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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
海峡两岸汉语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一点已为人所注目，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这些差异的著述问世。著述中，多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海峡两岸汉语的差异始于1949年——因为自该年起，两岸中断了公开的和通畅的语言交流渠道，导致了汉语在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里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发展而发展。[1] 这种推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然而，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的状况却使我们对这一推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在我们看来，两岸汉语差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们各有自己的“源头”。本文试图正一正这些差异的“本”，清一清这些差异的“源”。郭熙 一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19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这场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言与白话之争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论争的历史性结局是以白话文登上大雅之堂为标志，汉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日渐成熟、完美的时期。 显然，我们可以把“五四”起开始“合法化”的白话文看成是今天海峡两岸汉语的共同源头。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时的汉语书面语尚未能形成自己确定的规范。一方面，它的脚跟尚未站稳，因为那些力倡文言的遗老遗少不堪忍受这种“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的“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2]；另一方面，力倡白话的人也因观念、动机、素质等的差异而未能在规范上达成共识。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集团在白话文的使用上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说来，当时的白话文至少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用的是道地的汉语口语。例如1919年7月15日长沙各报纸在刊登《湘江评论》出版的消息时这样写道： 学生联合会的“湘江评论”已于昨日出版了，内容仿北京的“每周评论”，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全用白话，很是精彩。 这一消息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消息本身用的是白话；第二，它说明了《湘江评论》语言特点；第三——这一点很值得玩味——它用“全用白话，很是精彩”来介绍刊物以引起读者注意，可见当时白话文在广大民众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第二种则夹杂着许多文言词语和句式。例如，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刊出该刊一则“特别启事”： 本社出版品，有《新潮杂志》与《新潮丛书》两部分。丛书之筹备，远在一年以前，而第一种《科学方法论》及第二种《迷信与心理》之出版，迄今已六阅月，其广告除本志外，并登在京沪各报，为国人所共知，乃本年六月底上海泰东图书局始另有所谓“新潮丛书”之广告发现。与本社《新潮丛书》名目虽则混淆，其实并非一事。再另有命名“上海新潮社”者与本社毫无关系，其出版品当然与本社无涉。因滋误会特此声明。 第三种是欧化。所谓欧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语词，一是在语法上采取西洋语法的结构。这种现象当时“往往只在文章上出现”，“有知识社会的人用惯了它，一般民众并没有用惯”。[3] “此外，即便是知识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例如，《文学旬刊》就曾在1921年7月举行了“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4]“尽管“五四”文白之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汉民族共同语使用上存在的“言文”不一等问题，没有确立能为使用者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因为白话文顺应了汉语书面语发展的总趋势，成为一股新潮，所以到1920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白话文取代僵化了的文言文已成事实的情况下，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五四”文白之争跟我们要讨论的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有密切关系。第一，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看，虽说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但书面语对口语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在我们这个传统上十分重视书面语的国度里，由于言文长期脱节，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因而也就不为人所重视。白话文的“合法化”，解决了传统上言文不一的问题，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明显增大了。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在汉语的变化中，书面语的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自“五四”起，文白之争依然是语言运用中的矛盾焦点之一。不同的人或集团都试图根据自己的认识或需要去干预这一交际传播工具。自然，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对语言的干预在语言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一旦一个人的力量化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社会的力量时，上面的结论便黯然失色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一经提倡即不可遏止且能迅速登上“大雅之堂”。 上面的叙述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汉语的书面语又是完成了一种不彻底的转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彻底的转轨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五四”留下来的这条“尾巴”，居然成了导致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