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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和2007年德语作家的两度组团来华访问，也许会成为 探讨当代德语文学一个非常有意味的事实：这两次来北京的总共十几位作家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更多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对于广大中国读者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朱丽·泽、英果·舒尔策、雅可布·海因、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以上为2006年来访作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尤迪特·海尔曼、维罗尼卡·彼得斯、蒂莫·布伦克、雅可布·海因、彼得·施塔姆、塔尼亚·杜克斯（以上为2007年来访作家）；而那些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甚至对一些中国作家产生过影响的老作家，比如君特·格拉斯、克里斯塔·沃尔夫、耶利内克，却一再被排除在入选名单之外，都没有搭上这趟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便车”。 德国文学评论家埃伯哈德·法尔克把当下的德国文学比喻为一场“文学盛宴”。在这场盛宴上，主要位置已经被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占据，丰富多样的话题也由他们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通过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学活动（参与数量众多的文学评奖、进入畅销书目、在公共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参加文学派对，等等），带领着广大读者走进当下多姿多彩而又危机丛生的生活，满足读者对于文学阅读的期待，更重要的，表达广大读者对当下生活的意见。前辈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化倾向，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正在被这些中青年作家以个人化的表达，以对历史的多样性认知，以及对现实生活敏锐、细腻、准确的描述所取代。 这是一幅群像。在这样一幅集体图像里，那些中青年作家有他们的群体特征，比如他们都经历了两德统一，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媒体数字化、文化多元化等等给当下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然而他们又各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有由两德合并和移民潮的形成所带来的不同身份。然而正是他们对个人生活经验的关注，对现实的独特体验和思考，立足于当下对历史和文化多元构成的表达，成为他们的作品清晰可辨的基础，构成他们参与当下文学生活最独特的声音。 或许把雅可布·海因、英果·舒尔策、伊利亚·特罗亚诺夫、费里顿·蔡莫格鲁、彼得·施塔姆等人放在一起谈有简单生硬之嫌。但至少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联邦德国人，同时又都积极参与当下的德国文学生活，使得这样的归类成为可能。 雅可布·海因出生在前东德的莱比锡，他的小说《我的第一件T恤衫》讲述的就是柏林墙倒之前民主德国青少年的故事，他于2007年6月出版的最新作品《申请频繁出境》讲述的仍然是发生在前东德的故事；出生在前东德德累斯顿的英果·舒尔策在他的长篇小说《简单故事》里描写了大量民主德国的人物，不时流露出他对于一个已经永远消逝的时代的追忆之情；土耳其裔德国作家蔡莫格鲁以表现在德国长大的移民子女的生活著称，他不仅写小说，还创作有很多影视、戏剧作品；彼得·施塔姆是一个瑞士人，有过游历世界的经历，他笔下的人物多是一些四处漂泊、没有归属感的悲剧人物；而出生在保加利亚、有过在非洲、印度生活经历的伊利亚·特罗亚诺夫以他的长篇小说《收集世界的人》表明他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在《收集世界的人》里，他把他的前辈、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上述作家，还有很多笔者没有提到的从世界各地来到德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连同他们的作品，成为德国当代文学文化多元格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德国当代小说超越特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负，超越政治的桎梏，形成在文化上开放、包容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成为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移民文学浪潮的一个回应。 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大量创作的作家们来说，政治立场、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一道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大作家，像君特·格拉斯、克里斯塔·沃尔夫、海纳·米勒等人，无不是以最大篇幅来讨论诸如战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等重大问题。而在像塔尼亚·杜克斯这样战后出生的中青年作家们那里，二战的历史不是亲历，关于战争，关于德国的纳粹运动，都是上一辈或者上两辈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对于他们，有关那一段历史的创作是在众说纷纭的观点之中理性地思考、研究和梳理的结果。塔尼亚·杜克斯的长篇小说《天体》就是通过两个孩子的目光看祖父辈狂热地投身纳粹运动的经历。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她是从“更远的历史性距离”来看待那段历史。小说家阿尔诺·盖格在他以二战以及战后历史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感觉很好》之中，对从1938年到1989年51年间的一个个历史瞬间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其结果是将对二战历史的讨论延伸到了当下，历史的巨大身影投射在今天的现实上，小说成为对历史真实细节的还原。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年龄稍长的女作家埃尔克·海登赖希。在她的短篇小说《最美丽的岁月》里，不仅历史问题和现实关注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历史的看法也更加个人化，看得出作者试图摆脱大历史的叙述框架，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的努力。 对于像克里斯托弗·彼得斯、尤迪特·海尔曼、维罗尼卡·彼得斯、蒂莫·布伦克这样的作家来说，更加值得关注的或许是当下的生活和对于当下生活准确、细腻、个性化的表达。在蒂莫·布伦克的口语化诗歌中，各种时尚性的词汇成串地、富于节奏地如潮水般涌来，让听众像应对今天层出不穷的时髦术语那样应接不暇；在尤迪特·海尔曼的短篇小说里，一个个游荡在不同生活之间的人物扮演着他们无奈的、有时候是忧伤的悲喜剧角色，海尔曼用她清晰、流畅、简洁、富于诗意的语言讲述着现实生活中那些面目模糊的人物难以言状的生活故事；克里斯托弗·彼得斯的小说《夜幕》已经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得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这部小说里，彼得斯不仅要讲述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而且要进入到对于真相，对于感知，对于个人经验真实性的讨论之中。《夜幕》在叙述上的独出心裁，它所具有的诸多后现代特征，都使得它成为当代德国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 朱丽·泽2006年在北京的一句惊人之语曾给中国媒体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如是说：“君特·格拉斯对我们没有影响。”这样的意思在今年来北京的德国作家中仍然有人重复，而且不止一个人重复：“作为我们父辈的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一代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伯尔他们那一代作家。”看来对于上一辈作家，中青年作家们在题材上，技术上，观念上丝毫不存在所谓影响的焦虑，对他们关注的问题连同他们的叙述语言的漠视，已经成为这些中青年德国作家的不必言明的共识。难怪有人做这样的推测，君特·格拉斯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剥洋葱》中坦露自己早年参加纳粹的经历是爆猛料，他这样做也许不仅仅是为即将出版的新书作炒作性宣传，更是为了争夺他在当代文学中业已丧失了的话语中心的位置。 随着这些当代德国作家来中国访问，他们的作品也将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雅可布·海因的长篇小说《阎森先生遁世记》已经于2007年4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那是一本探讨当代社会体制化和反体制化可能性的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另外据说英果·舒尔策的《简单故事》、伊利亚·特罗亚诺夫的《收集世界的人》都有国内的出版社通过版权代理机构买到了版权，也将在近期出版。德国是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作为主宾国的礼物，德方送给中国读者的就是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这个小说选选录了目前在德国文坛上风头正健的几乎所有中青年作家的短篇代表作。另外，北京的《世界文学》杂志在译介德国当代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仅翻译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而且最早敏感地注意到了德国当代小说的复兴，几年前就刊发了李永平教授的相关文章。 作为今年北京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德国方面为来访的德国作家准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见面和对谈活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谈双方对对方的作品都知之甚少，这也为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日耳曼学者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大量译介对方优秀的当代作品，不仅是为了增加双方的了解，更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9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