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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最重要的代表，或者说是“迷惘的一代”的创始人，这一点在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或是海明威研究中已经被公认。人们都认为在海明威的创作中有一种被称之为“迷惘”的情绪，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青年的一种普遍的情绪。但是，在海明威创作的众多作品中，在非常复杂的思想情绪中，究竟哪种思想情绪才是海明威的“迷惘”情绪，对这种“迷惘”情绪究竟应该怎样界定，这些问题在海明威研究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海明威研究中一直非常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通过对海明威早期的创作研究，认为海明威早期的短篇小说《士兵之家》当中表现了非常典型的“迷惘”情绪。本文试图以《士兵之家》为例，针对关于“海明威的‘迷惘’”研究中的一些误区，加以澄清。 在海明威研究中有一种非普遍的观点，为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迷惘”情绪贯穿一生的创作。譬如，张大雷在《论海明威的创作个性》中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对于海明威来说，迷惘的根可以追溯到更远……在《印地安人营地》里……这样一种恐怖场面引起同父亲出诊的孩子尼克的一连串疑问，表现了一个孩子的迷惘”。该文认为：“从《在我们的时代里》到《老人与海》，海明威迷惘的创作个性特征始终存在着，用不同的形态表现着。”该文具体到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认为：“尼克是海明威‘迷惘者’形象系列的第一个。《太阳照样升起》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永别了武器》这部倾向鲜明的作品里仍然显示着他迷惘的个性特征……乔丹是自觉的战士，他不属于‘迷惘的一代’。但是他身上仍然摆脱不了迷惘的阴影……”“《老人与海》中那个倔强的老人是海明威悲剧中最后一个英雄……这里，迷惘的大雾笼罩了整个作品。”[1]在80年代初期，曾卓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迷惘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进入30年代后就已瓦解，从思想上说，晚年的海明威仍然是一个‘迷惘者’。”[2]林骧华也撰文指出：“从《太阳照样升起》到《老人与海》，写的是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常遭失败的共同命运。‘迷惘’是一种时代病症。”[3]国内海明威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也多次谈到从《在我们的时代里》到《老人与海》，海明威迷惘的创作个性特征始终存在着，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海明威笔下人物人生的疑惑，通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思想情绪了。 那么海明威所表现的“迷惘的一代”思想情绪，是否就是一般意义的对人生的不解与困惑呢？通过对“迷惘的一代”产生和对海明威早期创作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迷惘的一代”的思想情绪，其实是一个特定时期内特定的思想情绪。“迷惘的一代”，是海明威在《太阳照样升起》，借用了美国女作家斯泰因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的题词，因而得名。海明威在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迷惘的一代”的出处。据海明威回忆说，一次斯泰因女士的汽车出了毛病，在汽车修理同时，“一个曾在大战最后一年服役的小伙子不知是技术不熟练还是没有撂下别的汽车先修斯泰因的小姐的福特车，总之他干活很不认真，在斯泰因小姐告状之后，修理间老板把他狠狠地训斥一通。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就是这一类人。你们全都属于这一类，’斯泰因小姐说，‘你们这些在战争中当过兵的年轻人都是一样。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4]海明威在他的回忆录中告诉我们，“迷惘的一代”的“迷惘”情绪，是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人的一种情绪。 我们从海明威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士兵之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这种“迷惘”同时代同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士兵之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克莱勃斯在读书时上了前线。对主人公最初的交待就是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入伍同伙伴们的照片，“是他和团契的弟兄，大家都戴一模一样的高领”[5]。而另一张照片“是他和另一名军士同两个德国姑娘在莱茵河畔照的。