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就在汉语书面语由文言改为白话脚跟并未站稳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这就是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这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为汉语后来的逐步分化播下了一颗无形的种子。 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扭转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但在实际语言运用中仍抱着一条尾巴。在对它是割还是留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要割的立场。其中明确提出自己主张的共产党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毛泽东。 1932年6月，鉴于文言文的“回潮”及“新文言”的产生，瞿秋白以宋阳为笔名在《文学日报》创刊号上发表《大众文艺问题》一文，认为当时的那种白话跟人民大众的口语相距太远，实际上已成了一种新文言，他主张再来一次“文学革命”。这次“文学革命”不仅要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当时的这种新文言，而且要严格地反对旧小说的白话，一切都用中国人的话来写，尤其是“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和“当地的主要方言”等等。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啊，从而开始了“大众语讨论”。这次大众语讨论实质上是“五四”文白之争的继续，它狠狠批评了当时白话文的不健康现象，提倡写作时要面向人民大众。但这次讨论所涉及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没能真正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大众语论争后，国统区的报刊也没有废掉半文不白的语言。 如果说瞿秋白的语言观还只能在理论上加以表现的话，毛泽东则是一个理论提倡与实践贯彻的统一者。如前所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用的全是白话，但限于当时的情况至多也只能是“独行其事”，想推至一般却并非易事。然而，国共合作的破裂，却给了毛泽东大力施展自己的语言才能、贯彻自己语言主张的机会。 “4·12”事变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个“红色政权”，使得中共有了一个个控制区——根据地，因而也就有可能去实践自己的语言主张。国共两方在语言运用上的差异最初表现在书面语的使用上。下面两段话都产生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它们分别来自国共两党的最高指挥部： （1）本政府今后当恪遵总理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之计划，权衡情势，决策实施，期使训政期内之民生问题，获得相当之解决……吾国政治恶劣，强半由于官吏贪污，贿赂公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1927年9月20日）[5] （2）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取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地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6]（《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斗争的宣言》，1927年10月23日） 这两段引文表明，国共两党在文告语言运用上迥然有异。前者近乎文言，后者则是地道的白话，共产党人更乐意采用“五四”倡导的白话，而国统区则相对更乐意采用“文”些的书面语。他们各自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语言运用。在今天的海峡两岸，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报章，就不难发现各自传统的烙印。 不仅如此。国共两党除在书面语运用上出现了差异之外，其他方面也随着武装割据力量的加强出现了差异。而这些差异之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宣传及同时对人民的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看到的史料中，一些为共产党所专用的词语在当时的根据地使用频率已相当高，例如“解放”“阶级斗争”“红军”“苏维埃”等。这些词语之所以在当时的根据地广为流传，并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报刊的种类及印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到1933年，共产党办的报刊有61种。其中红军最早的机关报《红星报》在根据地时期发行量为17300份，[7] 苏区中央报《斗争报》印数达27100份，而《红色中华》则高达45000份，《青年实话》也达28000份。[8]“这些报刊均用通俗语言来写，主要是宣传革命。 第二，文化教育组织。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赣、闽、粤苏区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识字组32888个，组员155371人。其中的兴国县1933年扫盲统计中识字小组组员就达22519人。1934年，上述地区建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识字组32388个，人数为155371人；另有俱乐部16562个，工作员达49668人。[9] 此外，“红军中以师为单位设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列宁室”。“列宁室是单位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各项工作最基本的一个组织”[10]。 第三，文化教育的语言和内容，无论是地方还是军队，在教育中都贯彻下述原则，即反对帝国主义基督教育、国民党文化教育、复古教育和私塾教育。 尽管如此，国统区和根据地的语言差别不能被认为是汉语已经分化。因为第一，书面语的差别只是语体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并非处处都是分明的，事实上，国统区也有白话，而共产党人也有用半文不白的语言的。第二，两个地区并非出现大批专用的同语和特殊句式。第三，苏区一则地盘小，再则也不稳定，在语言上不可能同国统区抗衡。尤其是随着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撤出苏区，只剩下30000人，中共领导的“语言区”也就“消失”了。然而，苏区所深深埋下的语言分化的种子却在伺机萌芽。 如果说“五四”文白之争的尾巴还只是给汉语后来的分化留下了一个诱因，而苏区的建立又埋下了汉后分化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共延安根据地的建立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扩大和蓬勃发展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趋明显化了。 以中共延安整风为标志，解放区开始形成一种可以称得上是标准化的革命工作语言，语言问题在整风运动中之所以受到空前重视，是因为语言被当作宣传的媒介，被当作表现思想作风的重要工具。这次运动在理论上取得了成功，它解决了“五四”及“大众语”讨论两次语言运动中没能解决的问题。怎样对待汉语？应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进行革命工作？应当向谁学习语言？应该怎样改进语言能力，以便更准确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