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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接连开办网络作家培训班，由《文艺报》与盛大文学合作开辟网络文学讨论专版等。但此番如此有政策倾斜性“纳新”将不再是主流文坛的单向主导，背后更是各文学实体的权力交换和利益联盟。 培养新人一直是文学期刊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在文坛“分制”的格局下，“纳新”也有了新了意味——未必是给新人提供“入场”机会，倒更是提供一个亮相的舞台，进而吸引新人背后的读者资源，或者借鉴新刊的办刊样式，在青年读者中建立自我空间。如此的“纳新”更应该称为“向新”，在此过程中，如何延续传统，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坚持严肃文学的精英立场和“主流期刊”的社会职责，都是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讨的难题。本年度，《人民文学》推出的“新锐专号”和《青年文学》的全面改版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 《人民文学》的“新锐专号”（第8期）是作为该刊总第600期的特刊推出的，又临近新中国60年大庆，显得格外隆重。虽然编者称这份新锐专号并不是“几零后”专号，但“80后”各种写作力量确实在此集结亮相，并被精心编排：重推的是期刊新人（如头条《莫塔》的作者吕魁，以及王甜、马小淘等作者都与期刊有较深关系），重磅的是偶像明星（郭敬明在《最小说》上连载、年底火爆热卖的《小时代2》以浓缩版的形式提前刊出，据称由此吸引了大批郭敬明粉丝，当期《人民文学》脱销），殿后的是现在网上栖居的“纯文学”同仁作者（如朱岳、赵松来自黑蓝论坛）。这种编排方式恰验证了文坛的分制格局。在有意选择比期刊还“纯文学”的同仁写作作为网络文学的代表这一编辑方针上，“国刊”表达了明确的精英立场，但此间以选择而回避的价值观念和艺术原则的冲突仍然在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凸显出来——《小时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钱奴隶制”采取公然信奉、顶礼膜拜的态度，对时尚流行文本（主要是美国好莱坞2006年出品的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电影《时尚女魔头》，2007年2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中译本）进行了大规模且常规化的模仿拼贴，这些目前在商业写作内部已自然成立的价值立场和写作逻辑，却与“国刊”理应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学原创原则直接冲撞。《小时代》登上“国刊”600期纪念号，这种颇具新闻效应的编排使两种写作潜在的本质对立昭然若揭，让人看到，对于已经“自立门户”的新锐力量，主流文坛不能再以简单聚合的方式集结。 从艺术水准来看，“新锐号”显示的创作质量总体令人遗憾，深层更令人不安。这遗憾和不安不是来自《小时代》——它的成功与否更应该以文化商品的标准来衡量，而是来自与之抗衡的精英文学（姑且用这个概念）创作。无论是期刊新人还是网络“纯文学”社区同仁，都让人看不到足够的活力和冲力。那些在郭敬明身上存在的病症（如缺乏原创性、疏离自身经验、语言泡沫泛滥，等等），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只不过变了一种方式。他们的创作笼罩在各种“腔”里，比如“期刊腔”，“纯文学腔”。如果说，郭敬明是模仿，他们则是沿袭。而且，不得不说，前者模仿的背后有数十万粉丝追捧、“新新人类”欲望奔涌的生机，后者沿袭的背后却难掩精英文学日益圈子化、“贵族后裔”缺乏繁殖更新能力的暮气。或许今日文坛之变局，不是新生力量太强大，而是传统力量太衰落。 在传统的期刊体制中，《青年文学》是专职面向青年读者、培养青年作家的主要青年刊物之一。这些年来也随着期刊整体的老年化、边缘化而陷入困境。本年度《青年文学》全面改版，无论版式、装帧，还是主题、内容，都对《鲤》等“80后”新文学期刊有所借鉴，比如，“主题文学”之于《鲤》每期的核心主题、“城市阅读”之于《鲤》的“沙龙”、“声色”之于《鲤》的“小电影”，等等。借鉴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其立足点正在于对文学传统的延续，这表现在每期刊物仍以长篇主打，文学作品分量更足，作者队伍范围也更广泛（既有《萌芽》出身的“80后”作家，也有大学文学社团成员，还有一批正处于上升期的“期刊新锐”）。不过，在“广”与“足”的背后也显出“杂”和“散”。比如，“主题文学”，在“神秘”“痛苦”“救赎”等关键词下，作品并没有明显的主题贯穿，作品之间也缺乏有机关联，带有拼凑之嫌。对照之下，《鲤》对主题的选取和设计显然更为认真精心，整本刊物的不同栏目的各篇文章几乎都是围绕当期主题展开，布局得当，搭配严谨。《青年文学》的不足事实上也反映了近年来众多期刊共有的惯常毛病，一方面编者缺乏开创性的编辑思路，同时限于普遍的稿荒，编辑即使有创意也难以实现。