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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伯吉斯，英国当代小说家、作曲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品中经常涉及古典和当代的文学名著，文学风格丰富多变。 英国文学的发展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历程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以与传统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艺术手法上也被称为实验主义，尽管对此艺术风范有很多批评之声(“奇怪的东西不会长久”、“猎奇不是正道”)，但它却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大了势力范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学现象，其卓越代表就是乔伊斯、劳伦斯和伍尔夫等。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欧洲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巨大威胁，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受到强烈批评——说这些作家“不睁眼看世界”、“只沉溺于混乱的内心世界”、“只会玩弄文字”、“逃避文学的社会责任”，等等。于是现代主义便藏匿了自己，成了一种暗流。一批对社会充满责任感的作家、现实主义作家、反乌托邦作家和评论家一时间在英国文学领域成了主流。其卓越代表就是奥威尔和赫胥黎等。他们主张“人是动物，但首先是社会动物”、“作家不仅要希望实现美好社会，还要积极地协助实现这样的美好社会”。到了50年代，暗流中的现代主义重新复出，唱出了嘹亮的歌，但是这种歌声已经和早期的现代主义有很大差别，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终于在60年代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辉煌。 后现代主义以思想上“非常深刻”、“非常入世”，艺术上“非常艺术”、“非常奇异”而著称，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福尔斯、戴姆·爱丽斯·默多克、茉莉尔·萨拉·斯帕克、多丽丝·莱辛、威廉·杰拉德·戈尔丁、安格斯·威尔逊、金斯利·艾米斯、安东尼·伯吉斯、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戴维·洛奇等。因此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和20世纪的现实主义基础上长成的艺术之花，主题思想上继续沿着20世纪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艺术方法上继续沿着现代主义的道路发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尽管可以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找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痕迹，后现代主义至少说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生成的新东西，已经是新的艺术形式。后现代主义在60年代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之后，在70年代至90年代继续发展，一直走进21世纪的今天，其代表人物有：玛吉·吉、伊恩·麦克尤恩、肯·福利特、阿兰·霍灵赫斯特、朱利安·巴恩斯、扎迪·史密斯、卡里尔·菲利普斯、希拉里·曼特尔、科斯蒂·葛恩、斯特拉·达菲等。如今，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英国文学的主流，其叙事技术早已成为文学“常识”，成为当代作家普遍使用的叙事手段，并且在被不断推陈出新，甚至对其他领域的叙事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大众所熟知和接受。 安东尼·伯吉斯在中国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发条橙》被看做当代经典。他的大多数叙事作品中主题和艺术手法都具有突出的后现代性。戴维·洛奇在为论文集《安东尼·伯吉斯及其现代性》(Anthony Burgess and Modernity,2008)写的序言中说：“……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一个艺术或文化术语，它已经成为历史概念或者历史现象，所以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伯吉斯属于晚期的文学现代主义者，还是早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好像学者们的共识是他两者都是——我觉得这也是对的。他拥有艺术创新和实验的现代主义属性，具有强烈的互文性，崇尚写实主义，崇尚语言媒介；但是他没有发展到非人格性和对艺术追求的近乎宗教似的感觉，而这种非人格性和对艺术追求的近乎宗教似的感觉是高级现代主义的特征。