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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0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没有引人眼球的事件、喧于众口的话题、横空出世的人物，但是在沉静的守望中有着不动声色的暗涌，如同平稳又坚定的河水向前流走，不时激起绚丽的浪花，给人以惊喜。 不同少数民族文学就如同无数向心的拱梁一样，在多样中构造和谐、在差异中和而不同，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风姿各异、谱系多样的风景。 面对一年来的文学成果，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这种多样化的存在，任何固有的分类和归纳似乎都失去了效力。我们固然也可以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样的文体归类进行总结，但是无疑对于鲜活生动的创作现场是种削足适履，对于非汉语的母语写作、跨文类体裁、少数民族特有文学形式，乃至少数民族的网络文学等等都无法涵盖。数量的众多又使得把握某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之任务，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只能仅就2007年产生较大影响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简单的扫描，庶几让过去一个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地图粗略地得以显影。 民族、传统、民间的魅力虽历经波折而终不磨灭 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阿来（藏族）都可以说是年度劳模，不仅陆续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机村人物素描”和“《空山》事物笔记”系列，而且《空山3》也已露出小荷尖角。最受关注的无疑是新年伊始的《空山2》（包括《达瑟与达戈》《荒芜》，人民文学出版社），延续了2005年《空山1》中的藏地小村秘史“花瓣式”结构，在我看来，阿来的雄心已经超出了对于所谓“形容词”西藏和“名词”西藏的辨析，而指向一种对于断裂性的现代性的思考，所指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乃至全国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 《达瑟和达戈》中的达瑟和达戈都是机村的异类，前者是读书人，名字的意思是“利箭”；后者原名叫惹觉·华尔丹，是个聪明机灵的猎人，但是为了爱情离开前景光明的革命道路回到机村之后，却被他心爱的色嫫视为达戈（傻瓜）。这两个人虽然性格与行为截然不同，却是精神上的兄弟，一个呆在树上，一个建造了自己的宫殿，都远离尘嚣与世俗，从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构成了隐喻，代表了机村在这两个向度上所能达到的极致。优秀的猎人达戈为了从伐木场的后勤王科长手中换取一台电唱机，得到金嗓子美女色嫫的爱情（当然是一厢情愿的虚妄），不惜向猴子开枪，与其他猎人一道成为屠杀猴群的凶手，人类和动物的和谐默契被破坏。随着乡村生态平衡的破坏，山上的猎物渐渐稀少，最后荡然无存。当没有了猎物的时候，猎人的悲剧也就随之发生，达戈最终与熊同归于尽。是强大的外来意志诱惑了猎人们，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软弱、自私和愚蠢毁坏了淳朴善良的乡村狩猎文化信仰。充满诗意的爱情与充满血腥的捕猎，以及达戈最后的自我毁灭使我们领略了乡村狩猎文化谢幕的悲剧力量。而与达戈形成对比的达瑟的无能为力，与达戈和机村人的疯狂捕猎相较也别有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意味。 《荒芜》则将重心放到了机村的两位“领导人”驼子和索波身上，索波由一个浮夸急躁的“上进青年”转变成了与机村命运血肉相连的带头人——生命的坚韧中总混杂着一些愚昧，虽然有绝望但是更多的是怀有希望。这里的乡村传统农耕文化受外界与人类自身双重破坏的曲折经历，与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结合更为紧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机村人渡过难关的故事中，蕴涵的宗教神秘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可以看到民族、传统、民间的魅力虽历经波折而终不磨灭。 《空山3》的《轻雷》（《收获》第5期）则将丰沛的笔力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充满变动的年代，展现了一幅深广而立体的藏族乡村图景，其中的矛盾与冲突、丰富与复杂集中体现在主人公拉加泽里身上：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拉加泽里的眼界和心气不同于那些仅仅为了发财的村民们，在自甘堕落的同时他也不得不忍受着良知和责任的咬噬。