这也表明期刊背后缺乏一支拥有足够实力的策划运作团队，缺乏维持高效运转的资金，亦缺乏聚拢人气的明星效应，而这些，恰好又是《鲤》这样的杂志所拥有的。对于《青年文学》这样老牌却后发的青年刊物，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市场比拼中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如果说《最小说》主要面向追逐物质时尚、可称“媚俗”的初中学生群体，《鲤》定位于较为关注前卫文化、多少“媚雅”的高中及至大学群体的话，《青年文学》能否为那些“纯文学”的后裔、高雅文学的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比起这些靠市场崛起的新期刊，《青年文学》具有远为深厚的传统、体制资源，但也必然受到传统和体制的惯性制约。如何能最大程度地整合资源、挣脱制约，在传统期刊整体老去的格局下重焕青春，走出一条新路，将是一项非常艰难但极有意义的尝试。 相对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的大张旗鼓，《收获》《上海文学》的“向新”是静悄悄的。本年度，这两个大刊依然面向全国，却有一个悄然的转向，就是“更上海”了。一些新作者，甚至一些不知名的圈外作者的名字开始出现，他们的作品常常排在不起眼的位置，但是，由于特别具有当下海派生活的洋气，让人有新鲜感。如孙颙的《午夜交易》（《收获》第4期，中篇）将故事背景设为高楼深处的期货交易所，故事并不新，但大上海的风云诡谲颇撩动人心；于晓威的《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收获》第4期，短篇），写一对时尚男女如梦游般横穿街道、横穿现实，邂逅、交欢，又体面地“像未曾被占有过似的”回到了彼此的轨道；孙未的《打火》（《上海文学》第12期，短篇）写两个如原子一般漂泊的都市白领因“饭搭子”关系而同吃，再因同吃而同住，却不能进入生活层面（而非肉体层面）的同居关系，因为双方都只求最大的方便而恐惧最小的责任。滕肖岚的《爱会长大》（《收获》第6期，中篇）写“80后”男女在“闪婚”后的婚姻波折中一点点长大成熟；黄雯的《好笑的爱》（《上海文学》第9期，短篇）更称得上是一篇奇文，写摇滚圈里的一位奇女子对她看中的男孩收放自如的追逐，全篇无一语涉及女权主义，却全然颠覆了惯常男女关系中的“看与被看”模式，充溢着一种女王般的控制感。这些小说有的圆熟，有的青涩，但都让人耳目一新。按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它们都是贴近生活的。但由于贴近的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最前卫时尚人群的生活，因而能捕捉到最新型的人际关系、生活形态，以及生长于其中的新生活姿态。或许这样的作品能吸引青年读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纯文学”的圈子化，同时也跨越代际阻隔。 新海外华人作家力作几占半壁江山 近几年来，新海外华人作家 的创作实力逐年上升，上年度的中短篇佳作已与大陆文坛有分庭抗礼之势，本年度无论长、中、短篇，都几占半壁江山。长篇主要有：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当代》第2期）、张翎《金山》（《人民文学》第4、5期）、陈河《沙捞越的故事》（《人民文学》第12期）、张惠雯《完美的生活》（《青年文学》第9期）等；中短篇主要有：陈谦《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第12期）、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人民文学》第4期）、《信用河》（《中国作家》第9期）、袁劲梅《老康的哲学》（《人民文学》第12期）等。这些新海外华人作家大都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国，如今人在天涯，心怀母语，其沉静的书写，原本只是个人生命的投放，没想到竟会形成如此强大的冲击力。目前，他们的创作已在大陆期刊全面开花，《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还分别推出“新海外华人作家专号”（第12期）和“留学文学主题”（第9期）——这也是两个积极向新的文学期刊的突围之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收获“新时期”文学的海外果实也好，这些优秀作品确实给整体浮躁匮乏的大陆文坛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2005年的年选 中，我们就以海外作家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上海文学》第3期，中篇）为头条，该作将女性经验和跨国经验演绎得荡气回肠，堪称当年海内外华人文学中短篇的压卷之作。本年度，再次以陈谦的《望断南飞雁》领衔。这同样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女性小说。