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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之间的鸿沟被消解后，历史虽仍然威严，但人们却发现“质疑自己对于过去的知识实际上是在质疑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知识”。这样的拷问，无疑会在给人们带来困惑的同时，也为认识过去打开了新的途径。人们在追问过去的同时，也会发现一系列的文本间的关系，比如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关系。认识由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互文性所构成的互动体系，会给文本的解读带来另一片天空，入侵文学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1871年5月，刚从印度回来的、没有任何文学背景的军官乔治·彻斯尼在政治性刊物《布莱克伍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道廷之役》（ The Battle of Dorking）的短篇小说，立刻引起轰动。这个一时间使得英国“洛阳纸贵”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入侵文学（也叫侵略小说，或战争恐怖小说）。这是一种历史文学体载，在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流行。《道廷之役》这个虚构的德国入侵英国的短篇小说的出版标志着这一体裁的出现。《道廷之役》的盛行引发了一个狂潮，即用文学来激起人们对假想中的外国入侵的想像和焦虑。到1914年，这类作品已达400多本，其中许多都是畅销书，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读者。这种体裁对塑造英国当时的政治和大众观点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延续至今，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体裁盛行的时间段，多少能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语境做一脚注。“道廷之役”的大背景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当时的英国在外交上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这种一心只顾眼前利益的没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下多少显得幼稚，而号称有着欧洲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法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普鲁士所占领，震惊了许多英国人。担心英国也会遭受同样命运的忧虑促使彻斯尼找到《布莱克伍德》的主编约翰·布莱克，建议刊登一些能唤起国人危机意识的东西。彻斯尼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抱负来写这个故事，而是要达到具体的政治、军事目的，但这一选择表明他深谙虚构性质的叙事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焦虑心态的表达作用，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小说以法国战败的教训为例证，列举法国战败的因素。小说中充满了分析、宣传、说教、实战场景、富有煽动性的伤亡景象、对英国当时殖民局势的分析、对庸俗政治的批判，以及因为没有警觉和准备而自食其果的悔恨。很难说这部小说有什么文学语言或文学的特质，而它能引起如此轰动，显然是叙事本身的力量打动了读者，即在焦虑的心态层面上引起了共鸣。事实表明，彻斯尼的教育是成功的，因为8月份会议就通过了征招国内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决议，而这正是彻斯尼在小说中所倡导的克敌关键。 《道廷之役》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上，为我们展示了文本历史性的两重意义：1、无论是文学的小文本还是社会大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对“文艺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艺影响实行双向调查”，会有利于我们了解社会语境和权利关系在文本中的体现。2、由于“文学文本深嵌于它们所产生和消费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中”，所以文学叙事就与其它社会文本产生文本间的吸收与转化”，这种吸收与转化，既可以是客体事件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是不同性质的文本间的互动，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法律、艺术等之间的互动。 但在讨论入侵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关系的互动时有必要了解这一文学叙事类型的特殊性。事实上，在文学叙事中预测战争爆发的故事在1790年就出现了，当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作家用戏剧来鼓励国人与敌人开战。“19世纪上半叶，在一些讽刺作品中，公共讲演和以时下危机为背景的小册子，特别是传统的媒介诗歌都表达了各国对当时局势的焦虑”，如华兹华斯就以拿破仑屯兵之事写了首想像中的粉碎了法国入侵的预言诗,彭斯、柯勒律治和司格特也都写过入侵题材的诗歌。但这类宣传性的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并不流行，因为“它只是为了鼓舞国民的信心”，没有什么实际的目标与意义。但普法战争以后，人们对时局的关心已成为对自身状况的关注。与此同时，阅读消费市场的大众化，既展示了叙事的力量，也为小说这种叙事模式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讲故事成了阐述各种主张、想像、宣传的手段，成了有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读者们关注的不是故事中个体的人的命运，而是以民族为单位的、对未知恐惧的想像，是对焦虑心态的表达，《道廷之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并立即得到认可的。彻斯尼偶然间成了这一体载之父，这一体载也以惊人的方式展示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道廷之役》或是说入侵小说的成功正是通过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操纵而获得的。《道廷之役》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高明。首先，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长者形象出现，给人以亲历感和老之将至、其言可鉴之感，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容易引起共鸣，而且作者能够自由寄居在叙述者之中，借此传达自己的主张。 《道廷之役》中的另一个叙事手段是两种叙事眼光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应用，即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入侵文学的叙事特点使其成为在特殊时期最容易被操纵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维基百科（wekipedia）” 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文学体载，当特定的历史情景不在了，或危机过后，这类作品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线。 也正是由于这种体载的特殊性和叙事特点，使它非常适合表达当下的恐惧与焦虑，如战争、恐怖主义、传染病、生态灾难等。比如以20世纪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为内容，将外国的入侵变成了暴风雨、洪水、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用以警示和反思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立场，科幻小说和灾难片都属于这一类。而在危急时刻它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正如在19世纪20世纪更迭之际，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普遍焦虑的心态使入侵小说“变成表达军事和政治可能性的一种范式”。 认识入侵文学的性质和叙事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通过回溯文学文献或想像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通往被掩盖了的历史的通道，或是说，找到某一具体现象的历史性，因为文学对现实的回应不仅仅是简单地像照相机一样记录一个场景，而是通过历史对自我理解的表达”。在“我们这个历史与记忆已融合在一起的时代”，入侵文学作为一个交叉点为“我们勾画出我们称之为记忆的那种无固定形状的轮廓”，以避免将鲜活而多样的原生态的过去抽象化，概念化。 原载：《文艺报》2008-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