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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

http://www.newdu.com 2017-10-12 中国教育新闻网 newdu 参加讨论

    暴风雨来临
    2011年9月1日,高一新生首次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走班,13个行政班的学生被分散到28个学科教室上课,数百年的传统被打破,学校形态发生了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教育史上班级授课制的这一革命,如同在深不可测的湖面上投下一粒石子,掀起一片涟漪。
    开学了,每个学生手里都拿着一张只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喜气洋洋地走在选课的路上,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语文老师张兆利望着学生兴高采烈地走班上课,那活泼鲜亮的背影、那轻盈欢快的脚步,让他心生无限感慨:“孩子们行走在一个又一个学科教室里,看似辛苦,但走出的每一步都有自主的印记,每一步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
    请看高一新生的感受。
    走班是快乐的。
    走班让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
    走班减少了老师拖堂的次数。
    走班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看看各班的风景。
    我今天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很快找到了上课的教室。
    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麻烦很快就来了。
    真的“走”起来,一切全变了。选课、走班、导师制……一项接一项的改革接踵而至,让人猝不及防,许多都是颠覆性的改变,几百年的学校形态一夜之间改变了,最先受到挑战的是教师。
    开学第一天,因为选课走班,传统的行政班消失了,学生也没有了班级意义上固定的教室,再加上走班的新奇与兴奋,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楼道里晃悠,楼梯上、过道里全是人,满眼都是学生,高一年级主任于振丽感觉晕了。上课铃响了,学生举着课表奔向自己所选课程的教室,下节课又奔向另一间教室。这样一来,老师抓不着学生了,跑遍所有的教室,也找不到几个学生,学生到哪里去了呢?
    一个安宁的世界骤然消失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老师,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无论是有经验的还是新参加工作的,都很迷茫、慌乱,满脑子全是问题。行政班不复存在了,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无法实施了,学生的考勤统计、卫生检查、纪律评比、作业收发、大大小小事务的通知等日常管理工作由谁来做呢?
    有两点最让人担心,一是怕学生到处乱跑出事,二是怕学生管理不好自己的学习。“真的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感觉。”望着学生穿梭于一间又一间学科教室,刘作亮老师心中悬着几个大大的问号:他们能管好自己吗?成绩会不会下降?他们到底能不能对自己负责呢?一想到此,他心中便一阵阵发紧,每天都忐忑不安。那些日子,他满脑子里全是问题,在校园里见了校长就想问,可又不知道从哪儿问起。同年级的老师说:“刘作亮都傻了,这么聪明的小伙子,完全傻了。”
    为了帮助学生平稳度过没有班主任的心理适应期,年级为每18名学生配备一位导师,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心理疏导、学业指导。同时,年级配备一位教务员,负责学生事务管理,而全年级436名学生的考勤、发书、领取校服、医疗保险续保、体检等事务,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而导师因为与新生不熟悉,加上学生选课走班,从早到晚见不着学生,心里慌慌的。
    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提高年级管理的水平与专业性,年级成立了自习管理、选课指导、教育顾问、评价诊断等项目组,实施分布式领导。每一位教师已经不是双重身份,而是多重身份,既要做导师,又要教学,还要承担年级的管理工作,在分布式领导中扮演角色,工作量陡然增大。
    学校在转型,年级在转型,意想不到的小事每天都在发生。柜子打不开了,校服的号码不对了,学生的饭卡丢了……由于关系一时没有理顺,分不清谁该管什么、谁不该管什么,学生的事又耽误不得,一有事老师就得全扑上去,忙得晕头转向。老师们连连叫苦:“哎哟!开学第一周,是来十一学校这么多年觉得最紧张、最困难的时期,真有点儿扛不住了。”一天晚上,年轻教师杨茹在校园里碰到李希贵校长,连连叫苦:“哎呀!不行了,到底怎么弄啊?”李校长赶忙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找办法。”
    选课刚开始时,大家似乎没有预感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的到来,至少没有应有的紧迫感,更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应对一个充分放开的局面。