不过在发财之道上，虽然拉加泽里已逐渐谙熟于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但最终仍以自己对善/恶、强/弱的本能理解战胜了曾经苟且的现实人生选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没有一味“堕落”下去的藏区青年形象——这也显示了民族文化底蕴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性。 与阿来拼凑历史的碎片相似，叶广芩（满族）的《青木川》（太白文艺出版社）也是一个历史叙事，不过是通过在现实与过去、当下与回忆的不断穿梭中完成一个传奇故事与人物的书写。《青木川》的叙事由三条线索组成：一是曾经在青木川剿匪的三营教导员、现已离休的老干部冯明，重回故地打捞关于心上人林岚的记忆；二是冯明的女儿、作家冯小羽在陪父亲重回青木川时探寻土匪魏富堂的故事；三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钟一山，主要是来青木川镇东八里考察自认为和杨贵妃有关的太真坪。在视角的不停闪回与映现中，小说向正史之外的历史缝隙聚光，试图射照历史废墟和世界上的异样历史景观。作者没有猎艳搜奇，或者用显微镜放大某个历史缝隙处的体积，也不是由逸闻野史等历史瓦砾拼接的极端叙述覆盖正史系统的叙述，而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的面貌，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发出声音，让大历史丰碑遮蔽之下的人和事浮出历史地表：鉴别历史，激活历史，给历史一条多层面、深维度的回返之路。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成熟的作家驾驭横跨50年时间历史题材的运作，一个理性的学者思考古建筑开发与保护的两难选择问题，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心理学家参解“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对山外文化追求的复杂人性，一个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反思历史功过，一个社会学家对地域、民俗、自然的理解。 另一方面，由于有着深厚的家族文化、京味文化的积累，叶广芩在这方面的题材一贯得心应手，之前就有脍炙人口的《采桑子》，2007年再次开始书写围绕着北京旧家的戏剧化人生故事。《三击掌》（《当代》第3期）、《逍遥津》（《北京文学》第1期）都是用京剧里的某个典故映照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情、缘，在舞台戏剧与真实人生、虚构与现实之间，形成互文性的交错阐释。《三击掌》通过三个“剥衣逐子”的故事，勾连起旗人贵族遗老、民族资本家、纨绔子弟、革命青年两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对亲情与伦理发出深沉的感喟，尤其是结尾时将当代社会中的孩子与之作对比，更引发出对于传统道德的回味与反思。《逍遥津》则将汉献帝被曹操逼宫的故事与日本侵略北京的历史结合起来，七舅爷和他的儿子青雨这样与世无争、怡然自乐地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也无法摆脱风雨如晦的外在世界的影响，因此尽管是个人的不幸遭际，却蕴涵着国家民族的悲剧命运。这些小说带有“原型叙事”的色彩，是将某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进行古今之间的改写、扩写与续写，笔法细腻，文字清通，富含京旗文化的气质，形成了特有的典雅与诙谐并重的风格。从种种势头来看，叶广芩有意将这组小说写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列，拭目以待，估计在新的一年里会有陆续的佳作出现。 朴拙、奇特，在记忆的述说中营造乡土文化的美学效果 萨娜（达斡尔族）近年来对于额尔古纳河畔的描写引人注目，《达勒玛的神树》（《当代》第2期）、《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钟山》第5期）、《山顶上的蓝月亮》（《中国作家》第8期）俱是佳作，可以说构成了互为补充、浑然一体的“达斡尔原乡叙事”。《达勒玛的神树》中面临着汹汹而至的砍伐浪潮，与森林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达勒玛老太太无能为力，想着死后的归宿被斧斤的利刃搅扰破坏而忧心忡忡。她想如果早点死去该有多好，趁着铁轨还没钻进安格林森林腹地，没有喝油的铁锯嗡嗡尖叫，没有蛇皮绿的帆布帐篷遍布林子，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人世。无可奈何的绝望中，老太太和她的伙伴耶思嘎居然天真地想着去破坏伐木工人的工具，在路上挖坑阻挡运木头的车辆。