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莉·莫伊(Toril Moi，1953-)，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她的主要著作包括：《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4、2002)、《西蒙·德·波伏娃：一位知识女性的成长》(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1994)、《何谓女人？》(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1999)等。她还主编了《克里斯蒂瓦读本》(The Kristeva Reader，1986)和《法国女性主义思想》(French Feminist Thought，1987)。莫伊不仅熟悉以波伏娃和克里斯蒂瓦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传统，而且钻研伍尔夫、凯特·米莉特等英美女性主义的主流思想家。她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实践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莫伊来自挪威，也是一位易卜生研究专家，出版过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易卜生与现代主义的诞生》(Henrik Ibse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sm: Art, Theater, Philosophy, 2006)。 2008年12月12日，莫伊应邀访问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成洲教授就女性和性别研究等话题与她做了一次访谈，下面是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陈旭也参与了此次访谈的整理翻译，特此感谢。 何成洲：首先感谢您昨天的精彩讲座。①在中国，您被看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您的著作《性／文本政治》被当做学习女性主义的重要阅读书目，其中一些章节出现在许多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教科书中，您是否意识到自己对中国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力？ 莫伊：没有。我知道《性／文本政治》一书被翻译成了中文，但不知道其中一些章节出现在教科书中。我知道这本书有了中文译本时，感到十分高兴。但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些人会读它，也很难知道它是否会给人们带来特别的感受。 何成洲：《性／文本政治》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然后在2002年再版，对吧？ 莫伊：这本书在1985年第一次出版，实际上这本书的手稿在1984年9月就完成了，交稿后第二天就来了中国。我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先到了北京，然后去了西安。 何成洲：您是一个人吗？ 莫伊：不是，还有特里·伊格尔顿，他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受邀来到中国。我在北大和北外做了讲座，是关于《性／文本政治》这本书的，因为当时刚刚写完，所以我在中国做的第一次演讲就谈到了它。在2002年再版时，我增加了后记，回顾了一下80年代当时的写作状况。 何成洲：您提到《性／文本政治》再版时没做修改，因为书中的讨论现在看来仍是中肯的。 莫伊：是的。首先书中的许多讨论仍和现在紧密相关，如昨天有同学提问，我们如何看待关于女性作家的研究，这个问题就与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关。在那个部分，我做了对“女性形象”的批评。再者，人们仍然想了解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如果要从西苏(Cixous)、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Irigaray)开始，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还有一个未作修改的原因，就是这本书勾勒了80年代中期左右女性主义理论的大致情形，如果在2002年或者是2008年去修改，它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本书。《性／文本政治》是当时语境下的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过时、无用了，只是现在要改的话，会写一些不同的内容，所以我写了再版后记，做了说明。 何成洲：除了《性／文本政治》以外，我们知道您还有其它著作，能为中国读者推荐一下吗？ 莫伊：如果愿意了解我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我在1999年出版了《何谓女人》一书，该书的前两章2005年单独成书再版，叫《性、性别与身体》(Sex，Gender and Body)，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两篇文章，一篇《何谓女人》（“What Is a Woman?”），另一篇《我是一个女人》（“I Am a Woman”），涉及西蒙·德·波伏娃的两难问题，可以看作是以波伏娃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写作。如果读了《性／文本政治》，也可以读读这本小书，或者《何谓女人》的前两章也可以。第一章《何谓女人？》（这也是波伏娃提出的问题）细致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如生物决定主义，相当篇幅讨论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其他一些人，以及相应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有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概念的批评。第二章《我是一个女人》开始思考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例如开始思考个体和哲学的关系：作为女性学者，那你能否真实地写哲学？如果愿意了解我现在如何解读文学作品，《易卜生和现代主义的诞生》(Henric Ibse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sm)一书中的几章体现得很清楚，例如我喜欢其中讨论《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的一章——当然，整本书我都喜欢——它是对女性和自由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讨论。还有讨论《罗斯莫庄》(Rosmersholm)的一章，这是部涵义非常复杂的作品，以及关于《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讨论也挺有意思。