作家以深切的生命之痛书写了一个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大陆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小说专注于讲述个人的故事和命运，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在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中探寻女性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女性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史上都将留下深深一笔。 在这篇小说里，始终困扰主人公南雁的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传递基因还是活出自己？这似乎是一个属于人类整体的形而上命题，但对于身为“陪读太太”的南雁却如此具体。她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这说法是来美国后听到的，却与从小母亲的教育深度契合。被期待成为贤妻良母的南雁怀揣着自己的“美国梦”——她画画的天赋和成为设计师的梦想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夭折了，却希望在美国实现，毕竟，这是一个允诺给全世界人“你想是什么就能成为什么”的“自由的土地，勇士的家园”啊！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她发现，她的人生程序早已被设定好了，丈夫已经是精英社会的选民，而成功的果实却如同悬挂在悬崖另一端的宝物，她必须协助他全力以赴走钢丝，钢丝之下白骨累累。她一面学英语、考托福、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面几乎独自带大两个孩子。她也曾试图把自己套进各种模式，并一度成为人们眼中成功的职业妇女兼家庭主妇。然而，各种人塞给她的“美国梦”都不能压住她“内心的呼唤”。最终，她明白，丈夫的成功仅仅是他的，不可能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她有自己的刀山得上，火海得闯，即使变成累累白骨，也必须死在自己的寻宝路上。于是，她在丈夫即将大功告成，对孩子完成基本生活训练后，毅然出走，独立求学，“我连自己都没活出来，有什么资格做母亲？”这是南雁最终给出的答案。 和上年度发表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收获》2008年第2期，中篇）一样，《望断南飞雁》也是一篇靠女性心理逻辑推动的小说。陈谦是自剖其心式的作家，从南雁这个人物身上看得见作家强烈的自我投射。她是那么投入、具体地写“这一个”，却让我们看到了其身后的“那一群”，“那一代”，甚至“那几代”。南雁不是孤立的，她是蘩漪的后裔，从《致橡树》走来，那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播种下来的女性解放的种子，经过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培育，终于落在了美国这片最倡导平等自由的土地上，同时，也陷入了最可怕的“无物之阵”，从而触到了性别压迫的本质。南雁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她要求的不是女权，而是人权，她顺着“人的解放”的路径出发，扎实地推进了“女性解放”的进程。同样，这篇小说也不是一篇自觉的女权主义小说，却在最坚实的生活基础上探讨了女权主义的核心命题。女权主义不在叙述和议论里，却在人物的行动中，正如小说探究生命意义的主题早已内化为人物的人生主题。这样的内化也成就了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它一直贴着人物的血肉写，最后穿透人物，并且随着人物飞了起来，挥动着沉重而坚定的翅膀。 陈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这两年创作颇丰，继去年的《西罗尼症》和《夜巡》之后，本年度又推出了《信用河》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两个中篇力作。陈河的文字总是在时间和空间、记忆和现实中游动穿梭，尘封的记忆在跨地域、跨文化、跨制度的冲撞中破匣而出，弥漫开来。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以一个20世纪末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中国药品经销商和一个当地女药剂师的情爱故事，钩沉出中国人的一段特殊记忆：1960-70年代，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极为亲密，《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等一大批阿尔巴尼亚电影风行中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心理遗产。