这种举动当然无法阻挡工业化和商业逻辑昂首迈进的步伐，达勒玛最终只能选择一个人躲进大树的洞里，求得心灵的归依和宁静。《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写的是一个天使般的女孩子贝西的成长过程。她出生的时候，爷爷拿回来的暖水瓶和结婚时候丈夫买的收录机，隐喻了外来文明已经逐步进入到这个边缘少数族群的过程。随着商业文化的冲击，往昔集体的荣誉感被破坏，传统伦理的堤坝遭到金钱的诱惑与生存压力的挤压。霍罗河虽然清澈如昔，但在做生意的途中，因为商人陈福亮的诱引，贝西的金钱观念发生了改变，尽管存在着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然而命运却不由自主地一步步令人揪心地迅速滑落，无法控制。《山顶上的蓝月亮》中，边城小镇上的少年们太年轻了，他们无比年轻的时候便清醒地知道，人的力量太渺小了。而对命运的力量，人是多么软弱无力。李小山兄弟四人在无赖父亲李洪文、歇斯底里的母亲何景珍、冷漠自私的乡亲们、以及更无情而又冰冷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却无力回天。然而这部作品有着切肤的灼痛感和生命的质感，又有着别具一格的元气淋漓的行文氛围，仿佛沾染着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深厚力量与充沛感情。 萨娜的作品透露出明确的原乡意识，有着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矛盾心境。对于达斡尔族这样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来说，萨娜的作品就带有了浓郁的挽歌意味。不过，她的挽歌却并没有过多的哀伤，而充盈于作品中的是一种大气磅礴的恢弘感和直趋情感内核的力度：不事雕琢而自有技巧，没有浮华而灿烂满眼——萨娜可能是不应该被批评界忽视的所在。 如果说萨娜的小说是高亢的哀歌，那么白雪林（蒙古族）的《霍林河歌谣》就是一曲悠扬婉转、低回无尽的长调。在霍林河东岸半农半牧的小村子海利斯泰，生活着年事已高的诺日玛。这个蒙古老额吉象征着草原文化的慈悲与坚韧：年轻时候失去丈夫的痛苦，情人达瓦不愿意结婚的无奈，诺日玛都安然承受，并将女儿娜仁高娃拉扯大。但是，她也像陈旧的勒勒车一样随着岁月的流水渐渐老去。在偶然的机会中，因为怜悯她救下了垂垂年暮的母牛莫日根，用爱心呵护它生下了小牛查干伊娜，又抚养查干伊娜直到它生崽。在查干伊娜不愿意喂养孩子的时候，她唱起了长调，歌唱自己一生走过的路，歌唱自己的亲人，歌唱对村庄的感觉，歌唱那些走去又走来的春、夏、秋、冬，歌唱那天上的星星，歌唱那不停流动的河水，她的歌声无所不有，囊括了天地间的一切，最终牛也被感动了。这个情节与蒙古电影《哭泣的骆驼》非常相似，诺日玛就是这样在平和的坚守中将草原文化的仁爱与柔韧传承下去，乐天知命，无怨无悔，在日常的平凡中显示出深沉厚重的底色。 无独有偶，郭雪波（蒙古族）《穿越你的灵魂之郭尔罗斯》（《中国作家》第10期）也写了一个老太太的故事，朝圣徒包尔金老太太带着孙子阿伦和小马驹哈伦，一路转山磕长头朝圣，而乞丐王巫楞嘎却虐待自己的孩子耗子以骗取慈悲的信徒们的钱财。包尔金甚至在知道巫楞嘎的恶行的时候，也依然为他祈祷。善恶到头终有报，最后坏人自食其果，耗子也被老太太收养，看似简单的因果循环背后是朴实无华、贴近大地的价值观念。马步升（回族）的《知情者》（《小说月报》第12期）说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底里却是极度的温情。改改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在上山砍柴的时候将他推下山崖，放羊娃索索目睹了一切，出于怜悯，在不能撒谎又不愿意出卖可怜女人的情况下，装了20年哑巴，直到改改年老死去，才放声高歌。皇天后土中这种底层的厚道与侠义，正是支撑着乡土中国数千年来的精神支柱。 历史记忆与革命英雄传奇 面临急剧消散的乡村场景，许多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故乡的回忆。在似真似幻的叙述中，如烟的往事和逝去的故人一一闪现，营造出来的氤氲氛围成为绝佳的逃避之地、容身之所。“就像时间会使一些日用家常的器皿成为文物一样，时间也会使一些草民百姓显得不平凡起来。听人述说陈年旧事，我们常常能感觉到一些传奇色彩和艺术魅力。时间湮灭着一切，但也允许某些湮灭的存贮于人们的记忆中，并将这些记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的也即艺术的。”石舒清（回族）近年来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写作，《乡村笔记》（《回族文学》第2期）、《二爷》（《朔方》第5-6期）里面的外太太、仗义的脱姓老人、浪子般的外太爷、皮匠外爷……这些小人物在大历史中游离与黏附的命运，浮现出另一种历史的记忆。二爷原本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簸中，学得最精的却是熬鱼汤和糊顶棚，但是他秉性的散淡与从容却赋予了这种经历以某种形而上的趣味，如同汪曾祺回忆故乡高邮的一系列小说那样具有悠长的韵味。