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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王尔德谈起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萧易 参加讨论

    萧易,2002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2004年出版《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2005年出版《伍尔夫传》,2008年出版《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2010年出版《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和现代西方》。
    一、 插图版的由来
    《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著作,回想当年翻译这部书籍的甘苦,不禁感慨倍生。2002年,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开始翻译这部书籍,次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完工。书不算厚,但为之花费的心血良多,如今,我恐怕再也不可能为单独一部书籍花费这么多的心血了。
    这部文选收集了王尔德的5篇艺术批评文章,其中4篇被合称为《意图集》。原著本身不附带图片,而我却自作主张把它做成了一部附有155张图片的书籍,理由何在呢?难道是为了赶国内的时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书籍都做成东扯西拉的插图本吗?其实不然。最重要的理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王尔德针对艺术的大多数评论都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的放矢,如果不了解他的评论背景,很多语句就无从理解,更谈不上产生共鸣。对于翻译者来说,倘若不根据文章一一对照相关图片,根本不可能对那些复杂含混的语句产生明晰的理解,很可能会留下诸多遗憾,乃至贻笑大方。
    在这部书中,这样的例子简直数不胜数。譬如,王尔德在书中提到许多历史名画,如丁托列托的《圣乔治从毒龙手上救回埃及公主》、朗克雷的《意大利聚餐》、伦勃朗的《耶稣受难图》、罗马诺的《塞弗拉斯和普罗克里斯》、维诺内塞的《圣海伦娜之梦》、乔尔乔涅的《牧歌》和柯罗的《山林水泽仙女》,等等。跟《蒙娜丽莎》不一样,以上这些名画中国读者多半只有耳闻,无从想象其具体情形,就连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恐怕也不能逐一说出其场景。从目前的国内译本来看,相当多的翻译错误都源于译者对艺术史的缺乏了解,尤其是对这些名画缺乏认识。坦率地说,如果不花工夫去研究艺术史,那么即便是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不可能翻译出一部像样的王尔德艺术批评集。更有甚者,王尔德在提到历史上的名画时,往往并不直接指出,相反,他使用的是一种隐喻的语言,稍有疏忽,你就会以为他是在泛泛而谈,而并非谈论一件具体的作品。
    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就很多问题跟一位英裔老教授进行了咨询和探讨,对王尔德的这种隐喻描述留下深刻的印象。譬如,在关于乔尔乔涅的《牧歌》的段落中,我曾遇到一个相当头痛的难题,王尔德的原文是:On that little hill by the city of Florence, where the lovers of Giorgione are lying, it is always the solstice of noon, of noon made so languorous by summer suns that hardly can the slim naked girl dip into the marble tank 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女孩把“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浸入大理石水池,但这个“the round bubble of clear glass”(直译为“清晰玻璃制成的圆泡”)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呢?我把原文拿给英裔教授看,他也无从想象,反过来问我,会不会是一种鱼竿上的浮子?我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于是跑到图书馆里去查找各种画册,经过一番不易的搜寻,终于被我找到了答案。
    其解密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王尔德的第一句话是:“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山包上,乔尔乔涅的情人们正躺在那里,时间永远是正午……”我认定这是在讲述乔尔乔涅的一幅画,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画名,于是只能尽量翻阅一切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册。我在各种画册中反复搜寻跟乔尔乔涅有关的绘画,最终认定一幅名叫《牧歌》的作品就是王尔德描述的对象。在这幅绘画上,有一个女性手提玻璃水壶,在从水池中汲水,于是真相大白,这里的“玻璃水泡”其实是个水壶,但为了尊重原文,我还是把这句话翻译成了“苗条的裸女不情愿地将纯净的圆形玻璃水泡浸入大理石水槽中去打水”。而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尔德全集》中,这句话却被翻译成了“苗条的裸体少女懒得把她清澈而润泽的头发浸到大理石水池中”,跟原文已经完全不符。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我竭力寻找相关的背景绘画,常常驱车数百公里到不同的图书馆搜寻画册,尤其是那幅罗马诺的《塞弗拉斯和普罗克里斯》,画家本人和画作都少有人知,而书中关于这幅画的描述又占据了相当的篇幅。我费尽心思,踏破铁鞋,终于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园的艺术图书馆中找到了这幅画,解答了很多疑惑。
