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烈·别雷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充分体现出欧洲现代主义精神和风格的作家。有评论认为，安德烈·别雷是能够和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并列的20世纪意识流小说大家。我想，虽然他和另外两位大师并称为“意识流三大师”，但他的作品还同时呈现出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特征，用意识流小说的风格来涵盖他，似乎不完全准确。 传递现代主义火种的关键人物 在20世纪“小说的大陆漂移”的全景观里，安德烈·别雷是将欧洲现代主义小说的火种传递到俄罗斯的关键人物。 191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银色的鸽子》。小说主题鲜明，探讨了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其东正教影响下的文化特性和横跨欧洲与亚洲的地理特性，在俄罗斯人的文化性格方面造成一种无所适从感，这种无所适从感正是俄罗斯人某种真正焦虑的源头。安德烈·别雷曾计划写作一个小说三部曲，总题为《东方·西方》。他想以此来探讨俄罗斯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在文化上的归属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而这种矛盾心态和复杂的文化心理，也是俄罗斯从古到今的内在文化矛盾，因此，双头鹰才是俄罗斯的国徽，它象征了俄罗斯一面要向欧洲看，另一张脸对着的又是亚洲。安德烈·别雷显然对这个文化归属和精神源流的问题特别用心。这三部小说的名字分别是《银色的鸽子》《彼得堡》《无形的城堡》。最终，前两部都写作出版了，第三部《无形的城堡》被他改名为《我的一生》最终没有完成。安德烈·别雷在谈到三部小说的计划时这么说：“《银色的鸽子》是没有西方的东方，《彼得堡》是俄罗斯的西方，而《我的一生》(《无形的城堡》)则是西方的东方或者东方的西方，是基督的动因，在灵魂中的诞生。”可以说，三部曲的设计是宏大的，主题是鲜明而深刻的，也显示出安德烈·别雷是一个对自己的创作有着长远规划的作家。 《银色的鸽子》仍旧带有19世纪俄罗斯小说的特点：浓厚的思想性、沉郁的语调和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小说主人公达雅尔斯基是一个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不断地对自我的命运、实际上也就是俄罗斯的现代命运进行着探寻。安德烈·别雷借助小说主人公达雅尔斯基的故事，勾画了知识分子最终在现实面前无所作为和功败垂成的命运。 《银色的鸽子》还深入地描绘了达雅尔斯基分裂的人格和他精神内部的冲突，带有精神分析的某些特征，使小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气质。而这是19世纪很多俄罗斯作家所没有尝试过的。在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上，《银色的鸽子》也呈现出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它的起伏、跳跃、缤纷的意象，如诗如画的景色描写，心理截面和故事情节的断片，结合了象征主义诗歌风格，给读者带来了类似印象派绘画小说化的复杂感受。 《彼得堡》：先声夺人的意识流小说 19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安德烈·别雷确立自我风格的成功之作，标志着现代主义小说特别是“意识流小说”在俄罗斯的诞生和横空出世。 1905年，一批反对沙皇的革命者试图举行暴动来推翻沙皇的统治，遭到了沙皇军队和警察的围剿和屠杀。后来，社会革命党人暗杀了沙皇的内务大臣和总理大臣，但并没有使社会进步。安德烈·别雷根据这一历史事件，以虚构的方式展开了文学想象和描述。小说以贵族参政员阿勃列乌霍夫一家三口的分裂展开矛盾纠葛、感情冲突和观念的冲撞。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这是一部带有浓厚失败主义情绪的小说。实际上，安德烈·别雷以他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任何暴力的革命最终导致的都是血腥报复，他认为，暗杀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使社会更乱，小说因此带有宿命和神秘主义的悲观情绪。 《彼得堡》问世时，欧洲现代主义小说史上的几个小说巨匠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的代表作都还处于写作状态中，因此，《彼得堡》的确有先声夺人之势。首先，在技巧上，这部小说采用的主要写作手法是意识流动和内心独白。当时别雷还没有接触到同时出版、默默无闻的《在斯万家那边》，他是以自己的天赋，创造性地和时代文学潮流合流了。其次，《彼得堡》的内部结构有集中、有闪回、有跳跃。安德烈·别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的这部长篇小说，是借助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残缺不全的想象形式的下意识生活，我的《彼得堡》实质上是对被意识割断了同它自然本性联系的瞬间下意识生活的记录，它的真正的登场人物，则是一些想象的形式，即所谓不曾游到意识这道门槛的想象形式，不妨把这部长篇小说称作是‘大脑的游戏’。”这说明他自觉地摈弃了现实主义对历史事件的模仿和再现，主动追求表现典型人物内心意识的活动，写出那个时代的紧张关系和氛围。最后，除了以内心独白和瞬间感觉为主要的艺术手段，安德烈·别雷还把《彼得堡》变成了一部携带庞杂时代信息的作品。我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从思想上来考察，安德烈·别雷一生都徘徊在两种矛盾的世界观之间，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另外一种是比较世俗的世界观。在宗教哲学的层面上讲，安德烈·别雷带有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强调人的灵魂的拯救和原罪；在世俗的层面上，他受康德的影响很深，相信理性和人性的善最终会使人自我完善。因此，东正教的神学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扎根很深，而康德主义又成为他不断出发的起点。 时代的观察者和书写者 安德烈·别雷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在出版了《彼得堡》之后，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莫斯科》(1926)、《头面像》(1932)和自传体小说《科吉克·列达耶夫》(1922)。另外，他还出版了多部文学评论集，结集为《象征主义》《绿草地》《小品集》等。他的大量文学评论虽然显得不够系统，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对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入阐发。在即将告别人世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安德烈·别雷连续出版了3本重要的回忆录：《两个世纪之交》(1930)、《世纪之初》(1933)、《两次革命之间》(1934)。他所回忆的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大变动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俄罗斯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命运和遭遇。因为，就是这些人，包括他自己，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荣、动荡、变革和流血，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白银时代”作家群的宝贵个人记忆，塑造了可信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群像。 考察安德烈·别雷的贡献，还要注意到俄罗斯文学宏大的文学传统，就是19世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等人所开创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之下，要想另辟蹊径，需要作家有天赋和强大的创造才能。安德烈·别雷刚好站在俄罗斯从沙皇帝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变的历史时刻，他敏感地察觉到时代内部分裂和动荡的气息，正当其时地担当了时代的观察者和书写者的角色。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