《老院》（《天涯》第3期）中带有神秘与碎片色彩的记忆，还有《口弦的记忆》（《回族文学》第1期），这些都是乡土文化修养所储蓄的利息，在朴拙与含混的笔法中，有着别开生面的美学效果。 在书写乡土记忆的时候，文体的界限往往难分难解，小说抑或是散文相互杂糅。了一容（东乡族）的《民间叙事》（《朔方》第5-6期）就讲述了“我”回故乡途中遇到一个挖土豆的老奶奶讲的故事，老奶奶舅爷一家人死去的故事透露出在世不易的感喟和人世沧桑的通达。叶梅（土家族）的“恩施文化小说”系列颇为引人注目，《恩施六章》(《长江文艺》第7期)中在北京回望旧乡，有关清江、五峰山、甘溪山、梭布垭、太阳河、龙船河……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故土风物在异乡的眼光中，也打上了温馨的色彩。乌热尔图（鄂温克族）在出道的时候以小说闻名，如今转向了对于民族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的探求和发掘，比如《敖鲁古雅祭》（《骏马》第2期），在《穿行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骏马》第6期）中，借镜阿纳姆地保留地的原住民政策与文化给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域外少数族裔的启示。白朗（纳西族）的《月亮是丽江的夜莺》（重庆出版社）也是试图通过人文历史的追述，打捞起岁月的碎屑，挽留住必然要失去的东西，因此这个夜莺就不是济慈的夜莺，也不是尼雅的夜莺，而是丽江巨大变迁的见证者。 与民族记忆、文化记忆、乡土记忆、个人记忆不同的是，也有另一类型的集体记忆，那就是革命英雄传奇。邓一光（蒙古族）的《天堂》（《人民文学》第8期）中就塑造了解放军三一三师师长乌力图古拉这样一个解放军蒙古族高级将领的形象，在挺进中南的战役中，他遇到了南下干部先遣团的副队长克里米亚鞑靼人萨雷·萨努娅，直爽粗鲁的乌力图古拉就主观认为自己和萨雷结婚就可以国际团结、民族团结、入城式和婚礼一块儿办了。两个人从此成了欢喜冤家，战争的血腥与残忍也使人成长，最终在解放海南岛和进攻台湾的过程中，成就了一个啼笑因缘的故事。郭雪波（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劈刺》（《青年文学》第10期）则讲述了一个蒙古武士孤狼南烈的传奇，“成吉思汗劈刺”在小说中已经不仅仅是某种格斗的技巧，而融合了蒙古文化的积淀和象征。革命英雄传奇故事不以叙述深度见长，而在叙述力度上用力，有着大气粗砺、悲壮雄浑的美学风格。近年来的影视及文学作品都有复兴的迹象，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和平时代的大众内心隐约的英雄渴望。 应该说，上述历史题材的变形、演化、推衍、嬗变都明确地指向了现实语境的诉求，所有的历史叙述无疑都有个当下的指向。而另外一些直接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各呈特色。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于晓威（满族）的《厚墙》（《小说月报》第10期），这是个进城的民工少年杀死雇主的故事，情节本来很简单，但是作者通过细节的巧妙穿插、心理的前后对照，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膜有效地呈示出来，而并没有做任何伦理上的评判。知青下乡与农民进城，两个时代的两种命运令人回味，作者没有将批判的笔锋落在个人道德层面，而是通过文化差异的展示，将这个人性中恶的成分在重重隔膜中将善的本能掩盖，酿生出出乎意料的悲剧的故事做了深一步的挖掘，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现实，折射的是三农问题与都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从而具有浓烈的现场感和批判力度。《夜色荒诞》（《飞天》第9期）中广告小业主“我”在深夜邂逅接电话的陌生女子“洁”，在扑朔迷离的情节与欲彰又隐的叙述中将青春、背叛、荒谬等主题羼杂于一起。《于晓威小说二题》（《青年文学》第11期）《恶讯》里公交司机对于庸常生活试图超越的无奈，《今晚好戏》中的一种无聊迎合另一种无聊，都是都市里的市民日常情绪与生活的展现。所有这些小说都在平实的刻画中透露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故事都是差不多的，却各有各的讲法——这也正是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最基本的要求。 文化差异间理解与互补，直面民族文化现实处境 金仁顺（朝鲜族）作为女性作家，其小说有着明显地关注女性命运的意识。《云雀》（《花城》第5期）写一个美女大学生在韩国商人和校园帅哥之间首鼠两端的故事。是成为被富商包养的金丝雀，还是做一只在青春美梦中歌唱的云雀？这样的故事似乎老套，然而，富商年老却体贴，帅哥英俊却冷漠，这份对男女情感的微妙体味，体现了当下女性对于情感与金钱的两难抉择。《仿佛依稀》（《中篇小说选刊》第1期）通过梁赞和新容一对年轻人的微妙情感，牵扯出新容父亲苏启智和徐文静的师生恋，而当苏启智在胃癌死后，黄励、新容母子与徐文静之间恩怨的化解，显示了人生戏剧性背后支撑着的坚实基础是宽容、同情、悲悯和爱。