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初，茅盾在明确提出为人生的文学观后，也开始倡导新浪漫主义。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20年1月，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就指出，西洋小说已经进化到新浪漫主义阶段，认为它是文学发展的新趋向，对其介绍不但必要而且也很“急切”。同年，茅盾在《人们可以提倡表象主义文学么？》、《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和《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文中，都论述并肯定了新浪漫主义，指出它具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等优势。到1920年9月，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一文中，茅盾明确指出：“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能引我们到正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1]此后，在《〈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等文中，茅盾在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比较中，仍然推崇新浪漫主义。直到1922年7月《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发表，茅盾的文学主张才有所改变。他说：“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但是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叨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2]这时，茅盾主要是基于对中国文坛现状的新的估认，特别是着眼于“为人生”的新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思考，转而明确提倡自然主义文学了，但这不是在理论上否定新浪漫主义而放弃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茅盾在理论上否定新浪漫主义还在以后)。[3]这就是20年代茅盾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大致过程。新浪漫主义内容极其庞杂，包含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颓废主义、唯美主义、新理想主义等，茅盾后来在《夜读偶记》曾一言以蔽之曰：“在我们总称为‘现代主义’的半打多的‘主义’就是这个东西”。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4]50年代茅盾的这种概括，其认识的清晰度不能不包含历史筛选与积淀的原因。如果回溯到本世纪初年，不仅包罗庞杂并正在生生灭灭的新浪漫主义潮流不是一次性地整体地被介绍来中国，就接受者来说，也必然经历由个别接触到全面了解，从朦胧认识到本质把握的过程。在茅盾的文学观念中，新浪漫主义不是凝固的，而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概念，伴随着欧洲新浪漫主义思潮的冲击与茅盾的期待视界的反馈，它的内涵不断呈现着伸张收缩的运动状态。 茅盾涉及新浪漫主义的文字，最早见于1919年7月至12月连载于《学生杂志》的《近代文学家传》。在传前绪论部分，茅盾追溯了西洋戏剧文学从古希腊悲剧直至现代戏剧的发展嬗变过程，指出：“近世的戏剧是写实主义，现代戏剧却已将写实主义看作过去，另有新生的派别。”茅盾视为“新生派别”的，主要还是“神秘派”、“表象主义”和俄国的“心理派戏剧”等，这已经接近后来的“新浪漫主义”内容。茅盾文学论文中第一次出现“新浪漫派”概念的，见于《小说新潮栏宣言》。由于此时的茅盾着眼点尚在于“要介绍新浪漫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介绍起”，所以述及新浪漫主义文学笔墨不多，但却已简要地道出基本特征：它从写实主义的“客观变回主观”，而又不同于旧浪漫主义“从前的客观”；它以象征主义为前导，“表象主义是承诺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1920年上半年，茅盾翻译介绍新浪漫派文学渐多，仅1月至8月间，便连续介绍了比利时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俄国神秘而带有颓废色彩的作家安特列夫、英国象征主义作家叶芝、瑞典表现主义作家斯特林堡、法国作家巴比塞等，特别是后者值得重视。因为茅盾通过论及巴比塞的《非杀论的文学家》，第一次将“新思想主义”概念引入了新浪漫主义范畴。如果说，在一个阶段中，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态度，尚处于矛盾与困惑中，[5]那么，当“新理想主义”进入了茅盾的接受视野并被纳入新浪漫主义范畴时，他的这种困惑和犹豫便得到了消除，这就是为什么1920年9月，他要为新文学研究者进这样一解：“要尽力提倡非自然主义的文学，便是新浪漫主义”[6]，此时的茅盾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运动，初期始于心理派小说家和象征诗人从艺术上对自然主义的反拨，渐次发展，终于以罗曼·罗兰、巴比塞等新理想主义为“主要的趋势”。[7]着眼于新浪漫主义诸多流派的同中之异，推重新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正是茅盾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理解与汲取的独特性。