主人公行走在这“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二战、冷战、后冷战三种经验以历史、影像、现实三重意识波纹式地交错叠置。陈河以他擅长的场景描写将这些因素聚拢点出，强烈的熟悉感扑面而来。可惜，作为小说几重脉络的纠结点——当下时空中这对中阿男女的故事讲得多少有点虚飘，否则，其背后联结的复杂命题可以抵达更深邃的空间。 相形之下，《信用河》虽然没有背负那么悠深广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蕴含，却更单纯有力。小说将一个情爱故事讲得刻骨铭心，由此精微地呈现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进而打破了自《北京人在纽约》以来的叙述模式和惯性想象，将新华人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出来。这个情爱故事在上一代移民金先生、八十年代技术移民文森特?高和来自新疆仅有临时访问学者身份的阿依古丽之间展开。不难看出，这些人物名字中的文化隐喻，金先生自然代表金钱权力，文森特?高令人想起在80年代的中国曾作为艺术和理想象征的文森特?梵高，阿依古丽这个在老电影里不断出现的美丽名字，在从“文革”走出的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更是隐秘的“情欲之名”。小说就在这样一组充满特殊记忆的文化符号中展开，同时，《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不经意地成为背景音乐。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喜儿”的故事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新版本：为了取得身份，阿依古丽处心积虑地嫁给垂死的金先生，却被老谋深算的金先生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被情欲和自尊所困的文森特未能听懂阿依古丽“提前播种”的暗示，与心爱的人失之交臂。信用和利益，爱情和欲望，古老的冲突在异国文化背景下再度展开。不过，这些沉重的命题都隐身在浓郁饱满的情感叙述里。小说在电影画面般阔大旷远的场景中展开，沉郁的忧伤有如大提琴乐曲缓缓流淌，散发出一种久违的古典小说式的纯净悠深之美。 在这两个中篇之外，陈河还发表了小长篇《沙捞越的故事》。虽然小说在扉页上称“谨以此纪念二战期间战斗在沙捞越丛林的华裔特种兵”，但作家的用心却不在为前辈华人寻根修史，而是重在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此外，小说对东南亚热带森林等自然景观和原始部落生活也做了不少奇观性描写，陈河写景的才华再次显露。不过，总体来说，小说尚在素材和叙述之间辗转，读来像隔着一层发黄的档案纸，不如中篇发自肺腑、气韵生动。 真正有史诗性追求的长篇创作是张翎的《金山》。作家以令人尊敬的“拙劲”正面强攻了北美华人史，虽然在对历史纵深的把握和对移民原生经验的开掘上尚不尽人意，但毕竟拉起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框架，细节也多细腻感人之处，在有关华人移民史题材的书写史上，《金山》将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 《一九八〇的情人》的作者于晓丹是个新面孔。她90年代中期出国前曾任《外国文学评论》编辑，翻译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此番她向母语世界贡献的不仅是外国文学的深厚功底和海外漂泊的情感积淀，更是自己的青春经验——中国的，一九八〇年代的，只能活一次的青春。相对于《金山》的“大叙述”，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是一篇彻底的“个人化”写作。主人公毛榛是那么任性、那么倔强，那么大义凛然地特立独行，却也因而那么内在地“一九八〇”。于晓丹的文字深沉、内敛而有力量，她的出现使势头正猛的“海外兵团”如虎添翼。 旅居新加坡的张惠雯几年前就以带有先锋实验倾向的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身份更应该是“新锐作家”而非“海外作家”。本年度，她推出的长篇小说《完美的生活》大面积地动用了多年存而未用的留学生活经验。小说写得如蜘蛛结网般细密，有一种苍白中见苍凉的味道。这是首部以新加坡留学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只可惜，新加坡始终作为一个可替换性的背景存在着。究其原因，作品是以作家的婚恋观为核心展开的，生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虚化的，这仍是先锋写作的路数。 