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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对罪与罚的深层拷问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苏宛 参加讨论

    《告白》
     导演:中岛哲也
     主演:柯松隆子  冈田将生  
     木村佳乃  西井幸人  桥本爱
     国家/地区:日本
     故事简介:一年B组的教师森口悠子认定独自抚养的女儿死于班上两个学生之手。森口老师不动声色地指责着犯人,并宣布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复仇……
    不知死,焉知生。这是所有社会派推理小说共同的问题,在表现校园暴力的题材中更为显化
    鉴于《告白》送选第83届奥斯卡奖,中岛哲也导演的这一新作称得上是2010年日本电影界的大事件。虽然《告白》的奥斯卡之旅一振出局,甚至不在入围名单里,但它得到了日本电影学院奖的全面肯定,斩获最佳作品、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和最佳剪辑四项大奖。
    电影改编自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湊佳苗200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原作的谜团已经在小说里大白于天下,可剧本并没有顾忌这一点而重起炉灶,从串珠式结构到悬疑的铺陈与揭示,再到对罪与罚的深层拷问,都无限向原作靠拢。
    故事从凶手“落网”开始
    《告白》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侦探,而是分别由五位利害相关人站出来与读者进行心灵对话,直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分别是森口老师、班长美月、班上学生下村直树的母亲、直树本人以及与直树一同作案的同学渡边修哉。但形式上并非清一色的内心独白,有讲话,有电话通话,还有日记。
    原作译成中文,还不到9万字。事实上,小说第一章《神职者》作为短篇小说曾获得日本第29届推理小说新人奖,激励作者将之推演成如今的模样。而前后六章在时间和逻辑上紧密联系、用相对独立的第一人称“告白”,其实篇篇都可以当做短篇小说来读。
    小说的六章分别以“神职者”、“殉道者”、“慈爱者”、“求道者”、“信奉者”和“传道者”命名。“神职者”森口悠子是一位年轻的单身妈妈,她教书育人尽职尽责,但并不认同所谓“劝世鲜师”看似贴心实则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倾向于对学生平等以待。她发现4岁女儿爱美的溺亡并非意外,而是班上两名学生有意为之,便在辞职前夕将谋杀的真相和她已经实践的复仇行为在全班学生面前和盘托出:将艾滋病患者的血混入害死爱美的两名学生的牛奶。
    如何延展一个凶手、诡计和推理都暴露无遗的故事?森口的复仇怎样收场,成了新的悬疑。
    作者以美月和直树姐姐两个旁观者的视角,展示了直树从“恐艾”到弑母的悲剧。然后是“求道者”直树自己剖白一生,为什么与修哉交朋友、为什么杀害美月、饮下艾滋牛奶后的每一桩诡异行为都是为了什么。直树是不堪一击的,连死都不在意的修哉巴不得绝症找上门,他和森口的较量在后两章将故事推至高潮和残酷的意外结局。
    《告白》能将一个剑走偏锋的边缘故事讲得让人信服——至少在阅读过程中让人不去质疑它的行文逻辑,就在于作者对人物心理轨迹的还原:我们没有置身于那种极端情境下,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也许像直树一样被家人过高期望,也许像修哉一样被家人忽略,也许像森口一样不能承受突然被剥夺至爱之痛。读者对人物的心理认同就这样构筑起来了。
    然而,构筑这样的认同是值得质疑的。小说将并不稀奇的境遇推到极致,写成发生在一所初中的连环相杀事件,在拷问人心的同时,是不是也将小说本身置于道德困境之中?青春期的叛逆和彷徨难道真有这么夸张吗?
    不知死,焉知生?