    出于这些个人的翻译体验,我跟编辑进行商谈,希望能把这部书籍做成插图版,可以澄清翻译上的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插图本,读者才能真正领悟王尔德评论的精髓。感谢编辑席云舒的理解和配合,用最好的纸张翻印了这些我极力搜寻到的图片,最终才会有这部精美的插图本评论集出现在读者面前。
    二、王尔德翻译现状
    前几日,跟一位编辑谈及王尔德的翻译,编辑的反应是,关于王尔德的译著在大陆已经出版了很多种,似乎有炒冷饭之嫌。的确,话是不假,在书店里,王尔德的面孔并不罕见,可是随手翻阅几页,就不禁让人废然兴叹。就拿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尔德全集》来说,据说还是一部相对可靠的译著,但也硬伤累累,颇有误人子弟之嫌。根据这些走样的翻译,又怎么可能指望读者会对王尔德的思想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呢?最不幸的是,这部书籍是众多译者的合成本,其中即便有好的译者,在名声上也会受到他人劣译的牵累。所以,大陆对王尔德的翻译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尤其缺乏的是由单独译者翻译的完整的严谨之作。
    当然,有些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就拿上文中谈到的画册问题来说,如果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确实很难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译者本人并不敢因为曾经在查找资料上享有一些特殊条件,就信口评讥他人。然而,也有很多基本的文学常识和艺术史错误,只要稍做认真查询,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译者是不该给自己寻找过多借口的。国内的翻译目前似乎有一种传统,对一切典故或术语都不假思索地随意翻译,不去查询任何背景资料,要么就是译者本人全无人文学科的素养,根本区分不出何为典故。更有甚者,遇到难处,干脆就直接开天窗绕过不译,当其不存在,也是一种翻译上的捷径。
    我手中的王尔德译著不多,就拿现有的两部书籍来谈谈,一部是《王尔德全集》,另一部是《狱中记》。在《王尔德全集》中,圣经中关于“长子继承权”的典故被译错。王尔德说:“我们的确是退化的种族,为一碗‘真相’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而《王尔德全集》中翻译的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堕落的种族,出卖我们生来就享有的权利,去换取一团乱糟糟的事实。”“have sold our birthright for a mess of facts”,这里的mess不是“乱糟糟”,而是指“一份食品”,该典故出自圣经创世纪第25章,饥渴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圣经故事。《圣乔治从毒龙手上救回埃及公主》是一幅名画,讲述的是一则著名的西方神话,在《王尔德全集》中被译成了《圣乔治送埃及公主逃离撒旦》;伦勃朗的《耶稣受难图》是一幅素描,不是油画,所以原文说,“Rembrandt never painted this sketch, and he was quite right。”(“伦勃朗从未给这幅素描着过色,他做得十分正确。”)而在《王尔德全集》中,这句话正好被译成了相反的意思:“伦勃朗在创作这幅画时,没有先作任何素描,他这样做是对的。”再看《王尔德全集》里《笔杆子、画笔和毒药》中的这句:“《杰纳斯风标》《原告一方》和《凡·文克鲁姆斯》都是他荒诞不经的假面之作,在这些假面之下,他尽力地或掩藏自己的严肃性,或表现自己的轻浮。”事实上,这三个都不是文章名,而是文中作者的假名,我的翻译是:“贾纳斯·韦瑟库克、埃格莫特·邦墨特、范·文克温姆斯是他的一些怪异面具,他选择在这些假名底下隐藏他的严肃或暴露他的轻浮。”更有甚者,在这篇《笔杆子、画笔和毒药》中,米开朗基罗被翻译成迈克尔·安吉洛,他的名画《特尔菲女先知》被译为《德尔斐女巫》。像这些实质性的错误,都足以误导不懂英文的中国读者,如果在此基础上做研究或写论文,就愈发南辕而北辙了。