《桔梗谣》（《小说月报》第12期）中忠赫与春吉、秀茶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也终于在白首重聚时相逢一笑，也体现了相似的主题。 《西藏文学》第4期重点推介了班丹（藏族）的系列作品《星辰不知为谁陨灭》《阳光下的低吟》《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文学让我绽放笑容》等。班丹不仅在翻译上颇有建树，而且手操两付笔墨用藏汉双语写作。文革是令人发怵的一个劫难，以此为背景，作者将向读者讲述两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的坎坷命运，这就是《阳光下的低吟》的故事。人都会失去亲人、朋友，面对死亡，活着的人只能活存于无尽的悲思和缅怀里，《面对死亡，你还要歌唱吗？》就是活人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表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星辰不知为谁陨灭》，讲述的是在繁华都市中，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艺术家到西藏寻求精神家园的故事，然而采取了本地牧民的叙事者视角，从而使得整个故事的口吻变得极富有反讽意味。作为向导，“我”带着女摄影家和男诗人去攀珠峰。一路上，他们对藏族文化提出了很多叫“我”难以回答的问题。对于“我”心理活动的大段展示有着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如同萨义德引用马克思的话所说“他们不能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我”因为汉语不行，无法畅快地与外来者进行交流和辩驳，只能将一切在心里进行批评和解构：二是将外在表现的和善和近乎笨拙与内心中的敏感和犀利之间鲜明的对比呈现出来，在二者的张力中将差异文化间理解的艰难与互补的主题凸现无遗。 在关仁山（满族）等人掀起新写实主义冲击波的时候，孙春平（满族）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近年来的作品愈加侧重故事的传奇性，《守口如瓶》（《当代》第7期）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吉水县因为产钼矿，引起了滥采滥盗和非法选矿，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新上任的县长吕忠谦面对险恶的社会环境，自觉无法障川东流，居然选择自伤报假案，以求调离此处。真相在高局长和“我”一步一步地调查下慢慢浮出水面，有意味的是结尾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了实情。其中透露出来的同情和理解，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沉重与艰辛。 与孙春平着力经营都市、官场、市民的现实处境不同，潘年英（侗族）更多瞩目于民族乡土在当下的命运，2007年他相继出版了《塑料》（风雅书社）、《走进音乐天堂》（广西人民出版社）、《昨日遗书》（台湾尔雅出版社）、《金花银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小说集《金花银花》可以算其中的代表，集中的《桃花水红》《金花》《银花》《兄弟》《崩溃》写的都是黔东南乡村中人物在现代文化中的遭际，揭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指冰冷而又平常的现实。这是一种纯粹的写实，完全没有超越的企图，似乎作者仅仅是为了给急剧变化中的少数民族边缘文化做一个立此存照的记录。与之相似的是杨曦（侗族）的《歌谣与记忆》（湖南人民出版社），这是一个带有人类学笔记色彩的游记散文，从宰麻、加所、宰荡、丰登、苗兰、大利、宰南这黔东南一线的寨子走过，在历史追溯、现状写照、人文反思中透露出作者深沉的爱恋与惋惜。应该说近几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故土的乡愁冲动是个书写热点，当然家园的回想与沦陷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史不绝书，但是当下的文学书写更带有在政治、经济、资讯乃至生活方式上全球性一体化冲击中的断裂性的伤痛：民族传统在无可挽回中走出田园牧歌式的场景，直面真实而又冷酷的挑战，却是历史的必然。 诗歌呈现本土民族创作与外向型并重的倾向 少数民族诗歌在2007年也取得了一些收获，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本土本族作家言说本土本族故事、历史、文化、情感的价值取向。比如鲁若迪基（普米族）的《诗5首》（《诗刊》第3期）《草原（组诗）》（《民族文学》第11期）、《鲁若迪基的诗（组诗8首）》（《滇池》第5期）、《惟一的骨头》（《人民文学》第12期）、《泸沽湖及其他（组诗11首）》（《芳草》第3期）。