    也许,这是所有社会派推理小说共同的问题,不过在表现校园暴力的题材中更为显化。
    电影可以全面继承小说的故事结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作走的是“社会派”路子。日本推理小说的几大派系中,本格派注重案件的精妙布局和侦探的严谨推理,始于江户川乱步;而社会派注重对案件背后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反思,始于松本清张。
    社会派往往聚焦在作案人的动机上,人心才是猎手追逐豺狼的围场。而人心这座迷宫,不同于案件本身,它也有逻辑,但不会如案件布局一样,一旦破解便一览无余,而是如一方迷蒙烟水,永远有再解读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观众明明知道《告白》中谁是凶手,如何行凶,为何行凶,怎样被惩处,却不介意在银幕上再看一次重放。
    “我希望这两人知道生命的可贵。我希望他们知道这点,了解自己罪孽深重,然后背负着重担活下去。”森口悠子这样解释自己的“投毒”行为。
    《告白》批判的靶子主要是日本的少年法。“未满16岁的少年就算杀了人,只要家庭、法院认可,进少年观护所就得了。”而爱美案的两位凶徒,刚刚13岁。森口不能接受爱美白白死去、凶手轻易脱罪的结局。“小孩是纯真的,这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神话。”她辛酸地讽刺道。
    可能有人不能理解她既然从“神职者”的圣坛上走下来了,又怎能称得上是“传道者”?她传道的方式就是让学生从自杀式袭击校园变成无意中弑母?的确,这正是她最终的复仇,也是她传道的方式。
    “你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复仇,也是你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吗?”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题眼。对软弱的直树而言,只有感受到真正的死亡威胁,才能体会到他人生命的可贵;对看轻自己生死的修哉而言,只有惟一在意的母亲之死,才会让他体会到他人失去至亲的痛苦。如此,是杀戮,也是教育。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儿童”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新发现,在以往,小孩并不因为年纪小而被特别爱护和对待,他们只是被当做“不完全的人”。我们现在视为普适价值观的“博爱”和“宽容”,在东方大概只有区区一两百年的历史。对凶徒,尤其值得同情的少年凶徒的宽容,是不是对被害人的不公?是不是对罪行的放纵?是不是现代性披着“人性”面纱大行屠戮之事的另一副狰狞面孔?
    不过小说本身也很是可怖,戾气满溢,亲人和爱人之间都是兵戎相见。“他人即地狱”。这是对现代日本“无缘社会”的批判,还是作者将日本社会深入家庭毛孔的冷漠和疏离当做是常态?
    电影总是比小说有良心
    《告白》电影版对原著的改动粗看不大,仍然是分段式换视角叙事,起承转合保留了十之七八;细看其实也不小,几乎每个承担叙事的重头人物都与小说的设定有所偏移。
    女主角森口老师的改动最大。首先,对于小说里的森口而言,复仇和救赎是一体两面的,而不是假装复仇而实行救赎。在她看来,凶手早已不值得活下去,不过他们处于“不知死,焉知生”的麻木中,即使死去也“无法忏悔自己犯的罪”。虽然她清楚喝了掺血的牛奶“中奖”的几率非常低,但“相信只要不是毫无机会,就是正确的制裁”。调换了血的不是她,而是那位享誉日本的“劝世鲜师”——爱美的父亲樱口。
    在书中,她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滴眼泪也没有的美杜莎。电影里让她辞职后遇到美月并忍不住哭出来,是电影中常见的给坏人找同情分的策略。
    而在结尾,比艾滋病毒更过分的复仇——让修哉亲手引爆杀死母亲的土制炸弹,在电影里更是被森口最后一句台词“开玩笑呢”似是而非地化解掉了。原著最后一章,森口给修哉打电话时不是在中学的礼堂外,而是站在修哉母亲任职的大学校园里。书中在电影的台词“我默默祈祷你不要按下引爆键,但是你按了”后面还有一句“并不是哑弹”,在书里她还提醒修哉“我想你也听见了警车跟警笛的声音”。这并不是一次虚张声势。
    总体上,电影比小说的道德感强,而电视比电影更有良心。这是传播方式不同决定的,没有高下之分。这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流的小说不能改编成一流的概念化电影: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在三观调整后,一切都变味了。
    此外,美月与小说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喜欢直树的暗线被砍掉了,她对直树的情谊让她对逼迫直树上学的新班主任的怨恨更合情合理,电影的删减大大削减了她在直树这条线上的作用。在书里,直树妈妈并没有公开指责森口老师,而是把怨气发泄到了日记里;直树也不是像玩行为艺术一样在便利店用血涂鸦,而是偷偷地往商品上抹血。
    可见电影为了取得更为风格化的效果,有意无意地在细节上夸大,配上中岛给《告白》贴的个人标签,那调成深蓝色调的画面、嘈杂的金属质感配乐和凌厉又凌乱的剪辑,让电影好似一部加长的华丽MV。
    也就是在这里,电影跟原作真正划清了界限。原作挖掘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惊悚,森口发表复仇告白的课堂,应该是一间随处可见的、安静的教室,而不是纷乱的MV拍摄现场。从平凡处见惊悚,不仅是功力,也是惊悚题材的基本功。一开始就宣布“我们身处异世界,请跟我开始参观不正常人群”,就露怯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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