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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民族文学文本是指具有双重或多重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家用非母语写作的、表现不同民族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和异变的文学作品。跨民族文学文本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不同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当今所谓的“飞散文学”（或译离散文学）、“移民文学”、“后殖民文学”等，都属于跨民族文学创作的范畴。跨民族文学创作常常是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叙述另一个民族的故事，将一个民族的文化通过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来表达。在这样的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跨民族文学文本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因而也具备了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 跨民族文学文本的文化跨越性表现在：一是作者文化背景的跨越性和文化身份的复合性。他们有的本身具有移民经历，如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生于中国，后移居法国；维·苏·奈保尔生于特立尼达，后移居英国；迈克尔·昂达杰生于锡兰，在英国度过少年时代，后移居加拿大。有的虽然没有移民经历，但依然有着家庭文化与社会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日裔加拿大作家可嘉娃，她虽然生于加拿大，在学校里受的是西方式教育，但家庭中沿袭的却是日本文化传统。还有的作家父母亲来自于不同的民族或血统，如华裔英国作家韩素音。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使这些作家成为处于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之间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们不可避免地把不同的文化传统都带进了作品中，并在写作过程中进行不同文化的转换。在此意义上，跨民族作家承担着文化译者的工作。二是跨民族文学文本的文化跨越性。跨民族文学写作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写作，它可以被看成是寻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也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一个最直观的对话现象就是用一个民族的语言来叙述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这种文化对话提供了一种桥梁或通道，使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得以观察对方，为读者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富有张力的时空网。在此意义上，跨民族文学文本承担着类似翻译文学的功能。 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该文学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① 。 翻译研究立场或视角的转换 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采取的是“译者立场”或“译者角度”。翻译理论家大多自己专事翻译或有过翻译实践经验，是译者，同时又是语言学家。从“译者立场”来研究翻译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从语言出发归结到语言，文化始终处于后景；第二是必定有两个书面文字构成的文本；第三是研究者的位置处于两个文字文本之间。建立在“译者立场”上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对于指导翻译实践的确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因为这样的研究面对两个书面文字文本，常常习惯于停留在语言文字的表象，从而使翻译研究难以脱离语言学的范畴。语法、词序、区别同义词近义词、增补连词等都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点。20世纪中叶，美国爱丁堡大学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更是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推上了顶峰。他把翻译理论看作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之间的关系”，“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找对等语，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对等语的性质和条件”②。卡特福德和他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翻译研究的“译者立场”的典范，充分体现了这种翻译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的亲和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其局限性，即把翻译看成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忽略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虽然另一位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注意到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指出了“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不单纯是语言问题，但由于奈达所处的位置或立场是“译者立场”，他的论述所要说明的还是如何翻译的问题，而文化因素只相当于“语义”。他提出翻译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对原文语义的分析，他指出，“可以运用链状分析法、层次结构分析法和成分分析法等三种方法……要正确理解语言的内涵意义，必须考虑三大因素：（1）词语的使用者，（2）词语所用的实际场合，（3）词语的语言环境”③，可见，奈达对翻译的研究仍然没有脱离语言学的范畴，“译者立场”的翻译研究由于所基于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两个书面文本之间的转换，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使得研究者很难摆脱从语言出发最终归结到语言的模式。 