长篇：收获与泡沫 本年度的长篇创作大致可分三部分考察：名宿老将的新作，如张洁《灵魂是用来流浪的》（《钟山》第1期）、张贤亮《壹亿陆》（《收获》第1期）、莫言《蛙》（《收获》第6期）等；中年名家的力作，如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人民文学》第2、3期）、王刚《福布斯咒语》（《当代》第1、3期）、苏童《河岸》（《收获》第2期）、艾伟《风和日丽》（《收获》第4、5期）等；海内外新人新作，可惜，除了上文谈到的于晓丹、张翎、陈河、张惠雯四位海外作家的长篇外，大陆这边值得上“关注榜”的，只有“打工作家”王十月的《无碑》（《中国作家》第9期）。综合而论，可称为本年度长篇重要收获的作品有三部：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于晓丹《一九八零的情人》、王刚《福布斯咒语》。 在《一句顶一万句》之前，刘震云已经进行过各种文学操练，“新写实”打下了写实功底，“新历史”极尽语言狂欢，近年来的《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文学”又操练了对当下口语的提炼和读者意识的内植，最终向民间史诗发起了进攻。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回到了故事，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民间口语和中国小说传统，同时又以西方小说的主题做内在统摄，完成了一次中国传统小说的基因暗转，或称西方现代小说的本土内接实验。 小说分为《第一章 前言：出延津记》和《第二章 正文：回延津记》两个部分，写的是清末以来延津普通农民杨百顺一家三代的辗转人生，并以此为主线，串起了四乡八里三姑六婆的人生百态。形式上采取了作家独创的姑且可称为“拟话本”的文体——它上承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话本”传统，所谓“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贯穿全篇的是一个代表公众声音的“说书人”，但这个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细枝末节的“说书人”却非西方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代替上帝视角的是中国民间市井的价值观，而作为现代社会个人的作者也隐身进“说书人”的“行头”里，以公众的语气发生。这种叙述方式有意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小说叙述模式拉开距离，有助于还原、发掘中国经验，特别是民间价值观的表达，也使白话口语的写作传统在现代欧化书面语的主流叙述外得以延续。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的写作是在延续《金瓶梅》《红楼梦》的路数，继续走着老舍未走完的路——读《一句顶一万句》不由让人想起老舍未能完成的《正红旗下》，中国人在清末以后的故事终于以中国小说的方式获得整体性的表达。不过，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刘震云也面临着比老舍更严峻的考验，就是作者如何“隐进过去”，而小说中的人物势必要“走向未来”。这仍然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转型、对接问题。 小说目前的处理方式可称“中国血肉，西方骨骼”，尽管从价值形态到语言形态都是周身的中国气派，但小说的内在结构却是西方的——这不仅指“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篇章设计一看就是仿《圣经》，更在于清明上河图式的铺陈背后，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聚焦主题——说话，各色人物的百态人生都困结在一个点上，说话难，找投缘人说知心话比登天还难。这个人生困境虽被以中国的方式表述为“知音难觅”，实际上是西方的孤独主题。中国人由于没有一个上帝倾诉，更需要找人说话，这份孤独的苦闷更忧愤深广。作者以此角度烛照出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是对中国人民族心象的独特发现，使小说在立意上走高走深。然而以如此单一的主题贯穿，却使小说在内容和意蕴上走窄走单。尤其是后半部，小说由众声喧哗的市井热闹，转入对杨百顺及其子牛爱国命运的单述，更显出重复和单调。想想《红楼梦》的浩渺苍茫，中国人的闲愁万种岂是一个“说话”了得。况且，对于小说中的底层小人物而言，“没人说话”的闲愁或许常有，但时时执着于此未免奢侈，作者的“烛照”里还是有更多的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投射。小说以现代民间史诗起势，最后落回个人创作的现代小说，虽说有些遗憾，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因为，作家以丰厚的积淀探索了这种写作的可能性，并且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尽管2004年曾以《英格力士》获得了当年长篇小说“双冠王”的称号 ，王刚仍是个著名的业余作家。相对于很多闭门造车、为写而写的专业作家们，他的特点在于，第一，有的写，他不但“有生活”，更居于时代生活的核心；第二，需要写，写作是生命本身的逼迫 。 