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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个先天患有智障的孩子，取名光；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原本可以没有这个名叫光的孩子。因为，在光正式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母亲在例行的孕检过程中已经得知他会是个怎样的孩子。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尽管会很痛苦，可为避免今后承受更巨大也更漫长的痛苦，仍然愿意采取堕胎的方式以进行自我保护。这实在无可厚非。然而，大江健三郎夫妇却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于这个生命的孕育负有一切责任，根本无权逃避。 后来，我在一位名叫加藤浩美的日本母亲出版的一本书里，又看到了对于生命和大江健三郎夫妇完全一致的态度，这使得我曾经的惊愕和唏嘘顷刻间化作了慰藉和沉思。与大江健三郎夫妇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位母亲的孩子秋雪是在出生之后才被确诊为先天痴呆的。更糟的是，这个孩子还患有严重得超乎人们想象的肺病和心脏病。医生提醒说，半年内只要得一次感冒，就会使这个孩子轻易夭折。即使他足够幸运，也很难活过一岁。这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多么大的负担，可能拖累父母的时间最多也就不过一年。况且，只要父母稍稍“正常”疏忽一下，这一拖累便可随即摆脱。但是，作为母亲的加藤浩美可没这么想。相反，听到如此严重的疾病，比听到孩子是个痴呆儿更令她肝肠寸断。她以为，秋雪之所以选择降生在她的家里，那是因为“他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会陪他一起走下去”，会不遗余力地设法为他提供帮助。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愧对这个无辜小生命的信赖呢？她在书中写道：“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勇敢地去面对，那就是对生命的失敬啊。”对于生命的敬畏，让秋雪的父母从一开始便拥有了接受责任的勇气。 其实，他们完全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医生告知，如果他们想在孩子有限的时间里省略掉那些可以想见的麻烦，那就应该尽快决定为孩子的心脏做一次外科手术。不过，手术的风险极高，孩子很有可能会因此死去。否则，他们就得处处精心，在他的吃喝拉撒睡等每一个方面都要付出比平常父母艰辛千百倍的努力。于是，他们再一次被扔进痛苦的深渊。这痛苦不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可能需要付出艰辛的想象，而是由于意识到了孩子即将可能面临的身心摧残。经过好一番生死挣扎，他们还是作出了决定，不为秋雪进行这次心脏手术。不过，等真正见到孩子随后遭罹的那一系列令其揪心的磨难，他们也曾一度为自己的这个重大决定感到过后悔。好在在他们的悉心呵护之下，秋雪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周岁生日。很多医生都认为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但加藤浩美却说：“不，不，我不愿意人们用‘奇迹’这两个字来解释，应该说那全都是因为，秋雪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体谅父母的孩子。”至于自己的辛苦，她只字未提。 在大江健三郎和加藤浩美这两个日本人的身上，我发现，他们总是以看上去十分被动的姿态去接受这个世界，即习惯于从对方的角度善意地打量自身。可是，当联想到他们共同的责任感时，我只能将这种被动的接受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回应。在英语里，“责任”一词是responsibility，而它所用的词根response就是“回应”的意思。至此，我终于明白了C.S。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一书中的那句话：“对我们而言，最高形式的行为便是回应性的，而不是主动性的。”这回应其实正是对于爱之呼唤的高贵应答，从中亦让我们听到了爱的责任性本质。所以在秋雪故去之后，他的母亲有一天“忽然很平静地意识到，我们一家三口所走过的日子，曾经是那么的幸福啊！” 读完这位日本母亲的书，不幸和苦难给予我的竟只是挚爱、感恩和希望的体验。这令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位中国父亲写的书，他写的是自己生来即患眼癌的女儿。然而，其中仅一年多的不幸和苦难充斥的却皆是仇恨、抱怨和绝望的情感，以致我始终不忍卒读。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距，恰恰是缘于其针对责任全然相左的理解吧。在那位中国父亲看来，爱与责任无干，因此，他说：“我不尽责任。我所做的一切，都与尽责任无关。”结果，他无法担当责任的痛苦，而这痛苦也就自然不能经由爱转化成深邃的幸福。耐人寻味的是，在他试图追溯女儿病因的过程中，显然又已经暴露出了自己为此应当负有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他和妻子都还远远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心理准备时，便于仓促间把这个孩子带到了世上。 既然担当不起责任，我们的这位父亲写作此书也就只能是一种逃避，从而把负担转嫁给了读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去读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我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就此来看，他也压根没想到要为读者负责的问题。而作为读者，我当然只愿在那位日本母亲无比深情的怀念里驻足咂摸。 (《你是我惟一的宝贝》，(日)加藤浩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