其实我认为要向别人推荐自己的作品非常难，因为你所需要阅读的书目取决于你想要知道什么。 何成洲：心理分析被认为对女性主义批评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心理分析颇有微词，例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您对心理分析有何看法，它对女性主义有什么启示呢？ 莫伊：就我自己而言，我与心理分析理论有些渊源，不过早年，我受到了凯特·米利特很大的影响，认为自己与心理分析没有什么联系。后来一想，不能在没有了解心理分析是什么的情况下就草率做结论。于是我开始阅读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受到了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影响。她是英国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者，写过一本重要著作，叫《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好像是在70年代出版的，是当时第一部正式讨论心理分析理论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英文著作。这本书说服了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弗洛伊德、拉康。要研究法国女性主义，想绕开拉康是不可能的。从那时，我就得出结论，如果对主体性、性这类问题感兴趣的话，心理分析理论对女性主义是很有用处的。但我遇到一个问题，过去直至现在我都不能接受心理分析告知我们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例如，弗洛伊德将女性气质归纳为被动性，男性气质归纳为主动性，我认为这缺乏理由，不那么令人信服，所以写了篇文章，题目记不清了，很抱歉，好像是《重新思考弗洛伊德和拉康》（“Rethinking Freud and Lacan”），发表在2003年的杂志Signs上（一份美国的女性主义杂志）。我认为心理分析理论为自我(psyche)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形成提供了精彩的解释，但就在那篇文章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分析提出的女性气质理论不那么让人信服。我认为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刻板偏见，很有可能远离了真实。心理分析中的许多其它理论，如认同(identification)、投射(projection)、移情(transference)等都是有用的。 何成洲：欧美学术界女性主义有衰退的趋势，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前景乐观吗？ 莫伊：可以说是有衰退的趋势。每一个批评运动都是变化着的，有起有落，所以如果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静止不动就不对了。这个世界是变化着的，这意味着女性主义批评者也要变化的。不过，这个衰退的趋势是存在的。我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个概念的全盛时期是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然后我们有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的各种结合，对间性(intersexuality)和跨国性欲质素(transnational sexuality)的研究调查等等。我注意到我的许多研究生不愿意做女性主义批评，部分原因是做女性主义研究的人已经很多，而他们想说一些新的观点，不愿意重复别人已做的工作。现在我有个学生研究波伏娃，她提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问题）是：波伏娃同时有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通常的做法是将她的文学作品看做是她哲学著作的例证，这破坏了文学价值，如果仅是想写哲学著作的话，又何必从事文学创作呢？所以她就研究波伏娃如何在文学中进行哲学思考的，而不是仅将文学作为已然存在的哲学理论的注解。我认为这不错，虽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批评，但她仍然讨论女性、自由、爱情，这些仍属于女性主义批评感兴趣的范畴，也许只是名字变了。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学术界里许多年轻的男性没有接触到女性主义，曾经有个年轻的男博士生需要自己开课，他列出课程计划，打算讲女性作家，于是向我寻求帮助。这就是女性主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他不敢开设一门没有女作家的课程，一门文学方面的课程如果没有涉及女性作家，男性也不会满意。人们想要寻找女性主义新的、不同的阅读方法，他们不一定会自称女性主义者，那会让人想起女性主义中与时代脱节的内容，所以他们会改名，但仍对女性自由、平等、公平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只是称谓变了。 我可能说多了，但我突然想起昨天讲座内容也许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昨天提到波伏娃希望女性可以做普遍的思考。如果女性主义只是作为分隔的女性主义而存在，那就好比是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是女人。举个例子，如果说我的女性主义批评论文以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为关注点，那我们就可以做普遍的思考了，而这实际上是将关注女性的内容置于普遍的背景之下。这是一种处理波伏娃提出的两难问题的一个方法：一方面表现出对女性主义的尊敬，另一方面不会囿于分隔的女性主义；就像波伏娃说的，不会被自身女性身份所限制。 何成洲：这个两难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莫伊：我感觉我们不能完全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我做了一点工作，将女性主义关注内容置于更普遍的背景下。这样做有危险，有可能某天女性主义关注的内容消失了，然后就得回到过去。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所以这是个两难问题。寻求普遍，就失去特殊性；但如果困于特殊性之中，就没人觉得你有普遍的关怀。我没有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只是试图应对它，但我想这也是有意义的。 何成洲：您在昨天的讲座中提到了跨国女性主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吗？您有没有读过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或性别研究呢？您认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或性别研究能对国际学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莫伊：先回答后面的问题，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这很可能是我自己的责任。