虽然在题材和风格上《福布斯咒语》都与《英格力士》大异其趣，但两者之间仍有深层的精神联系。当年那个以“英格力士”为理想象征、怀抱着诗意惆怅走出的边疆少年，进入了大都市，进入了名利场，超出了一般的拉斯蒂涅们，成为了时代新贵，并且打开了“福布斯咒语”。这部小说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即在于，对这个已在大都市“混世成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度开掘。在略显夸张的叙述中，冯石，这个文学史上首次作为主角出现的新资本家形象被刻画得有血有肉，真实可感。他极具自信和野心，像“一句响亮的口号”，有着超人般的精明果断。同时又色厉内荏，惶恐焦灼，在“福布斯咒语”的阴霾笼罩下，如亡命徒般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是他的生活常态，一个比一个巨大的谎言构成了“资金链”，金钱对于他恰如氧气一般，能不能“扎”到下一笔钱决定他明天是富豪还是乞丐。他“空手套白狼”，张开血盆大口去吞没国有资产，却中了更老谋深算的国企厂长的套子，人家携款潜逃，留给他的是几亿元的资金黑洞；他心黑手辣，强行拆迁闹出人命，回到故乡，却要面对下岗亲朋的无声诘问。作家有意从各个角度塑造这个形象，让他在多重角色之间穿梭，老板、大哥、情人、父亲、儿子，角色的变换使得他像演戏一般不断地出场退场，一切都是匆忙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每一重关系背后的纽带都已松懈模糊。通过这样多层面的刻画将人物性格的皱褶打开，让读者窥见了新时代地产商光鲜背后的原罪，富贵背后的凄凉。 这部小说可以和曹征路上年度的长篇《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和更早的《那儿》（《当代》2004年第5期）参照阅读。《当代》推出的这几部重头作品在众多的“小叙述”中脱颖而出，直指关于资本的社会核心问题。曹征路关注的是资本的“肮脏血”和工人阶级的觉醒反抗，王刚关注的是资本的困境和资本家的生存困窘。然而，这未必意味着王刚有意对抗左翼立场，甚至可以说，他的笔下没有政治立场，但有情感倾向。官商勾结的腐败、阶级对立的矛盾、时代逻辑的怪诞都通过冯石这个地产商的目光呈现出来，眼镜有色，而图像鲜活。小说图书版封面语称“读新《子夜》，哭当代资本家的原罪和理想”，应该说有相当的概括力。从某种角度说，小说呈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光怪陆离的时代图景。但称之为“新《子夜》”仍有不妥，这依然不仅是作家的立场问题，而更在于王刚不是茅盾那种“社会剖析派”式的作家，对社会结构和走向缺乏高屋建瓴的把握能力。从结构上说，小说过于关注冯石这个主人公，全书情节围绕着他一个人单向推进，显得单薄而失衡。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从“个人化写作”路径走出而遭遇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大于小说整体的成功。 苏童的《河岸》和艾伟的《风和日丽》都是作家用心创作的转型之作，和王刚相仿，他们也从年轻时的“个人化叙述”迈向“个人化的历史叙述”，试图“清晰、明确地对一个时代作出我自己个人化的描述”（苏童语） 。遗憾的是，恰恰在这样郑重的自我超越中显露了作家，或者可以说这一作家群体的局限——这批以“纯文学”路径登上文坛的“先锋作家”及其后继者都属于“晚生代”，相对于前辈作家，宏观视野和生活经验的先天不足没有影响他们的起跳，却影响了他们中年以后的跃进。由于独特的“个人历史观”的缺乏，其“个人化描述”非但未见清晰明确，反而模糊散乱，并且未见个性出新。对大历史的难以驾驭和对历史与人物关系的拙于勾连，又使他们以往力道紧绷的小叙述松懈平淡。 以“打工作家”著称王十月推出了首部长篇《无碑》，这部以珠三角普通打工者老乌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写一个工厂、一个村庄在一个时代里起伏的作品，显然有为千万无名打工者树碑立传的雄心。可惜，这样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题材和作家所用的传统文人笔墨殊不相称。打工者的血泪、罢工风潮的激荡，在旧式文人的感伤笔调中无所适从。如此错位的出现或许显示了文学教育的偏差。像王十月这样七十年代出生的“打工作家”，成长时期恰逢现实主义宏大叙事解体，文坛流行现代派，民间则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港台通俗文学取代了曾广泛流行的革命历史小说。待到需要用现实主义手法为一代人书写史时，自然会感到力不从心。当然，如果作家更有超越“打工文学”提高“文学性”的追求，也更容易唤起文化积淀中的文人雅趣。 本年度长篇小说的另一大看点是老将出马。张洁、张贤亮、莫言分别在年初和年末推出新作。虽然从作品质量而言都与其高峰时期有不小距离，但从写作态度上仍能看出作家精神境界的高下。张洁《灵魂是用来歌唱的》中高蹈的精神追求，让人对一辈子在路上的老作家心生敬意；而张贤亮《壹亿陆》中的满纸荒唐言、一副市井腔，让人感叹对于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而言，节制是基本美德。