然而，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一个由多个环节构成的“链”，从原作的创作开始，到译者的阅读和语言转换，到译本的诞生，到译本的读者，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可见，“译者立场”只是这个链中的一个环节。在这个链中，至少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环节，那就是“原作立场”（原作的研究者立场）和“译作立场”（译作的读者立场）。 如果我们从这两个立场出发来进行翻译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它们与“译者立场”的区别在于：首先，它们虽然也是从语言出发，但却不一定归结为语言，而更多的情况下是从语言出发最终归结到文化。以“原作立场”的研究翻译为例，其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原作中的某些词如何对应在译作中，而是原作在哪些年代被翻译，在哪些国家被翻译，是谁在翻译，是谁在阅读，译入语国如何看待译作，译作如何影响译入语国的文学和文化（参见《新视野》），这样的翻译研究其归结点显然是文化。其次，从这样的非“译者立场”出发进行翻译研究并不一定需要两个书面文字文本，因为除了译者需要同时阅读两种文字的文本以外，大多数译本的读者是不会去读原作的，而且也大多没有能力去读原作。研究原作的也同样如此，当其关注的是原作有多少种语言的译本，在哪些国家、在哪些年代被翻译，是谁在翻译，是谁在阅读等问题时，也没有必要把各个语种的译本一本本拿过来对照原作进行研读。因此，当翻译研究的立场从“译者立场”转换开去时，也就挣脱了两个文字文本相互对照或两种语言文字相互对照的研究方法的局限。再次，从研究者所处的位置来看，“原作立场”的翻译研究是把原作放在前景的，而译者、译本及其所处的文化都在后景，“译作立场”是把译作放在前景，而原作者的生活经历、原作产生的文化背景、译者及其文化背景都在后景，这样的研究就像一个从前景往后景推进的镜头，我们看到的是从语言出发归结到文化的过程。 一旦我们突破了翻译必须在两个文字文本之间进行的局限，突破了从语言到语言的局限，而进入到语言与文化的相互转换视角，或者文化与文化相互转换的视角，那么单个的书面语言文本、或者非书面语言的文本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就顺理成章了，只要这个单个的书面语言文本或某种社会活动、文化历史现象包含着不同文化的相互转换，就可以把它视作翻译研究的对象。跨民族文学文本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翻译意义的文本。近30年来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文化翻译研究，就是将移民文学、“飞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以及“后殖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的文化在这些文本中是如何被转换的。 对翻译概念的重新审视 翻译作为沟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通道，在翻译研究中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20世纪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使得翻译看起来更成了是一个语言问题。然而，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入，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从而在翻译研究中逐渐从语言学领域迈出，在文化的层面上重新审视翻译。正如谢天振教授在《翻译研究新视野中》所说：20世纪下半叶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考察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翻译研究虽然仍未脱离语言学的范畴，但他在《翻译中的语言与文化》指出的“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把对翻译的界定从语言引向了文化，翻译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这样的界定应该被理解为建立在一种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定基础上，即认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的功能和最终目的是转达文化。当跨民族文学文本被作为一种翻译文学看待时，它在直观上并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它并不表现为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而更直观地表现为是从一种民族文化转换为另一种民族语言，是文化与语言之间的转换。 而对翻译中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19世纪德国近代翻译家威廉·洪堡在他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的观点，洪堡认为，一种语言的作用以及构成这种语言的词语是生活现实在语言中的反映，其反映方式是有关语言的民族所特有的。词语不再像传统的符号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思想概念的索引，而被认为能直接构成思想概念和文化……“语言可以说是各个民族的心灵外壳；各个民族的语言是各个民族的心灵，他们的心灵也就是他们的语言，说两者是等同的一点也不过分”①，在他看来，语言几乎等同于文化。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概念，在其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趋势是不断扩大其边界。《新世界百科全书》（New World Encyclopedia）对文化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这个定义基本上来源于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萨默瓦和波特（Samovar and Porter）编写的《文化的相互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中把文化看作是知识、实践、信仰、价值观、态度、意义、宗教、时空观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从而把文化置于一个更大更宽泛的空间，几乎包罗万象。而语言，尤其是书面语，经过解构主义的解构，成了口头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威廉·洪堡提出语言决定文化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美国学者尤金·奈达在他对文化的认识中，把文化被分成5大类，它们是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语言成了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当文化的概念被不断扩大，当语言只是被文化涵盖于中的一个部分，并部分地承载文化时，单纯地从书面语到书面语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文化转换的翻译行为显然不尽相称。