因此，茅盾20年代前半期推崇与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实际上主要是指19、20世纪之活跃于法国文坛的，以法朗士为前驱、以罗曼·罗兰为旗手，以巴以塞为干将的新理想主义文学流派。茅盾认为法朗士“重理想理智”，“合写实主义与感情主义之一”，“可以称是新浪漫派的前驱”[8]。而“新浪漫主义现在主要的趋势光景可以拿罗曼·罗兰为代表”，[9]“最能为新浪漫主义之代表之作品，实推法人之‘Jean Christophe'”(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次则如巴比塞之《光明》”[10]，巴比塞的小说“可说是新理想派”[11]之作品。发展“到今日已经有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塞……立起新浪漫派来了”[12]。可以说，20年代的茅盾是以法国的新理想主义文学作为新浪漫主义的主要内涵来加以介绍的。 茅盾何以能在大力推广写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同时，又积极倡导新浪漫主义文学呢？这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文学与时代人生关系看，茅盾认为新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又“束紧了一步”。一如茅盾接受自然主义文学有其独特的角度，茅盾在接受新浪漫主义时也有自己的独特的现实的观察点与立足点。在他看来，西洋文学“由古典文学—浪漫—写实—新浪漫……这样一连串的变迁”，不是渐次使文学飞升入唯美主义象牙之塔，而是每前进一步“便把文学和人生的关系束紧了一些。”[13]新浪漫主义文学不但不与人生远离，而且还能补救以往文学的不足而“综合”地表现人生，“能引我们到真确的人生观”，在这一点上，它比浪漫主义、写实主义都前进了一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浪漫主义是中国新文学“免不得要经过的一步。”茅盾认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14]依照这一标尺，茅盾指出：“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15]。因此他拒绝把“目的只在美，而不言有新理想”的唯美主义划归新浪漫主义范畴，而把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奉为新浪漫主义的圭皋，因为从艺术上来说，罗曼·罗兰的作品也属于“为人生”派。 其次，从艺术上来看，新浪漫主义可以使“自然主义与文学上的价值抬得更高”。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茅盾看到，“新浪漫主义之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之于古典主义”“纯乎其反动”不同，二者间“非反对而为进化”[16]，或者说，新浪漫主义“在表面上似乎是自然主义的反动，其实却是自然主义的帮手”；不经自然主义洗礼，新浪漫主义无法产生；而“经了新浪漫主义作家的努力，自然主义在文学上的价值更抬高了”[17]了。而且，文学上每一种新主义的出现，总是“把前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进一步。”[18]因此，茅盾认为：介绍与提倡新浪漫主义，目的不在取代或反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而在于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予以“补救”[19]。这种补救主要有下列几端： 1)“为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自然主义作家只重观察而轻视想象。客观的观察固然是文学创作之本，但自然主义将其推向极端，“其弊在枯涩而乏轻灵活泼之致。”[20]新浪漫主义则偏重于主观想象，张扬个人自觉的思想和创造自由，茅盾把它称作是一种“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思想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进步有生气。”[21]因此，新浪漫主义作为对自然主义的补充，常常使客观与主观，也就是客观与想象相辅为用，犹如车之两轮，从而达到“兼观察与想象而能谐和”的“艺术之至高格”。[22] 2)“为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自然主义“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因看不到前途而“感觉沉闷烦忧的痛苦，终至失望”。[23]茅盾认为：“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能无理想做个骨子”，[24]必须“含有新理想”，这样才能起到指导人生的作用。作为新理想主义的旗手的罗曼·罗兰，以他辉煌的大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表现过去，表现现在，并开示将来给我们看”。[25]而巴比塞的小说“大概都含有一种新人生观在文字夹行中”。[26]因此，他们的小说，“不是绝望的文学，乃是希望的文学，得救的文学，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文学”[27]。这种将“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28]的新理想主义正是自然主义和当时中国文学所极为缺乏的。 3)“为补救写实主义不见恶中有善”。自然主义认为现实人生中所有的只是丑恶，因此专注于世间丑恶的一面，其结果“使人失望，悲闷”。