最值得玩味的是莫言的《蛙》。这一在“稳定高产”状态下的又一“大制作”不但依然缺乏思想内涵，更遗憾的是才华尽失——那种莫言独有的才华即使在《生死疲劳》那样的急就章里也惯性保持着。唯一引人眼球的是题材——对新中国计划生育故事的传奇性书写，既不会对国家权力构成真正的冒犯，又特别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兴趣，小说中全无艺术功用的书信体的采用几乎挑明了作家的读者预期 。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恐怕也就在于作为中国作家“诺贝尔焦虑症”的解读个案。 中短篇：稳中求新 本年度中短篇创作中，最引人关注的作家是铁凝。她连续推出的三个短篇——《伊琳娜的礼帽》（《人民文学》第3期）、《风度》（《长城》第3期）、《内科诊室》（《钟山》第4期）均围绕着“时空”的主题，沿着几个向度，迈出精致的舞步。《风度》表面写大学同学聚会的故事，其醉翁之意在于写时空交错。在聚会包厢的固定空间内，通过人物的思绪流转和目光穿梭，将历史时空引入，繁华热闹下是今非昔比、风度不再的慨叹；《内科诊室》的主题是时间，一个年华老去的女医生与一个盛年将尽的问诊者进行着一番微妙的心理对谈。生活中，她们似乎已经能控制的一切，唯一无法控制的是时间。严谨规范的医学术语下，隐埋着无计留春住的哀婉。铁凝在这里挑开了当代创作极少触碰的更年期女性心理危机的题材，冒着很多读者可能读不懂的风险，是一种挑战难度的写作；《伊琳娜的礼帽》的重心是空间，小说严格地将叙述限制在机舱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将视角固定在“我”这样一个刚刚离婚、道德尺度极其偏执严苛的叙述者身上。在“我”严厉的目光注视下，一个少妇带幼子登舱，途中与一个猎艳者逢场作戏、半推半就，全然不知儿子已暗中察觉而惊恐羞愤。这一切都落在“我”的眼里。“我”的心理由恶毒渐转向怜悯乃至宽容，最后一刻伸出援手，化解家庭危机。在精确的空间调度中，人物关系和心理不动声色地移转，最后，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从封闭走向开阔。在三篇作品中，《伊琳娜的礼帽》是最雅正的，颇有契诃夫的味道，精细冷峭中有体恤温情。新任作协主席的身份使作家铁凝的许多创作可能性在无形中被封闭，如何在限制中舞蹈相信对每一个作者而言都是难题，铁凝显示了过人的聪明和成熟的功力。 这些年来，韩少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走向民间，试图在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下寻找中国路径。《赶马的老三》（《人民文学》第11期，中篇）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对民间智慧的幽默表达。自文学进入现代转向以来，农民一直是被观看、被启蒙、被夸张取笑的对象。此番，这面哈哈镜犹在，只是调换了看与被看的位置，“官法”和“官人”的教条和迂阔在民间智者挥洒幽默间不堪一击。全文行文流畅，笑声一路，虽带有一定的漫画化和价值单面性，但如此有底气的标新立异终于能让人在同质化写作的包围中透一口气。 郭文斌也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一位“接地气”的作家，他的创作一直致力于挖掘边远乡间一息尚存的诗教传统，这传统浸润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传统节日中凝聚。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写节日的作品，《大年》、《吉祥如意》、《点灯时分》、《中秋》等，本年度的《清明》（《人民文学》第4期，短篇）越发清朗圆润。在一次次对传统“节日”的回味和提纯中，郭文斌执着地实践着重建中国人诗教生活的理想，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晓航和徐则臣两位近年风头正健的新锐作家在各自的路径上稳步推进并有所转型。晓航的《断桥记》（《人民文学》第7期，中篇）从早期结合通俗故事元素探讨哲学科学命题的“智性写作”路数（以曾获鲁奖的《师兄的透镜》为代表），转向探讨当下社会现实核心命题的“寓言式写作”。徐则臣的《逆时针》（《当代》第4期，中篇）仍属于其擅长写作的“京漂系列”之一，不过，此次将笔端指向更普遍、更主流的市民生活，探讨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 身为法制线记者、一向擅长揭示都市特定人群心理困境的须一瓜此次二剑合一，《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人民文学》第11期，中篇）将警察特殊人群灵魂深处的对职业、对法律乃至对生命本身的厌倦揭示得触目惊心。小说写得既现实又文艺，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道具的使用和诗意的突破都相当出色，是一篇难得的力作。