我最近很长时间都在写关于易卜生的那本书，没有阅读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一直在读易卜生，但现在我很愿意读女性主义的著作，也愿意读描述中国女性状况的书，想知道中国学术界女性的研究动态。至于跨国女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中国是如何定义的、是否被谈论？ 何成洲：我们在2008年6月举办了一个“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研究工作坊”的学术活动，一名布朗大学的美国华裔学者过来做了关于跨国女性主义的学术报告。 莫伊：在杜克大学也有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我是哲学家，也是理论家，看重概念的创新和理论的广泛性。跨国女性主义给我的印象是，这应该是个很不错的话题，但我从中找不到新的理论动向。我感觉对世界不同地方的女性主义研究非常有必要，但我所看到的是将现有理论应用于更广泛的全球背景下。 何成洲：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关注男性作家，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女性作家的文本，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移呢？您能否就一种恰当的女性主义批评的阅读策略提出建议呢？ 莫伊：首先，我觉得一种恰当的女性主义批评的阅读策略是不存在的。你的阅读策略——也就是你如何阅读——取决于你想通过阅读发现什么。这听起来太简略，我们举例说明：如果你想研究的问题是关于性，你可能想比较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也许就会用上心理分析理论或福柯的理论等；如果你对自由和公平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就会阅读关于自由的理论，可能想看波伏娃的书和其他作者的相关书籍；如果对一个特定时期感兴趣，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就都不能忽视。当然，要到做了一些工作后，你才了解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所以，首先你读一些材料，然后了解自己兴趣所在。 说到早期女性主义的批评浪潮针对经典作品，是指它批评男性作家的某些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可怕再现，这就与阅读策略相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评论者受训进行症候阅读之时，即倡导阅读不停留在表象，深入文本背后，寻找出真正的更复杂的涵义，这个概念来自阿尔都塞，但从那以后成为文学批评的教条。然而，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就批评这类无止境的症候阅读。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要研究女性作家，最终却以批评女性作家的结果收场。《性／文本政治》回顾了关于弗吉里亚·伍尔夫的阅读，其中提到肖沃尔特(Showalter)对伍尔夫的态度就是这样。现在我想到另一个反对症候阅读的原因：对于经过症候阅读训练的文学批评者而言——我们都是这样——很难觉得做支持性的解读是有趣的。你会批判地阅读，找到文本自我消解、自我颠覆的地方，这是方法论的运用。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在建构性的批评中应用这些聪明的批评才能。文学批评的目的就真是证明文本自我消解、总是有意识形态错误吗？我觉得现代文学批评就有这样的问题，许多文学批评者——无论哪个派别，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都有一种诠释疑虑，总是感觉批评家比作者知道更多，文学和电影研究得出的结论总是批评家更聪明。我现在所做的一个努力就是想说明文学阅读的方法不一定得从诠释疑虑出发，这实际上也是我为什么写了易卜生的这本书。它展示了易卜生自己在作品中做了多么深刻的思考，例如，我对《罗斯莫庄》和《海上夫人》的阅读表明了它们的涵义是多么丰富，我非常敬仰易卜生。但同时也容易产生以下的一种说法：现在2008年了，我们已经知道性别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要超越已经根深蒂固的诠释疑虑、走出症候阅读，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我们难道就不能进行涵义丰富、批评得当、又不会完全降格到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共鸣式阅读吗？ 何成洲：很精彩的评论啊！现在我们听到一种提法叫“后女性主义”，您对这种称谓的变化有什么想法吗？一些批评家提到，处于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当代女性主义思想没有了方向，您同意吗？在“理论之后”的时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应该怎么做呢？ 莫伊：大概二十年前，1989年前后，就有人问我后女性主义这个问题了。我的回答是有了“后父权制”才有“后女性主义”。父权制消失了，才有后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目的就是要消除父权制，从而消除自身。我是女性主义者，是因为我并不希望女性主义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基本的辩证方法。现在，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妇女状况都有自由、平等、公平的特征。对世界妇女状况关注越多，就越清楚这个情况。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意味着要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中没有公平、平等的地位。当父权制消失，自由、平等、公平起效时，你就不需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了，然后我们才有适当的后女性主义。这是女性主义理想的完美境界，但我们必须怀有美好的期望。所以，我认为后女性主义是为了让我们忘记女性主义分析，是父权制的阴谋——为了让我们不再为女性争取权利，但我们不能这样。我相信西方和中国的许多妇女在教育、工作中有了平等的机会，事业成功，也兼顾家庭，她们有可能没有过不平等经历。对她们来说，女性主义似乎是不相关的，但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地方的妇女状况，包括在美国，不平等的状况仍是存在。例如，为何美国众议院只有大约15%女性议员，美国政治中的妇女都在哪里，美国研究机构中的教授只有大约15%是女性。看看数据，你就会看清问题。 何成洲：您的著作和讲座提到了西蒙·德·波伏娃、朱莉·克里斯蒂娃等人，请问有没有哪一位对您的学术生涯有特别的影响呢？中国学界常将您与朱迪斯·巴特勒相比较。但您似乎与巴特勒有些理论分歧，特别是她的“性别表演性”，您在昨天的讲座中也对此做了评论。 莫伊：我在《何谓女人》一书中对朱迪斯·巴特勒有比较详细的评论。我认为巴特勒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性别的刻板划分和陈规旧框。