曹翔（普米族）还出版了诗集《家乡的泸沽湖》（作家出版社），如同诗人马绍玺（回族）所说，在曹翔的笔下，泸沽湖不是一个可以用无限矫情去抚摸、用各种彩色照片去回忆的“女儿国”，而是一块需要用智慧和勤劳耕作、用汗水和生命才换得生存的埋着祖先的被称作家乡的土地，他写的是此地的“生活者”，而不是“旅游者”。叶梓、李满强选编的《九人行——甘肃70后诗人诗选》（中国戏剧出版社）中收录了刚杰索木东、扎西才让的较多作品，他们在《诗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还发表有大量作品。女诗人阿拉旦·淖尔（裕固族）、娜夜（满族）都有较为不错的新作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诗人和作家在网络开设个人博客，比如白玛娜珍（藏族）、阿库乌雾（彝族），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才旺瑙乳（藏族）主编的藏人文化网，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 2007年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藏族作家、诗人，据西北师范大学刘洁考察统计，比较活跃的少数民族青年诗人有刚杰·索木东、嘎代才让、王小忠、维子·苏努东主、仁谦才华、德乾恒美、尕旦尔、卓仓·果羌、巴桑、道吉交巴等人。由此可见，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方式并不限于单一的纸质载体，开始向网络乃至其它媒介衍生，这也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动向之一。 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创作也很繁荣，如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彝语、蒙古语等文学作品较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影响较大，但是囿于传播范围有限，汉语文学界所知甚少。目前民汉双语的翻译工作依然不是很充分，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作家、批评家和学者的关注。9月4日至5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笔会在延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翻译家和作家欢聚一堂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其间成立了新疆作家协会翻译家分会。10月23日，新疆第16届“汗腾格里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共奖掖了来自新疆的30位使用维文创作的作家。母语文学往往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和特质，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最佳体现，应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最独特的贡献，少数民族翻译文学的重要性逐渐被意识到，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从文化地理上来看，200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分布比较均匀，本文主要撷取的是那些用汉语创作，并且在公众阅读视野中颇受瞩目、或者形成了自身特色与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上述的扫描也可以看出，2007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围绕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进行书写，当然这样的题材规划显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创作，不过却标明了一种发展趋势和主流风貌。尽管55个少数民族文学都各有其特性，谁也无法完全代表谁，然而他们都是生活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社会意义之网中，有着不可能摆脱主流话语的时空限制和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可以说，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就如同无数向心的拱梁一样，在多元中构造和谐、在差异中和而不同，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风姿各异、谱系多样的风景。 原载：《文艺报》2008-1-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