进行的民族性书写。如《圆形神话》中的“我”——巴达仁贵以客观的视角目睹了清末蒙古王公去北京朝见的一系列故事，达尔罕亲王旗的公爷德勒格尔达赖率队去北京向清政府尽“年班”义务，而心怀叵测的奉天省左参赞布仁特古斯则从沈阳赴蒙旗，希望说服蒙古王公们拉起一支骑兵去帮助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当左参赞与公爷在途中相遇，一番谈判不欢而散之后，双方开始暗算对方，血腥的厮杀就此展开。《布敦阿拉坦的圣树》发生在苏克都尔台吉34岁那年夏天。在俄国支持下的奉天省铁业局督办想在草原开发铁矿，草场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克都尔采取了反制措施，引爆了用来开矿的炸药，击毙了要剥夺牧场的督办……王爷被收买后，派兵去捉拿，苏克都尔负伤逃脱，去刺杀王爷图标乌力吉等等，孛·额勒斯多数从民族历史深处挖掘题材，展示作家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和民族性格的建构。 谭旭东：说到诗意的表达，我觉得满族作家叶广芩的短篇集《逍遥津》也是一个代表。不过，我觉得叶广芩笔下的诗意主要不是来自语言的诗意，而是文化的诗意，即作家以浓缩了文化意味的人物和事件来展现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人性深度。《逍遥津》讲述的是旗人七舅爷一家的故事，把一个旗人家庭的兴衰与社会的变迁、历史的阵痛连结起来，而且由于作家把老北京人的性格、心态和老北京的风俗文化细腻地糅和在一起，因此给读者一种文笔老辣、内涵丰富的印象。 钟庆成：我也发现，一些作品在生活叙事的同时，十分重视作品的诗性表达，给人别有深意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显性表征与多维的内涵相互交错，融为一体，虚实之间，巧妙结合，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四、深度的现实思考 谭旭东：这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现实性很强，一是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度批判与深度思考，二是对苦难经验的深度挖掘。吕翼的《割不断的苦藤》就是一个把苦难叙事与现实批判有机结合的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贫困山村成长起来的苦孩子辛苦，是如何走出落后的山寨，如何一步步走上副县长的领导岗位，最后又是如何由一个质朴、肯干、诚厚的人堕落成了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的故事。作家在塑造辛苦这个形象时，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官场小说里大人物来刻画，而是把他放到苦难的生活环境中去展示他那矛盾复杂的心态，因此格外具有反讽的意味。此外，这篇小说中，作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副县长辛苦的司机、秘书等官场中的配角的嘴脸，使小说更具一针见血的生活深度。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可谓苦难沉重的西部叙事，作家把西部底层平民严峻的生存现实粗粝而不乏关怀地展现了出来。其中的《绝境》写的是两个小伙子被骗去青海掘金，结果不但没有发财，还经历了死亡的绝望，最后一个死去，另一个也是一无所有地逃出来。它告诉我们：西部的苦难看似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实也是人为的，是人性中的非法逻辑造成的。了一容的另一篇《样板》通过一个乡村教师的视角，写出了西海固贫困山区人民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无法改变的底层苦难的生活现实，尤其是作家把西部儿童的质朴与他们无法展望的将来进行了隐形叙述，所以给读者一种凝重的悲剧色彩，让人深深叹息。 齐 丹：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中的《丑女秀姑》就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力作。身负极重精神压力的秀姑被马帮头带到蛮荒的矿山后，以自己的善良关切融化了矿工们粗糙的心灵，她的出现给小矿山带来了人气和温情……但矿工们一个个的因矿难死去，秀姑又在抗拒马锅头的强暴中杀死对方并自尽于矿工阿旺坟边，全体矿工为秀姑守灵寄托他们对生活的眷恋，故事以矿难使矿工们无人生还的结局，较好地体现了文学的苦难意识，感人肺腑。还有满族作家袁玮冰的短篇《最后一只黄鼬》也是一篇力透纸背的隐喻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以拟人的手法，描写了一只被人称为“红毛”的黄鼬一家的遭遇。在人类以农药、化肥和猎杀步步进逼之下，野生动物生存非常艰难，“红毛”的父亲被猎杀，配偶死于瘟疫，母亲因为吃了中毒的田鼠后也中毒而死……“红毛”作为一只有灵性的小动物，尽力地对人类进行骚扰，但也难以逃脱被猎杀的命运。故事曲折精彩，将一只同人类恶化的环境进行抗争的孤独的黄鼬刻画得熠熠生辉。这样的作品不但具有环保意识，而且也有对生态道德的拷问，可谓现实性强、立意高的佳作。 黄佩华：潘灵的中短篇小说集《风吹雪》中的作品也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爱到未来》《风吹雪》《灵舞》《天麻》等四篇，更是对人性的多面性揭示，同时也对时代及其某些灵魂进行了有力的反讽，显示了作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故事虚构能力和扎实的生活功底，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文字功力。 五、艺术期待 黄佩华：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离开母语使用汉语创作，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挑战。民族之间多少会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少数民族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难免会在结构、叙事及语言上出现一些问题和困扰，从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这方面的问题时有表露。有的作家的作品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独具一格的不多。有的作家的作品构思落套，叙述语言老旧。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文化及语言差异，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的难度及困扰显而易见。少数民族作家欲在中国文坛上有所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超越自我，不应只满足在本民族文学中取得的成就。其次是汲取先进文化的经验，认真解决包括创作手法、叙事模式及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再次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更加自信，更加大气。 钟庆成：从这次参加评奖的中短篇来看，少数民族创作发展不平衡有待整体提高。比如，叶广芩的《逍遥津》、田瑛的《大太阳》、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于晓威的《L形转弯》、马忠静的《终极放逐》等，与当代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作品不仅叙述语言上独特、老道、流畅、充满张力，而且在审美的取舍、内涵的开掘、人物的刻画上也别具新意。同时也不容讳言，参评作品质量的反差也是明显的，应该加大对一些文学发展比较滞后的民族的关注与扶助。 高耀山：也有一些作家文笔尚显稚嫩，驾驭文字还不够娴熟，行文走笔太过急促紧迫，故事大于描写。小说应该是“说”的功夫，应当从“小”处说起，缓缓道来，慢工出细活，仔细打磨才能出好作品。 谭旭东：有些作品确实值得改进。改革小说更应该把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立体感表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把“改革”理解为“好人战胜了坏人”。尽管少数民族作家写出了很多好作品，但相关的理论批评却跟不上，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来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本文作者系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和理论初评审读组成员） 原载：《文艺报》2008-1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