当翻译被看作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跨民族文学文本中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转换，正是文化之间的转换或文化之间的翻译。 翻译非但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且，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翻译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形式。厚米·巴巴指出，当今的文化是跨民族性的，也是翻译性的。随着移民人数在殖民体系解体后的骤增以及全球化经济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以自我封闭的形态存在，它只能处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转换中，并且在这种交流与转换中不断改变，不断生成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存在于不断被翻译的过程中。跨民族文学文本表现的正是文化的这种翻译性的存在形式。 对翻译研究中文本概念的重新审视 传统的翻译研究已经很习惯于将翻译的行为置于两个文字文本之间，一本是原作，一本是译作。翻译研究也常常是在原作和译作两个文字文本的对照中展开。当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时，“原作在哪里”很自然成为一个问题摆出来。也许我们并不能为一部跨民族文学文本找到一本文字印刷的文本作为“原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跨民族文学文本被作为译本看待时“原作”缺位。因为文本的概念也处在变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接受一种对文本的更宽泛的理解，那就是罗兰·巴尔特在《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一文中提出的有关文本的新观念，他认为只要是可以解读的，都可以作为文本来研究，文本并不一定是文字的，或印刷的，它可以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是一段历史经历。文本是以实践的形式存在的。他的这个观点为许多西方学者接受并在研究中加以运用，如詹姆斯·克利弗在他的新历史主义研究中，就把传教士的活动作为文本来进行研究。就跨民族作家而言，他们的生活经历本身，就构成了“鲜活的”文本，而他们的写作，就是对这个文本的翻译。一旦文本的概念突破了原先局限于文字文本的局限，跨民族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文化翻译特质便凸现了出来。 此外，解构主义关于文本互文性的观点，也把文本从孤立的存在形式中解脱出来。解构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认为，文本能重新分配语言，这种解构——再建构的途径之一，就是转换文本或文本片断而成，所有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文本，此种关联性，克里斯蒂娃借用巴赫金的说法称之为“互为文本”。文本之存在不是孤立的，在文本之前及其周围文化存有其它文本，在不同层次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根据解构主义的重大理论发现，任何一部跨民族文学文本都不是孤立的文本，它都有与其相关的“原作”。以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J。M.库切的《敌手》为例。J.M.库切的第五部小说《敌手》，就像是对《鲁宾逊漂流记》的复述，带有荒诞小说的色彩。小说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英国18世纪流浪汉题材小说的素材，兵变、海盗、被拐骗的孩子、无赖流氓，还有谣传中吃人的人，但代之以一种冷静的客观的叙述态度，这些流浪汉题材式的素材却被用一种主观的、充满自我表现热情的叙述手法表现出来。叙述者也由男性变成了女性，笛福的鲁滨逊漂流故事被一个叫苏姗·巴尔顿的流浪女人复述着，这个长着一头黑发有着一双乌黑眼睛的女叙述者以她活泼欢快的语调进行叙述，既赋予这个传统经典故事以面目全非的新感觉，又使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展现出与他早期作品全然不同的叙述风格。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在小说中只是作为佣人出现，或是为其保留存款的寡妇。而《敌手》中的世界是女人的世界。女主人公苏珊·巴尔顿在英国长大，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在她开始讲述故事时的两年前，她流浪到了南美，为了寻找她唯一的女儿，她的女儿被一个英国商人拐骗走了。为了寻找女儿，她先在巴西呆了两年，而后搭船去里斯本，在船上成了船长的情人。后来水手叛乱，杀了船长。她乘一叶小舟漂流到了一个岛上，星期五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到他的主人克鲁梭那儿。代之以英国文学传统中流浪汉题材小说主人公所具有的那种富有冒险和进取精神的形象，克鲁梭在《敌手》中被塑造成一个性情暴躁、懒惰狂妄的家伙。苏珊在那个岛上住了一年，直到被一艘路过的英国船救走。回到英国后，她遇到一位作家叫丹尼尔·福（对照丹尼尔·笛福），她便鼓动他把她的流浪经历写成小说。这段经历，我们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看到的是鲁滨逊·克鲁索的高大英雄形象，而在库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英雄是苏珊，而克鲁梭则退居次要角色。可见，《敌手》不是一部孤立的文本，它不仅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互文，它们还同时与那个口述的故事文本互文。虽然《鲁滨逊漂流记》和《敌手》使用的都是英语，但由于叙述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它们彼此间在文化上是具有翻译性的。 跨民族文学文本是多元文化时代的特殊产物，它以多语言混合的叙述方式进行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转换，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共存为文化基础。M·霍尔奎斯特指出，多语言混合是指在一种单一的文化体系之内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①。这种多语言混合、多文化复合的文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和足够的空间。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跨民族文学文本，应当成为当代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为跨民族文学文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更为翻译研究在文化领域的延伸提供了广阔空间。 原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