唐朝晖的《仪式》（《花城》第4期，短篇）也是一篇相当成熟的心理小说，将“过度自我保护强迫症”患者如何将深度恐惧演化为严密防备仪式的过程写得深入稳健，细节丰沛。冉平的《青紫蓝》（《中国作家》第4期，短篇）是一篇如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般的动物寓言小说，通过大量富有质感的细节，描写人与兔子之间的斗智斗勇，隐喻了“文革”时期个体生命面对权力意志的悲壮抗争。 毕飞宇近两年一直在短篇创作中致力于探寻年轻人群的新伦理关系，上年度有《相爱的日子》《家事》，本年度又有《睡觉》（《人民文学》第10期）。《睡觉》写一个还未曾正经恋爱过就做了“二奶”的年轻女子貌似沧桑实则苍白的人生和没名没份的哀痛。毕飞宇的手法极轻，但每一笔都描得极准，把隐性暴力的内伤搅痛，让人读毕久久不安。与之相应成趣的是“80后”作家南飞雁的《红酒》（《十月》第1期），写一位事业正出于上升期的中年离异男子内心的挫败苍凉感，貌似花团锦簇风流倜傥，实则小心翼翼多疑猜忌。红酒的道具既贯穿情节又富象征意蕴，温吞、暧昧、圆熟、精致，一如主人公的仕途生涯和情爱关系，以此角度开掘中年成功人士内心的作品在以往的创作中尚属少见。 另外，《十月》继去年推出汪曾祺早年佚作之后，再度由学者钩沉辑校出沈从文创作于40年代的两篇小说《梦与现实》（中篇）和《摘星录（绿的梦）》（短篇）。两篇小说都很有特点，尤其后者，香艳而激情，称得上是文学史上难得一见、艺术上相当成功的情色小说，与牧歌情调的《边城》构成有趣的参照。 最后，还应特别一说的是《人民文学》本年度的出色表现。年初扩版后，不但推出了《一句顶一万句》《金山》等重头长篇，中短篇佳作也精彩纷呈，本年选佳作选目半数以上来源于此。此外，“新锐专号”和“新海外华人作家专号”的推出也显示了“国刊”的向新努力，前者虽然引发争议，依然让人对传统文学机制焕发生机抱有期待。 伴随新年钟声的临近，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这十年间文学未必有特别重大的收获，却孕育着极端重要的转型。面对资本风暴和媒体革命的席卷，精英文学如何在调整定位后重新站稳脚跟，在未来的文学生态中继续发挥引导功能，将是下一个十年最重要的课题。 （本文为曹文轩、邵燕君主编《北大选本•2009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1、盛大文学原为盛大集团旗下公司，2008年7月成立的盛大文学有限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并购了起点中文网站、晋江原创网、红袖天香网站，2009年年末又收购了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 2、《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新海外华人作家专号”首次正式使用了“新海外华人作家”的概念。按照编者“留言”中的描述，这批作家全部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大陆走向世界各地的，携带着中国当代历史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记忆。他们的作品大都在国内重要期刊发表，正在成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中重要的新力量。主要作家有：严歌苓、王瑞芸、陈河、陈谦、袁劲梅、张翎、张惠雯等（笔者认为还应包括苏炜）。 3、曹文轩 邵燕君主编《北大年选2005年?小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该年选由笔者主持的“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编选，自2004年起连续出版，本年度为第6个选本。 4、该奖由新浪网、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当代》杂志联合评选，在由55家媒体提名的42部作品中，王刚的《英格力士》最终获得“2004年长篇小说 年度奖”的专家奖和读者奖的双料冠军。 5、参见周昌义：《新疆饭店，王刚三哭——责编手记》，《当代》2009年第3期。 6、《苏童：<河岸>距离我最远》，《文学报》2009年4月30日。 小说发表前后，莫言在访谈中反复说，小说中作为的写信对象的日本友人是虚构的，并非如许多读者猜测的那样以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原型，虽然“大江确实就在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那年去了我的故乡，也见过小说中姑姑的原型”，两人还做过长篇对谈。参见莫言、傅小平：《谁都有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对话莫言》，傅小平新闻博客，2009年12月15日。 原载：《北大选本•2009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原载：《北大选本•2009中国小说》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