在摒弃传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规定上，我们是一致的。在主体性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上，我们意见相左。我认可完全理想主义的物质性概念，而巴特勒则认为物质性是话语的效果。在《何谓女人》这篇文章中可以找到引用部分。我认为这是对福柯的误读，不能同意。首先，我不认为女性主义理论需要一种关于物质性的理论。如果要研究物质性的理论，那也可以，不过不一定要将各种各样其他的理论都用来支撑你关于女性气质、公平等方面的理论。总的说来，我不能同意巴特勒将主体完全看做是话语的效果，因为这样就很难为如何能改变性别的支配结构找到理由。巴特勒的女性主义——当然她有可能在做些改变——让人觉得你所能做的就是反讽式地引用和颠覆统治人们思想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陈词滥调，但我认为这并不能给自由这个概念留下什么转换的空间，而这个概念是我们都应关注的。我想我们需要谈论解放(liberation)，而不仅仅是颠覆(subversion)，但巴特勒对自由之类的概念只字未提。我感觉与巴特勒一道，我们被困于性别的牢房里，然后永无休止地颠覆性别的陈规旧框。巴特勒的前提建立在传统划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陈词滥调之上，你得从那儿开始，然后才能颠覆。我认为要理解何谓女人或何谓男人，有很多方法。巴特勒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概念实际上一开始就显得狭隘，当然她的最终目的是要去除它们，但她没有清楚地注意到它们有多复杂。这样来说吧，巴特勒以这个观念作为开始，即男性气质被传统地刻板地定义下来，就和男性相关，相应的女性气质也就和女性相关。她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打破这些观念。我认为她的出发点值得商榷，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开放的概念，我们必须扔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说法，因为正是在定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过程中，我们为性别服从确立了要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开放视野，做女人的方式有许多种，做男人的方式也有许多种。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应该更多关注人的变化性和多样性，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能进入巴特勒发明的理论机器，因为我觉得这许多理论不能带来什么结果，不是没有它就不能前行。 至于说到女性主义理论丧失了方向，其实我觉得那样说对女性主义是不公平的，因为现在所有的理论都在经历着变化，并不是说有些理论就能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们就处在后结构主义运动即将销声匿迹之时，接下来的是什么还不知道，对于所有的理论情况都是如此。所以我研究波伏娃，她不喜欢后结构主义，还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卡维尔(Cavell)、奥斯汀(Austin)，他们都不是后结构主义者，我能在他们那儿找到新的思想。 何成洲：在欧美，有的研究项目叫做“妇女研究”，也有叫“性别研究”。有时候我们在教科书里更愿意用“性别研究”的说法，而不用“妇女研究”，这些名称有什么不同吗？ 莫伊：在美国很多大学，两种称谓实际上指同样的研究项目，不过在杜克大学，我们还是称其为“妇女研究”，但做的研究也是“性别研究”的内容，反之也一样。改名为“性别研究”的原因是：首先，他们需要研究有关男人各种行事方式中的男性气质；第二个原因是酷儿研究的兴起，从酷儿理论视角研究性别和性欲质素；第三个原因是这些研究机构需要研究基金，有人觉得“性别研究”这个名字比“妇女研究”获得支助的可能性更大。但有一点是，一些研究机构保留了“妇女研究”的称谓，但也做性别方面的研究。事实上，“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的研究内容在很大范围内是重合的。杜克大学的“妇女研究”实力雄厚，而且很活跃，他们也做性别研究所包含的各种内容。 何成洲：最后一个问题：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和性别研究学者研究电影、电视，而不是文学文本。您昨天的讲座是关于女性作家。在您看来，文学文本仍应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心吗？ 莫伊：如果你称文学批评，当然就得针对文本，但如果称女性主义研究或女性主义理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很喜欢文学，因为我认为文学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传达世界的一种图景，这与表演艺术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小说不同于戏剧，戏剧不同于电影。我认为有趣的问题是：不同艺术形式各自能做什么？在我关于易卜生的书里，我感兴趣的是戏剧能做什么，就是说易卜生想用戏剧的形式表达什么、为什么要写剧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绘画艺术的原因；绘画和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有各自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女性应该在任何她们喜欢的艺术形式中表达自己，不要被教条束缚。我们生活在图像的时代，为什么不能研究电影、记录片或其它什么呢？但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图像的时代，也许会忘记如何阅读。新一代的学生解读电影比解读小说更在行。一方面原因是读小说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但我认为保持传统的阅读习惯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自有评断，也许一百年后没有人阅读了，但我认为那样的话，人性就丧失了。所以我赞成人们用各种方式研究各种艺术形式，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希望保持阅读文学的兴趣，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喜欢电影或戏剧——特别是戏剧，它本身就是文学的一部分。 何成洲：我觉得您今天讲的内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认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研究的未来有莫大的意义。十分感谢！希望您在南京逗留愉快！ 注释： ①托莉·莫伊的演讲《“我不是女作家”——关于当今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刊登于《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