    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进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出去了,全是不熟悉的面孔,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坐哪儿就坐哪儿,这种挑战完全超出了老师能掌控的范围,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地盘自给自足,一切自己说了算,这一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让他们感觉很踏实。如今,“马其诺防线”被冲破了,他们不知道这种变化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一连几天,化学老师李美强心中有些不悦,学生的表现让他感到特别不习惯。有一天,还没下课呢,一名不是他教的学生进了教室,当时他正在做总结,教室后面有一张大桌子,那名学生把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放,就学上了。“嘿,也太猖狂了!”李老师的心里很不舒服,“怎么着我也是老师啊!我这儿还没下课呢。”
    面对无法回避甚至无法预测的挑战,十一学校的老师们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变化的速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学校里每一种变化都在加快,强劲的变革之风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着学校,原有的以班为单位的格局被打破了,基于班级支撑的传统保护状态也渐渐被撕裂了,那种集中、统一、垂直的管理完全改变了,一直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突然坍塌了,往日里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被打破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使老师们忽然有了一种失重感、眩晕感。
    我们知道,传统教育的按部就班,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慢慢养成了一种难以撼动的“安稳”态度,人们习惯了把秩序的稳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不安和焦虑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过去当班主任,学生的一举一动都不曾离开过老师的视线。现在,抓不着学生就焦虑,见不到孩子就紧张,总感觉学生处于失控、放羊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不放心,年纪大的老师更是在担心,很显然,打破心理层面的东西比打破管理层面的东西要难得多。
    通过一连几天的跟踪采访,笔者发现,大多数老师并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问题而焦虑,而是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了而焦虑,他们害怕不可预测的一切,他们需要确定性,需要触摸得到的现实感。一位老师说他感到害怕,“那份维系人与人的内在秩序感正在崩盘,我不喜欢不确定性”。另一位老师坦言:“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有更加担心,更加焦虑。”还有的老师说:“过去,我不明白时可以问,现在,大家面对共同的问题,谁也没有现成的办法给你。”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处在焦虑之中,对不确定的未来都有巨大的、不能消解的恐慌和焦虑。刘梅老师这样描述当时的感觉:从“痛”中来,缓解了“痛”,依然有“痛”。很显然,所有这些不适应、焦虑与不安,是一种成长与更新的阵痛,更是改变的开始,也许,这就是“破茧成蝶”吧。
    那些日子里,身为改革年级领军人物的于振丽老师更是焦急,她觉得变化快得让人头晕,自己好像在一个巨大的滑板车上全速前进,在高高低低的峡谷中冲上滑下,一会儿兴奋不已,一会儿情绪低沉,一会儿欣喜若狂,一会儿陷入急躁和焦虑。种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全都冒了出来,将她包围起来。但她心里十分清楚,规则已经改变,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围墙,掀去了他们的天花板,现在发生的只是冰山一角,更为严峻的挑战还在后头,要让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在这个风口浪尖上,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原路退回去;要么,咬紧牙关挺过去。
    这个时候,学校也在不断地提醒年级主任,在所有相关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之前,改革只能是徐图缓进,不要指责老师,而要体谅老师。秦建云老师每天与高一年级的老师们在一起不断地沟通、协商,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他们正在急转弯,180度转弯。人们常说“船小好掉头”,而他们的船太大了,然而,必须转。这样急的转弯,对于掌握方向盘的驾驶者的考验是严峻的。“只要不翻船,不论怎样磕磕碰碰都算成功。”
    改革之舟已到中流。“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片海图上从未标明过的地区。”
    十一学校已经走出了改革之初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
    两种观念的对决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学校新的课程方案中,自习课增加了不少,最多的每周有13节自习课。那么,到哪里去上自习呢?学校规定各个学科教室在没有课的时候,都可以作为学生的自习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
    这样的安排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度,可是对管理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规定学生在指定的教室上自习,管理起来很省事,派一位教师看着就行了。然而,这不符合改革目标。因为自习也是课,有的学生学语文需要在语文教室阅读,有的学生复习物理需要做实验,应当允许学生自己选择自习教室。可是,400多名学生分散到不同楼层的30多个教室,而且每节课都会有变化,该如何管理呢?