[29]新浪漫主义则强调“兼观察与想象，而综合地表现人生”，[30]以为生活中除了丑恶，更多的却是真善美。“他们暴露了现实的丑恶，同时也发现了在现实的根底，原来还藏得美善的生活力”。[31]茅盾认为只有这种既能揭露假丑恶，又能展现真善美的文学，才真正符合艺术的最高目的。 总之，新浪漫主义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补救”，不外包括理想、情感、想象、象征等内容。但茅盾从现实主义立足点出发，要求这些因素不能越出现实主义轨道独立膨胀。因此，增强理想成份与感情色彩，却不是要作家对社会人生“装作不见，梦想他理想中的幻美”，[32]而要求在揭示“下流社会之生活”严酷的同时，又不流于旧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偏在恶的一面”，展现出善的力量和理想的光色。同样，重视艺术想象，也要加以限制：要兼观察与想象。就这样，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文学特征的阐释，融进了自己的“改造”性见解，一如他对自然主义的借助与改造一样，有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取向。茅盾推崇新浪漫主义，追求的“新”其实只是一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风貌的现实主义，所谓“兼有浪漫和写实的精神”，[33]“合写实与浪漫为一”。具体地说来，他着重提取的是这么几点： 第一，客观描写和主观见解的结合。茅盾认为，艺术“本来不能专重客观，也不能专重主观。”而写实主义的“两大弊端”就在于：“一是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34]但是，对写实主义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不能否定。针对胡先肃“写实主学之专写下级社会罪恶使人不得艺术之美感”的论调，茅盾尖锐指出：“文学既为表现人生，岂仅当表现贵族阶级之华贵生活而弃最大多数之平民阶级之卑贱生活乎？空想‘神的生活’之文学，与写实于‘兽的生活’之文学，其反响于人类理想固如何乎？所谓新浪漫主义文学如霍托曼之《沉铃》，色特曼之《往迹》，罗兰之《Jean Christophe》，岂遂不描写及下流社会之生活耶？”在茅盾看来，写实主义的缺憾在于“无健全之人生观以指导读者”，而“决不能咎其揭破黑幕为不合”[35]。“新理想派”巴比塞的小说之所以有价值，正在于它们内容的“一种新人生观”“确有可以指引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36]新浪漫主义文学的这些范例，显然给茅盾以启示：文学作品在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可以而且应当包含有作者进步的、指导读者的主观见解。这实际上涉及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问题。而这正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后来中国现实主义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第二，“兼观察与想象”，“综合地表现人生”。茅盾说：“世间万象，人类生活，莫不有善的一面与恶的一面：徒尚分析的表现法，不是偏在善的一面，一定偏在恶的一面。旧浪漫派文学与自然派的文学就是各走一端的。丑恶的描写诚然有艺术的价值，但只代表人生的一边，到底算不得完满无缺的忠实表现。”[37]他认为：“现社会现人生无论怎样缺点多，综合以观，到底有真善美隐伏在罪恶的下面。”[38]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浪漫主义文学与旧浪漫派、自然派文学不同，它能扬善揭恶，综合地表现人生，因为它能“兼观察与想象”。而新浪漫主义文学之所以既能揭露生活中的假丑恶，又能展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成为“艺术之至高格”，就在于用“兼观察与想象而能谐和”的“综合”方式，审美地把握现实反映人生。在茅盾看来，“写实文学偏重观察而摒弃想象，虽与现实能适合，使表现(文学)不至于与实在(人生)冲突，而其弊则在于丰肉枯灵”[39]；“自然派只用分析的方法去观察人生表现人生，以致见的都是罪恶，其结果是使人失望、悲闷。”[40]写实主义、自然派这些欠缺也只有在新浪漫主义“综合地表现人生”审美把握下才可以得到“补救”。虽然茅盾对新浪漫派这种审美创造的评说并非完全切合实际，但他从中引出文艺要“兼观察与想象”，以“综合表现人生”的主张却作为文艺审美把握现实的一个方法论原则而成为茅盾“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理论支点。 第三，反映现实与展现理想的结合。茅盾注重于新浪漫主义作家写现实写理想的这一美学追求。罗曼·罗兰的创作燃烧着“大勇主义”理想的激情；巴比塞作品的内容的“新人观”；而法朗士小说的最出色处，就在“有哲学的问题……深沉的理想”，[41]他们的作品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光明》等都是反映现实、展现理想的力作。如果说，写实主义文学“能抨击”、“而不能解决”，“能揭破社会之黑幕”、“而不能放进未来社会之光明”，结果“使人愤懑而不知所自处，而终至失望，或者趋于危险之思想(主义)”[42]的弊病，启发并强化了茅盾文艺反映人生，就使他在切实的例证中确信：“文学的最后目的…到底还在表示至高的理想。”[43]尽管茅盾当时对理想主义与柏格森唯心主义新观念论的渊源关系似未深究，而他对新理想主义的内涵的认识尚处在动态的、有待深化发展之中。但文艺应该表现作家“至高的理想”以指导人生、鼓舞人心的思想却一以贯之，并成为他现实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又一个主要理论支点。