    再看《狱中记》,我没有完整阅读这部书籍,只看了我感兴趣的一两篇文字。在Robert Ross写给More Adey的信中,草率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有些可能是笔误,如:“Operated on yesterday——come over as soon as possible。”这里的“手术昨已进行”被译成了“明天手术”。接下来,威利夫人是王尔德的嫂子,被翻译成了“弟媳”,其实稍微查一下王尔德的生平,就该知道他有位名叫威利的哥哥。然后是王尔德自诩要为世界博览会的失败负责,这次世博是1900年在法国举办的,原文是“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the Exhibition, the English having gone away when they saw him there so well-dressed and happy”,译为“他必须对博览会的失败负责,当英国人看到他愉快而又穿着入时地出现在那里,就都走了(因为王尔德名声不好)”。这当然是在开玩笑。但译者没有看出这里的Exhibition指的是世博,所以翻译成了“他应对自己‘表演’失败负责,英国人在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快乐地坐在那里之前就已走开了……”还有一个比较不当的问题就是随便删改原文,很多地方都忽略不译,在吊唁王尔德的人中,“有各种各样使用假名的英国人,还有两位蒙着面纱的女性”(various English people, who gave assumed names, together with two veiled women),“亨利·达夫雷恰巧在棺材上盖前赶到,他很和蔼友好”(Henri Davray came just before they had put on the lid. He was very kind and nice。),这些句子都不翼而飞。有些地方有省略号,或可理解,有些地方是直接删除,未免不尊重读者的权利。
    在我领略过的王尔德译著中,有一篇译文是值得尊敬的,即被收入《王尔德全集》的《谎言的衰朽》,译者是杨恒达先生,虽然这篇文章也有细微错误(关于《圣经》的误译),但从整体来看,措辞是严谨的,对典故也尽量做了注释,可见一位译者只要乐于下功夫,总还是可以达到相当的准确度。其实只要真正花费了心血,瑕不掩瑜,一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不会遮蔽全文的质量。
    三、 翻译质量的背后
    中国是大国,何以没有过硬的翻译人才?这就不得不老生常谈,再提翻译的低稿酬问题。目前文学翻译界的行情是不分好歹,一概每千字50元至70元,而且要扣去20%左右的税,根本无法养活一位全职文学译者。最可悲的是,翻译界良莠不齐,但价格却是统一的,再优秀的译者,也不会给你额外更高的报酬,而因为没有像样的审校编辑,即便是低劣的翻译,也照样可以过关,如此恶性循环,劣币淘汰优币自然是难免的。
    作为全职译者,为了挣钱不得不加快速度,质量当然会下降。而有工作的业余译者精力有限,连图书馆都没有时间多跑,质量同样不能保证。记得傅雷说他每天译1000字,但在目前物价水平下,全职译者如果一天不译上5000字,每个月就会面临无米下炊的境况,更何况图书翻译的稿酬往往拖欠甚久,交稿一年之内能拿到稿酬已堪称迅速,三五年要不到也是常事。在这种普遍的低价市场上,没有人会花费心思反复追究一个典故或语法难题,更不要说像我当年那样开车数百公里到各种图书馆搜罗画册了。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译者就是应该不计报酬地把作品做好,不该没完没了地抱怨低收入,相信说这话的人,自己一定不是全职文学翻译。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对于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译者,即便他们有这样的热情熬夜钻研翻译中的难题,我个人也不建议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拼命,万一生场大病,几部书的稿酬都抵不来。而且等到把稿酬要到手,可能译者“墓木已拱”了。
    当然,这些年也遇到过一些好的译作,但大多数都属于某种例外,比如少数人有钱有闲,又热爱文学,所以能够下工夫翻译一部好书;要么就是年轻气盛,没有家庭拖累,拼搏一场来自我提高或满足一下;还有一些译者性格特别顽强,乃至到了偏执的地步,喝着冷水啃着馒头,置全家老小于不顾,也要把翻译做好。这些例子是否值得效仿,或者是否效仿得来,都是一个问题。
    翻译这部王尔德文选的时候,我对那些粗制滥造的译者还心怀气愤,如今,只剩下淡淡一丝伤感。作为全职译者,我本人已经从精雕细琢转向机械化快译,那么,还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呢?今天的文学译者不得不选择精神上的自戕,即便他无需面对傅雷那种肉体上的死亡。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人能长期对抗一种体制、一种文化。在加拿大,翻译本国文学的译者可以申请国家补助,足以让一个文学翻译者过上小康的生活;目前的法国政府也在为法语翻译提供各种资助,譬如,中国就有多部法语译著是在法国使馆设立的“傅雷计划”资助下出版的。相形之下,中国的文学译者的情形可谓惨淡。不妨说,就文学翻译而言,如果没有国家的扶助,也没有可行的奖惩标准来划分优劣,那么,又怎么能指望这项事业在急功近利的商业时代良性发展下去呢?
    译  文
    “噢,词语被轻轻吐出,”
    皮尔斯对康诺利说,
    “也许就是那狡黠词汇的气息
    使我们的玫瑰树枯萎;
    又或许仅仅是一阵风
    吹越过苦痛的海洋。”
    “它只是需要一些灌溉,”
    詹姆斯·康诺利回答,
    “绿色就将会重现
    蔓延在它的两侧,
    从苞蕾中摇颤出花朵
    成为花园中的骄傲。”
    “可是从哪里我们能引来水,”
    皮尔斯对康诺利说,
    “当所有的水井都已焦干?
    噢,如同平原般显而易见
    除了我们的鲜血,将不会有
    任何事物
    能够栽培出一棵恰到好处的
    玫瑰树。”
    ——萧易译叶芝《玫瑰树》
    译者注:皮尔斯和康诺利皆为爱尔兰民族精英,是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反抗英国起义中的领导人物,起义事败被杀。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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