    老师们不放心,迟迟不敢放开。秦建云老师找到年级主任于振丽做工作,怎么说也说不通,于老师急了,反问他:“你知道自习管理有多难吗?我们不敢放开,就是怕管不好。”可是,无论于老师怎么申辩,秦建云老师的态度丝毫也没改变。最后,于老师没办法,赌气地对他说:“要不然,你替我管!”两种观念迎头相遇,秦老师丝毫不退让,于老师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到学科教室上自习呢?不就是一个自习吗?在哪儿看书不一样啊?”
    那段时间里,杨文学老师发现自己总是在和别人吵架,好像一辈子没有吵的架,在这一学期都吵完了。“于振丽老师急得上蹿下跳的,老发火,说话的声儿都变了。我们也很着急,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听着杨老师的诉说,笔者问他:“为什么发火呀?”“她焦虑了呗!我知道她心里肯定特别着急。”杨老师解释道。
    在采访中,杨文学老师讲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他负责晚自习值班,由于刚开学不久,还不完全认识学生,教室里学习的学生与应到的名单对不上,急得他楼上楼下地跑,累得气喘吁吁,还是弄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到位了。杨老师急了,找到年级主任于振丽,语气有点儿冲:“这怎么行呢?得赶紧想办法呀!”于老师当时是又累又急又委屈,语气也有点儿急:“有问题我们想办法解决,急什么?”两人越说越急,最后,杨老师一甩手走了。回到办公室,杨老师渐渐平静下来,给于老师发了一条飞信:“我这不是真心想帮你吗?”于老师看到这句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回复杨老师:“我能理解。”
    当时,他们两人谁也不吭声,一会儿一条飞信,两人都比较激动,说不出话来,已经无法面对面交流。20分钟过去了,两人渐渐平静下来,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一起离开了教学楼。
    架几乎天天吵,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尤其是侯敏华老师与年级主任于振丽,有时争论到晚上9点多仍不能休战。其实,她们俩一直是多年的好搭档,用侯老师的话说是:“于老师是非常亲和、平等的年级主任,以前,她指到哪儿,我们打到哪儿。现在不灵了,我希望她跟校长去学学管理,赶紧扮演领导角色,赶紧拿出方案,处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我们需要领导能够游刃有余地带领大家应对急剧变革中的潮起潮落。”
    听到老师吵架的事,李希贵校长很是镇定,他笑着说:“这是两股力量,侯老师希望更加大胆,快点儿找到新的办法;于老师则保持谨慎态度,想稳一点儿。这两股力量互相制衡,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两股力量,那就坏了,太冒进,就会出问题;太保守,就又退回去了。”
    是的,正是这个特殊年份催生出的互动,让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大家在矛盾之中寻求更多的认同,这是他们最为理想的奋斗姿态。对话让老师们彼此倾听,互为参照和印证,也慢慢地接受他人的观点。如同自然界,只有生物多样,才会有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互补,生物链才会安全稳定。一个组织,只有成员性格互补,观念互补,才会安全,才不会出问题。
    随着一次次急风暴雨式的“头脑风暴”,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年级会议上,大家开始理性地分析问题:是思想观念未转变,还是由思维习惯造成的,抑或是自己的心理不适应。笔者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老师间开诚布公的交流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让变革发生在民间”。
    关于自习课,除了力主放开的积极声音,另一种谨慎的声音也在发出,多年来教师习惯于控制,放手便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
    “如果只着眼于管理,事情倒比较简单,我们很容易找到办法。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因为很简单,‘问题不在这里’。”秦建云老师强调。
    “我们必须解放学生,如果学生的自习被安排在统一的教室里,管理起来倒是很方便。然而,喜欢读书的到语文教室去,喜欢做实验的到物理教室去,是不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秦建云老师问大家。
    “是!”老师们点点头。
    “是不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秦建云老师继续追问。
    “是。”老师们仍然点点头。
    “那我们就改!至于怎么管理,我们再想办法!”秦建云老师的声音立刻提高了很多。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必须把原来的路堵死!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改变那些曾经有效的、曾经引以为豪的东西。”秦建云老师的语气有点儿硬。