安德比(伯吉斯小说中的人物)可以说是个晚期现代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迟来的现代主义者——安德比的诗使人想到威廉·燕卜荪和迪莲·托马斯，安德比对自己艺术的追求到了极限的程度——但是伯吉斯的小说赋予了安德比滑稽讽刺剧似的风格。伯吉斯自己的写作风格是实用主义的、职业性很强的、讽刺荒诞的。他喜欢利用自己的创造和读者玩元小说游戏，他急切地捕捉流行文化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思想营养和艺术形式。他作品中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作为作曲家，伯吉斯以同样的后现代风格，毫不客气地从各处随意取材，把浪漫主义的元素、爵士乐的元素以及一些不确定的调子糅在一起。” 洛奇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和本质的观点即后现代主义是艺术形式掩盖下的“入世”。纵观伯吉斯的所有叙事作品，不能不说洛奇对伯吉斯作品的见解是“一针见血”。 叙事作品的后现代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叙事内容和叙事技术。伯吉斯叙事作品主题的后现代性非常突出。叙事作品的后现代性在主题上表现为现实性、普通性、政治性、跨文化性、历史性、社会前沿性等，在叙事技术上表现为：黑色幽默、潜文本、元叙事、涂抹、延宕、闪回、时空交错、梦语、醉言、疯语、自由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视角转换、语言游戏、戏仿(逻辑和语言)等。这些后现代叙事技术在伯吉斯叙事作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把伯吉斯叙事作品的艺术性除去，它们可以变成历史著作、管理学著作、跨文化研究著作、心理学著作、外交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这恰好是伯吉斯创作的重要特色和重要创作目的。研究伯吉斯的学者爱伦·拉弗里说：“显然，尽管伯吉斯享受创作的快乐，但是伯吉斯绝不仅仅是为了享受创作的快乐而进行创作，他是为了表达他对他生活的世界的思想、情感、信念、观点：他作品中对讽刺、类比和戏仿的强烈偏好表明他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伯吉斯自己在他的艺术论文章《成功》中说：“如果有人读了我的书——通常是这个人处于弱势，比如在医院——在书中发现了对生活本质的新的启迪，感觉快乐和钦佩，这就是我写书的成功。毕竟，书不是写给批评家而是写给民众的，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真正的成功就是要同时给人愉悦和启迪……无论一个作家多么差，如果他写的书改变了某个人的生活，他就实现了惟一值得拥有的成功。”在他的文章《再吮〈发条橙〉》中，伯吉斯说：“事实上，如果小说不能激发道德的改善或者智慧的增加，写小说就没有什么意义。” 伯吉斯的作品是艺术掩映下的哲学的、道德的、伦理的、社会的、人性的追问和深邃思考。如果把伯吉斯叙事作品的艺术性除去，他的作品还会是思想深刻、充满智慧的作品，只是经过那样的变化，他的作品大多数都可能被当地当局列为禁书，因为它们太有颠覆性和杀伤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当局对文学创作的检查和控制是世界知名的，新闻检查对作家的影响也是公认的后现代作品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现代作品对传统价值体系的颠覆性在伯吉斯的叙事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尔德的罗马女人》颠覆了现代社会关于夫妻关系、男人、女人和生死的价值体系；《发条橙》颠覆了关于政府执政、人的成长、人之本质的价值体系；《世间力量》颠覆了关于上帝、伟人、霸权、爱情的价值体系；《城垛映像》颠覆了战争、霸权、英雄主义的价值体系；《老剑》颠覆了英雄、战争、上帝、爱情的价值体系；《意图颤栗》颠覆了战争、爱情、爱国主义、国家关系的价值体系；《安德比》颠覆了家庭、爱情、文学的价值体系。所有的颠覆都是致力于使人们对现实事物、对已有观念、对真实世界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理性的分析，都是为了人们能够有更合理、更聪明的生活。 除了由于对已有观念和现存势力发起挑战而带来的风险之外，就作品自身是否被接受的规律而言，后现代叙事作家采用后现代的叙事形式也很好地适应了读者的期待。传统的叙事方式人们已经见识过，人们期待新的东西。人们厌倦的东西、已经形成常规的东西容易被人忽略，文学作品也一样。后现代叙事形式应运而生，并成为叙事领域的潮流，正是这种规律的表现。就像伯吉斯在《世间力量》的开头写道：那是我81岁生日的下午，我正在和我的娈童在床上睡觉，埃利宣告说主教大人来看我了。这是给读者不期的信息，不期的含义，也是给读者当头一棒。伯吉斯后现代艺术的魅力昭然纸上。文学创作的真谛之一就是：作品要首先能够吸引读者。打破传统，开辟新的叙事途径，吸引读者。这也是后现代叙事技术的重要作用之一。 伯吉斯的叙事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后现代叙事技术，这些叙事技术往往是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叙事者的叙事是元叙事，阅读者的阅读是元阅读。在进行元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实质上是在进行“读者写作”。在进行“读者写作”的过程中，读者实质上是在进行智力游戏。通过智力游戏，读者体验了愉悦，获得了智慧。这是后现代叙事作品的重要功能和魅力。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