克莱勃斯和那个军士穿的衣服都绷在身上显得不太紧。德国姑娘长得也不漂亮。莱茵河在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两张照片相隔时间并不长，并且照片上的人物表情也不得而知，但却可以看出克莱勃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张照片使我们对克莱勃斯产生了一个最初的印象，与同学们一起穿着一模一样的高领，而且画面上又都是清一色的男孩子，表现出他们所具有的积极热情而且天真幼稚。但第二张照片，已经是两个美国大兵同两个德国姑娘一起，这使我们感到天真幼稚的克莱勃斯不见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海明威特别提到，两个德国姑娘长得也不漂亮，这一点不是作者的随意，海明威一直对女孩的相貌是非常关注的。克莱勃斯同两个不漂亮的德国姑娘在一起，读者可以感受到克莱勃斯对女人的关注已经不是爱，而是性。作者在介绍第二张照片时，似乎是无意地提到了在莱茵河畔的相会，但莱茵河在照片上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其实也是一个佐证，说明克莱勃斯对美，已经没有了热情没有兴趣，更没了天真幼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对主人公产生了浓重的影响。小说写克莱勃斯回到家乡后，家乡的一切都没有变，姑娘们仍然可爱(或者说是因为姑娘们长大了，显得更加的可爱)，但这一切没有使克莱勃斯感到有什么兴趣，他只是冷漠地看待这一切。小说的最后是克莱勃斯与母亲的一段对话，母亲问他到底爱不爱她，克莱勃斯非常坚定地说“不”，最终惹得母亲哭泣起来，“‘我是你妈妈，’她说，‘你还是个娃娃的时候，我把你贴着心抱着。’克莱勃斯感到心里不好受，隐隐约约有点恶心”。这里我们看到战争对一个青年的严重伤害。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困惑，而是在战争的摧残下，人们对人生、对生活的彻底放弃。由此再看桑提亚哥(《老人与海》)等一系列的非战争人物，尽管他们对生活也有这样那样的疑惑，但却不是所谓的“迷惘的一代”的思想情绪。 对这一点，海明威本人也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说法。从海明威逝世20年发表的《E.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 -1961》(欧·海明威1917-1961年书信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作者本人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迷惘的一代”也只是他特定时期的情绪。这里摘引几封书信： 1932年1月5-6日给马克斯韦尔-帕金斯的信里写道：“……写《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样升起》时，发生了不少事，不算帕特里克的出生，唯一的变故是我父亲开枪自杀，我又接受了4个新的受赡养者以及几张抵押契据。后来又有个狗屁批评家出来说，海明威先生缩进书房开始写起绝望来了。我写的是这个？我不知道。” 1932年8月9日写给出版商保罗·罗曼的信里说：“我并不曾被人身攻击所吓倒———也不会因为不再写‘迷惘的一代和斗牛’就被人遗忘而表示沮丧。”[6]信中还说：“我曾用6周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几个醉汉的书(即《太阳照样升起》)……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为所谓(不是我所谓)迷惘的一代费过神。”“说到斗牛———差不多10年来，我一直把它作为娱乐和消遣的方式……时不时地我还要为生活奔忙，我有许多东西要写，心里不可能被迷惘的一代和斗牛所占满。” 1936年1月12日给苏联人伊凡·卡什金的信里写道：“我们，起码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生活还是有趣的。我15岁(应为18岁—引者)起就自己生活，除了以写作为生，我还有其他许多事干得不错，并没有个人的绝望感，即便有，也是为了其他人，不是为了自己。出海、捕很大的鱼，拳击、斗牛，调情、私通；饮酒作乐，暴风雨；让人身心愉快的冒险，生活过得如此幸福会使你为绝大多数人体会不到这种愉快而抱愧。” 这里海明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创作，并不是一直在表现“迷惘的一代”的生活及情绪，而且他本人的生活也并不迷惘。 在海明威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把海明威“迷惘的一代”的“迷惘”情绪同反战思想等同起来。这一观点在中国国内的海明威研究者中也是非常普遍的。中国新时期第一篇专门研究海明威和“迷惘的一代”关系的论文《海明威和“迷惘的一代”》[7](作者刁绍华)。文中指出：“‘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大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战后相继登上文坛的。他们最关心的首先是战后欧美青年一代的命运问题。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战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社会危机和思想危机，这些作家对资本主义文明感到失望，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必定使个性遭到毁灭。他们看待青年一代的命运问题时往往把它同帝国主义战争联系在一起，以为帝国主义战争是欧美一代青年精神悲剧的历史根源。