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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国统区相比，解放区在用语上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l）政治军事等术语社会化，例如“矛盾、斗争、阶级、党外布尔什维克、战线、战斗、突击队、苏维埃、官僚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2）表达通俗化，报纸、刊物、广播和书籍等使用的语言都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一部分方言土语或一般群众口头上用的词语堂堂正正地进入正式的言语活动中，例如“搞、小青年、整”等。3）个别性词语运用范围扩大化，例如“抓”本义是指用指甲轻刮、用手或爪取物、逮捕、捉拿等，解放区又用于指加强领导，或特指着重、主管、负责某方面的工作，又例如“爱人”一词本指恋爱中男女的一方，解放区又用来指配偶的任何一方。4）借词苏俄化。例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乌拉”等。5）表示特有的事物。如“整风、两忆三查、党八股”等。不难发现，上述几点大都跟红军时期有某种“血缘”关系。汉语在解放区的变异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要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就必须给他们讲他们之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道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宣传革命的理论，这样，一批政治术语来到寻常百姓中间。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开展人民战争，这样，军事术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来到了百姓中间，而“军民大生产”则又把军事术语由专用推向一般，“战线”的无所不在，均与此有关。打开一本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这样的例证；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常常可以说出一连串的政治军事等术语。可见它们影响之大。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语言运用在宣传中的作用，他们确信只有用工农大众能接受的语言进行宣传才能收到最佳效果。早在1931年苏区普遍举办《时事简报》时，毛泽东就指出： 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11]。 在延安整风时，他又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提示人们改正那种说人们听不懂的话、写人们看不懂的文章的毛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2]。 为了做到通俗化，毛泽东还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活的语言。解放区使用语言通俗化，自然与此有关。 第三，与国民党的各级官员比起来，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实在不高，即使是一些高层干部。这也决定了共产党人使用语言要俗（或曰“土”）一些。（当然，共产党中也有不少“文化人”，但毛泽东常常觉得他们的语言有学生腔”，要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群众的语言。）干部文化素质低的有利的一面是其易于与普通群众沟通，但也就带来了一些不足之处：他们说话或写东西常有语病。另一方面，由于各级干部乃至群众出于对上级的信任（抑或是他们自己无能力察觉），语误也会层层不折不扣地下传，久而久之，即“积非成是”。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对错误语言也并非任其自然，事实上，作为最高决策人的毛泽东，就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花大气力学好语言。 第四，国际关系也是解放区语言变异的因素。由于中共和苏共的特殊关系以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视，解放区从俄语中借了一些词，而对英语中的一些词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第五，个人对语言的使用也因个人的特殊地位对解放区语言产生影响。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形成了领袖人物的特殊地位，他们的一些用法也就流行开来。前面提到过的“抓”的词义的发展可以算是一个典型例子。毛泽东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谈到工作方法时说： 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13] 这段一连用14个“抓”字的论述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抓”义扩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一方面，占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统区在运用语言上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政治上，出于反共、防共的需要，国民党当局对报刊使用语言加了一定的限制。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检查局接到出版物审查的二百多种指示，“这些指示甚至对报刊使用的名词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抗日政权’、‘国共合作’、‘解放’、‘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争取民主’、‘抗日统一战线’、‘各阶层人民’、‘新文学’等一律被当作‘谬误名词’，不准使用。”[14] 在文化方面，国统区在报刊上大多仍采用文言或半文言的语体，以追求所谓高雅的风格，而这种对“雅”的追求的风气在今天的台湾仍在延续，海外一位学者不久前在讨论台湾地区流行新词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时还这样说： ……许多大陆流行的词语也出现在台湾报章的“大陆版”上，令在台湾生长的人感到好奇……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