    “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必须嗅出潜在的危机并看到已经发生的变化。只愿意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根本不想去应对改变,怎么行呢?”他坚持着。
    “方法有一箩筐,但你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就用。只要能够收到效果就用,这在过去可以,现在不行了。有些方法虽然管用,能立马解决问题,但真——不能用,必须坚持课程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他一边摇头一边把“真”字拉长了声音很使劲地说出来,令在场的人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我们必须找到‘根本解’,而不能只满足于‘症状解’,隐藏的路径是我们在面对问题之初见不到的途径,一旦打破标准解决办法的束缚,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隐藏的路径。”秦建云老师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
    “老实说,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最困难。是什么?那就是邓小平说的:‘换脑筋!’”秦建云老师大吼起来。
    “问题是一定要先摁着了一块稳当的石头再去摸下一块石头,千万不能还没站稳就两手撒开乱摸。”老师们还是担心。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呀,第一步迈对了,不放心,结果,第二步又退回去了,感觉不对,那么,第三步就向着正确的方向坚实地迈出。慢是慢,但是,目标不能低。”秦建云老师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们试试吧!”老师们说。
    “不要怕费事,嫌麻烦,过一段时间,还会暴露出我们想不到的问题,只要方向对了,干得少一点儿也不要紧。”他又安抚大家。
    秦建云老师心里很清楚,不论出现何种问题,都要做出坚持目标的决策。如果退回去,用过去的办法把学生圈起来,这样做很简单,但不能这样做。完全放开,初期可能会有点儿乱,但它的意义在于,学生将在选课、走班中长大,学会处理群体和个人的关系,学会自己为自己负责。只要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了,最后收获的一定会更多。
    又过了几天,一天中午,秦建云老师到食堂吃饭,见到侯敏华老师,他问:“自习是不是还没有放开,由学生自己选择教室?”侯老师摇摇头说:“是的。”“为什么?”秦建云老师追问。“明明知道这样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为什么还这样做?”秦建云老师有点儿着急。“我们找不到办法,又怕学生出问题。”“这样很容易退回到老路上去!”秦建云老师的语气咄咄逼人。“这是年级会上说的。”侯敏华老师小声解释。“那你为什么不坚持?你为什么不发言?你的良知呢?”秦建云老师的一通追问,让侯敏华老师完全蒙了,她两眼满含泪水哽咽着,饭已无法再吃下去,但她心里知道秦老师是对的,他是真的为学生好。侯敏华老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自己没有坚持改革目标而深深自责。
    大家处在梦被惊醒,却仍然等不来黎明的惊惧之中,感到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摘自《中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著者李建平,策划源创图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摘录已获授权。
    
    本书为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教育力作,对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北京十一学校的课程改革进行了“全景式”的记录。《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李建平在十一学校浸泡四年之久(约1500天),全程跟踪观察、记录了这所学校的变革历程。书中大量的细节展现了学校转型的艰难和突破,展现了十一教师自我革新的勇气和智慧。这本书回答了“学校改革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等诸多问题,也回答了社会各界对北京十一学校课程改革的各种猜测、不解、臆断甚至质疑,更向大众说明了“我们的教育正在发生什么”。掩卷读罢,令人心生无限感慨,对中国教育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本书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阅读,也适合于每一位关心中国教育的家长、社会人士阅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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