因此，反战的主题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刁绍华认为，“《太阳照样升起》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书，描绘出‘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和奥尔丁顿的《英雄之死》、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一样，代表了‘迷惘的一代’的最高成就。”这种看法注意到了“迷惘的一代”同战争的关系，但又把“迷惘”与“反战主义”给等同起来了。董衡巽也认为，海明威的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反战、厌战情绪，“他刚刚接触到问题的边缘，马上又缩回去了，仿佛是说：‘我厌倦了，我看透了’。这是‘迷惘的一代’的许多作家的共同特色”[8]。这里其实有一个微小的差别，海明威的作品中，有反战、厌战的思想情绪，但是这却不是他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的典型的思想情绪。 我们还以《士兵之家》为例，小说写到克莱勃斯回家后的情形，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明显“迷惘”情绪的美国青年。克莱勃斯回到家乡，“镇上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姑娘们都长大了。”他对姑娘们是很喜欢的，作者连续用了6个“他喜欢”，说明克莱勃斯对姑娘们的兴趣：“他喜欢看她们……他喜欢站在前廓看着她们在街对面走过。他喜欢看她们在树荫下走路的身影。他喜欢她们露在毛衣外的荷兰式圆领。他喜欢她们穿的丝袜和平底鞋，他喜欢她们蓬松的短发和她们走路的样子。”姑娘们很是可爱，但是“他不想承担后果。他再也不想承担什么后果了。他只希望毫无干系地生活着”。小说在之后的叙述中，还多次提到了姑娘们的可爱，姑娘们的时髦，美国的姑娘们要比德国姑娘更让克莱勃斯心动，“要是找上她们中间的一个倒不错。不过不值得费那么大劲……不过他不想去受那份谈个没完没了的罪”。不要说担责任，就是陪可爱的姑娘们谈话都懒得做。在这里，我们通过克莱勃斯看到了最为典型的“迷惘”情绪，就像《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对战争的认识：“我并不反对他们。 我已经与此无关。我但愿他们福星高照。 有好心的人和勇敢的人，也有镇定自若的人和明智的人，他们当之无愧。但现在不再是我的事了。”姑娘们“在树荫下走路的身影、露在毛衣外的荷兰式圆领、丝袜和平底鞋、蓬松的短发和走路的样子”都很可爱，但他“已经与此无关”，或是“只希望毫无干系地生活着”，什么“神圣”、“光荣”、“牺牲”，甚至“美好”等等一切都与我无关。“与我无关”才是真正的“迷惘”，这并不是一般的反战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反战、厌战情绪。 不要说，其他的反战作品不具有这种明显的“迷惘”情绪，就是一直被人们公认是“迷惘的一代”的开山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这种“与我无关”的情绪已经没有《士兵之家》那样浓重。《太阳照样升起》围绕主人公巴恩斯与英国姑娘勃莱特之间的爱情为主线，表现了一伙美国青年在巴黎的生活，控诉了战争对青年人的摧残。在这个故事中，巴恩斯由于战争中负伤，失去了性机能，使得巴恩斯与勃莱特之间有爱而无法结合。于是他们拼命地放纵自己，巴恩斯就用天天酗酒来排泄苦闷，或是同朋友们钓鱼、斗牛、旅行来消磨时光。而勃莱特更是整天泡在酒吧、放纵性爱。可以说，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巴恩斯和勃莱特对生活有热情，有要求，只是由于巴恩斯的性机能的丧失，他们想爱而不能爱，才使他们陷入到了尴尬的境地。再说作品中的另外两个人物，罗梅满怀信心充满活力的斗士，他和“迷惘”几乎不搭界；另一位科恩表面上看，也是喝酒、钓鱼、斗牛一族，但他对勃莱特那种强烈而执著的追求，完全没有丝毫的“与我无关”的态度。再由此而看海明威笔下的罗伯特·乔丹(《丧钟为谁而鸣》)、坎特韦尔(《过河入林》)、桑提亚哥(《老人与海》)等人，尽管他们对生活都有这样和那样疑惑，但是准确说，他们并没有克莱勃斯、亨利那样典型的“与我无关”情绪。 由此可见，对于海明威的“迷惘的一代”的思想情绪，我们既不能离开战争来谈，同时又不能把一切反战厌战的作品，都称之为“迷惘的一代”。这是我们对“迷惘的一代”的研究，对海明威的研究所必需澄清的问题。 注释： [1]见《兰州大学学报》13卷2期(1985年)。 [2]见《文汇月刊》1981年第3期。 [3]见《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第7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见《海明威回忆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见《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短篇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 [6]《光明日报》1999·5。以下信件引文均出自此处。 [7]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3期。 [8]见《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通讯地址：东北师大中文系 邮编：130021)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