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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语言的“雅化”与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等受教育的程度有关。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人员大部因其特有的家庭条件受过某种教育，而传统的语文教育则养成了他们更注重“规范”“高雅”习性，当今的文艺作品中凡国民党的官讲起话来大都文绉绉的，这虽不免有公式化、脸谱化倾向，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外来词的使用上，国统区也跟解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上所述，解放区从俄语中借了一些词，而国统区则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而从英语中借词。这一点稍具当时历史知识即可理解，不再—一引例。 总之，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各自的背景，决定了汉语的两种变体的形成。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的“源”不是1949年，它是伴随着中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逐渐形成的。其中，“五四”兴起的白话文可以说是两岸汉语书面语的共同源头，但两岸却又各有所承地接受了当时的差异；苏区的建立埋下了分化的种子，而延安根据地的建立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益明显。1949年以后，两岸各自继承了在大陆时各自的语言传统，而同时又由于交往中断，使得原有的分化加剧了。我们今天在研究两岸汉语差异的时侯，不能不考虑形成这些差异的历史因素，因为只有认识到两岸汉语各自的源流，才能对两岸出现的各种语言现象作出系统的解释。从长远的眼光看，它有助于“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待两岸“分隔的局面最终结束时，及时加以引导，使‘统一’进行得快一些”。[16] 注释： [1]见邱质朴《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序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见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3]见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35页。 [4]参该刊1921年7月号。 [5]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6]见上书第167页。 [7]参见毛泽东《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8][9]见马守平等《中国：昨天与今天》，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39页，44页。[10]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11]见毛泽东《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载同[7]，第29页。 [12]见毛泽东《反对党八股》，载同[7]，第86页。 [13]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43页。 [14]见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事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15]见亓婷婷《略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之关系》，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0年12月第31期，第24一25页；原载《华文世界》1989年3月及6月第51、52期。 [16]见拙作《论大陆与港台汉语在词汇上的差异》，载《双语双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原载《语言学通讯》1993年l—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