这种坚持现实与理想相结合的思想与追求，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非但是茅盾批判‘纯艺术观’，坚持文艺社会功利性的基本前提，更是他超越‘纯粹的写实主义’，进而向革命现实主义飞跃的思想前阶和内在驱力。”[44] “五四”时期，包括茅盾在内的一批新文学家曾经确信：西欧文学的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必定会在中国得到演进。然而事实上，这些纷杂的思潮虽然涌进了中国并促使众多文学流派的产生，但次序却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尤其是作为新文学主潮的写实派，并没有“纵向”衍化为新浪漫派，而是“横向”地与国内诸多流派竞存，向国外诸多流派汲取。竞存与汲取的结果，一方面愈发坚定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是救治中国文学对症良药的认识，另方面，也使得他们更为敏锐地感觉到旧范畴的写实主义的缺陷，从而努力寻找新的文学创作方法。而当国际间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尚未产生广泛影响，文艺进化论观念还据支配地位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家自然要把自己对文学发展的愿望与设想寄予新浪漫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茅盾曾一度对新浪漫主义投以热情并对它进行创造性的汲取。茅盾借鉴取法的实践表明，他提倡“新浪漫主义”的初衷并不在掀起一个西方本来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艺潮流，而在探求和营构一种更理想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它将以揭破现实黑暗而又能启示未来光明，并于“外面真实”的细微刻画兼有“内面真实”的深入发掘而超越批判现实主义。茅盾对“新浪漫主义”文学的借鉴择取，明显拓宽了现实主义美学的理论空间，改善了现实主义反映社会人生的功能结构，并使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建构之初就呈现出开放的态势。 “新浪漫主义”在茅盾那里不是一个凝固的而是一个富有动态性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接受者的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想的转变而变化。曾有研究者指出，茅盾文学思想转变的一个特点就是，“往往以社会政治观变异为先导，牵引文学观诸因素组合序列的迁移和消长。”[45]茅盾对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的推重与克服及由此产生的“新浪漫主义”内涵的变化和接受序列的“迁移”也往往是由这些作家的社会政治倾向而引发的。我们知道，茅盾推崇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新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都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而著称的进步作家，他们崇尚主义，向往光明，充满理想，积极参与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他们的作品便是参与政治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还是揭露生活中丑恶现实，他们总是运用自己手中的犀利的笔发出进步的正义的声音。尤其在帝国主义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写下的“反战文学”曾在人类进步历程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在茅盾看来，罗曼·罗兰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力倡的“非战论”，不免空洞软弱，他最赞赏的是巴比塞的《火线下》，因为巴比塞在这部“奇书”里，不仅“满现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赞同国内的阶级革命”，而且还以强有力的声音喊出：“唯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终止帝国主义的战争而确立人类间友爱关系之唯一的大路。”茅盾指出：“我以为这是《火线下》所以巍然独立，不同于汗牛充栋的其他的许多言兵凶战危的小说之处。”也就从这一观察点上，茅盾看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与巴比塞阶级论的区别，并由此出发，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表现了对罗兰所谓“民众艺术”的否定。罗曼·罗兰与巴比塞在茅盾接受视界中位置次序的更换，标志着他对外国文学思潮接受方向的又一次调整。不过，茅盾此时不再把巴比塞视为“新理想主义”作家，1929年，他在《西洋文学通论》里，把巴比塞划归以到高尔基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行列。在这部著作里，茅盾否定了西洋文学从古典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公式必定在中国演进一回的观点，否定了新浪漫主义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的认识，他考察了欧洲自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到20世纪新俄文学的发展嬗变历史之后，终于找到了中国新文学真正的发展方向，那就是高尔基为代表的“清新雄健”的革命现实主义。[46]就这样，茅盾在对法国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译介实践中，通过对它们之间长短优劣的反复比较和深入研究将其精华予以融会贯通，“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血肉”，[47]并以此作为新的起点，由“为人生”的文学观向无产阶级文学观大步前进，最终踏上一条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康庄大道。 附注： [1][2]《茅盾全集》(18)第4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参见程金成：《论茅盾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主张》，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四期。 [4]如王中忱，参见他的《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福州论坛》。 [5]西洋文学演进的先例，旧写实主义“精神上太无调剂”的缺点，都促使茅盾把希望寄予新浪漫主义。但“为人生”的强烈责任感，又要求他以“合于我们社会与否”为尺度，量出新浪漫主义文学诸多流派的弊端。因此，介绍叶芝，茅盾谨慎说明是为了“增加国人对于西洋文学研究的资料和常识，当然不是鼓吹夏脱(今译叶芝——引者)主义”(《沙漏》译者前记)；对于安特列夫的作品，也担心”给现在烦闷而志气未定的青年看了，要发生大危险”《致周作人信》)。他对于新浪漫主义暂先介绍而不提倡的主张，除了源于我国文学“还是停留在写实以前”的估计，以及文学发展只能依次进化的观点，似乎也是一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6][7]《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第1号，1920年6月。 [8]《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 [9]《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10] [11]《为母的》译者前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 [12]《近代文学的支流——爱尔兰的新文学》，《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 [13] [15]《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 [14]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16] [19] [22]《〈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东方杂志》第17卷18号。 [17]《霍普特曼传》，《小说月报》第13卷第14号，1922年4月。 [18]《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小说月报》第13卷第14号，1922年4月。 [20] [23] [24]《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21]《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25]《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26]《〈为母的〉译者前记》。 [27]《欧洲最近文艺思潮》。 [28]《创造的前途》，《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 [29][30]《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努力》。 [31]《欧洲最近文艺思潮》。 [32]《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文学旬刊》1922年8月。 [33]《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 [34]《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 [35] [36]《〈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 [37]《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38] [40]《为新文学进一解》。 [39] [42]《〈欧美新文学最近之趋势〉书后》。 [41]《对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 [43]《近代文学研究的体系》。 [44]参见钱诚一：《茅盾与俄国文学、尼采思想和浪漫主义》，《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45]王中忱：《论茅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浙江学刊》，1985年。 [46]茅盾说：“将来的世界文坛多半是要由这个受难过的新面目的写实主义来发皇光大，或者这也不能算是太胆大的诊断吗？” [47]《创作与题材》，原载《中学生》第32期(1933年)。 作者简介 钱林森 1937年生，江苏泰兴人。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著译有《中外文学姻缘》、《牧女与蚕娘》、《中国文学在法国》、《中国之欧洲》等。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