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研究进入一九八四年后，已失去了前几年浩大的声势，出现了相对沉寂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新鲜材料和新的研究手段；二是前些年争论的许多问题或已基本解决，或者僵持不下，没有新的焦点；三是由于整个古典小说的研究日趋活跃，一些研究者开始将课题转移到其他作品方面。本年度没有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只是辽宁、贵州举办了地方性的学术活动。《红楼梦》研究如何才能深入和取得突破，已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全书综论和艺术分析方面的文章也显著增多，这两点可代表本年度研究状况的主要特点。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现将研究情况的部分综述如下： 一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持续多年，仍然聚讼纷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显然对“红学”的发展不利，甚至可能走向歧途。《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一辑发表了一组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文艺报》则对“什么是红学”这个基本概念问题展开争论，都是为了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也引起了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 《文艺报》的争论是由应必诚《也谈什么是红学》〔1〕一文引起的。应文针对周汝昌近年多次就红学研究的范围、目的、方向、方针等一系列问题发表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周汝昌强调的《红楼梦》的“独特性”在其他古典小说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因此，“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应文还希望“使《红楼梦》研究真正成为研究《红楼梦》，使红学变成真正的科学。”周汝昌在《“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2〕一文中进行了答辩，他认为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在我看来，不是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它们‘二位’应当分工；分工是为了便于协作，殊途而同归，合衷以共济。”赵齐平《我看红学》〔3〕一文则认为，红学研究的独特性“并非主要表现在作者诸问题所谓‘红学研究的范围’上，而是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本身”，红学研究的各项内容“不可偏废，但有主从”，“如果红学”不最直接地研究这部小说“本身”，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还认为目前“对红学意见的分歧，既有认识论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希望有关争论要“尊重客观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争论是有意义的，但尚待深入。 在《红楼梦》研究方法的讨论中，比较集中的是对形形色色的索隐派的批评。石昌渝《论“红学”索隐派》〔4〕论及它们的表现、渊源和近年在极左思潮中泛滥的原因之后指出： “文学批评最低限度也要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红学’索隐派连这个最低限度也达不到。它虽然是‘红学’中的一个批评流派，但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算不得文学的批评。它的存在并不是它本身的合理性的证明，它的存在只是说明历史具有它存在的条件，证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如果说‘红学’索隐派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小说理论曾经走过一条多么曲折崎岖的道路，是怎样挣扎着从小说蒙昧主义的迷雾中摸索出来的。应当向‘红学’索隐派告别。”斯方《科学的分析与古怪的猜想》〔5 〕一文从何其芳对“把小说当作谜语来猜”倾向的批评出发，对近年海内外的“谐音”“破译”等法考索《红楼梦》作者和情节等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现象除了索隐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之外，还有“刻意求深，片面追求‘新’意的心理”及“把自己的主观猜想看得比客观实际更为重要”这两个原因。胡小伟《评〈红楼梦〉研究中的“新索隐说”》〔6〕一文则对刘梦溪《红楼梦新论》为代表的“新索隐说”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它“尽管强调了‘知人论世’，但采用的‘历史政治背景和作者的身世’材料却有很大的片面性，推论和判断也是轻率的”，并且“仍然袭用着旧索隐派撷取片言只语立论的方法”，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走得更远。尤其错误的是它提倡脱离艺术形象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等一系列违背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基本规律的种种作法，在理论上制造了混乱。作者还进一步论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索隐派倡导的“断章取义”、“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三种基本主张的谬误和危害。认为它作为一种封建专制时代的历史理论思维产物，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应当在今天的古典文学领域中摒弃。艾斐《红学的研究与文学的现实《〔7〕一文尖锐地批评了新旧索隐派“烦琐无聊的考证”之后指出，“因为红学研究过多地离开了《红楼梦》本体内容的文学特点和艺术价值，而在‘红外学’上下功夫，使‘红外学’成了《红楼梦》研究的闹市、热门货，且在这不恰当的‘闹市’上，烦琐考证、主观臆测的学风颇为盛行，过古过远，过冷过偏的题目成簇成堆，门户芥蒂，口舌龃龉时有发生，以致造成了《红楼梦》的盛名之累，招来红学已“掘地三尺”和《红楼梦》已‘西子蒙不洁’的讪笑与慨叹。这就使红学研究与文学现实趋于疏远，产生了隔阂”。类似的文章还有一些，值得重视。 在对红学研究史方面，曾镇南《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8〕认为《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美学著作中最有朝气、最具进步意义的一部。其中自然也有糟粕，有曲说，但也有对《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极有见地的分析。”作者认为其精彩之处有三方面：一、开辟了“把《红楼梦》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新方向”；二、“进一步论证了《红楼梦》描写人生痛苦的悲剧性质”， “客观上有力鞭挞了封建文学中瞒和骗的团圆主义”；三、“准确地阐明了《红楼梦》主要的艺术价值，达到了早期红学在对《红楼梦》进行艺术分析方面的最高峰。”李广柏《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9〕则对五四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论，何其芳《论红楼梦》和文革中“评红热”中运用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希望今后“不宜再划框框，应当全面研究，各尽所能。”“对《红楼梦》这样一个复杂对象，似宜先进行分析性的研究，即就它的各方面作专题细致的研究，然后再作综合性的结论。”文章还指出： “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得不出科学结论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框框，机械地套在文学作品上，也是不科学的；随心所欲，牵强附会，更是错误的。”“我们不幻想有什么捷径，也不幻想从哪儿来一种时髦理论或新角度会奇迹般地解决问题。” 二 思想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出现了一批对《红楼梦》进行综论的文章。胡文彬《论曹雪芹》〔10〕对曹雪芹生平及《红楼梦》的价值作了概括的评价，主张“更加深入地研究曹雪芹一生和他的《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给他以应有的崇高历史地位。”李广柏《〈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再探讨》〔11〕分别论述了“日益没落的上层社会的写照”、“大观园儿女是《红楼梦》的主体”、“怀金悼玉——作品的基调”、“性情品格与阶级意识”四个问题，主张对作品的蕴藉深厚的思想内容作更加深入的发掘探索。杨光汉《论〈红楼梦〉的历史容量》〔12〕从全书第四回的一纸“护官符”着眼，提出应从封建大族彼此关系的这张“大网”广阔、深远的背景下来看待《红楼梦》深刻的历史内涵。何永康《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13〕在辨析文艺作品“命意”和“意蕴”的异同之后，认为“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是一致的，又是有区别的、相互矛盾着的。”“曹雪芹原先从‘真事’中获得的‘小真’(主观命意)“在创作的典型化过程中”日渐为‘故事’中蕴含的‘大真’(客观意蕴)所淹没，所融化，甚至局部地被淘汰；而那些流溢在现实主义笔端的‘不敢稍加穿凿’的‘假语村言’，就道出了许多作者本人没有想到的，或者想说而说不出的深刻哲理”。彭兆春《〈红楼梦〉创作撰想》〔14〕一文则认为曹雪芹的“创作毫无疑问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倾向，然而这个倾向并不出于作家世界观的自觉”，从理论上说，作家自己想表现什么，作品写出来后读者和评论家从中看到了什么，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指出不应“用一个社会学的意志去钦定某种文艺现象，圈定作家的思想”。这涉及到文艺理论上的很多问题，似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红楼梦》中曾有“大旨谈情”之说，关于这一点的理解颇有分歧意见。苏鸿昌遗作《论曹雪芹在〈红楼梦〉创作中的“大旨谈情”》〔15〕主张“情”字“既是指作者之情和包括宝黛爱情在内的作品中的人物之情，又是指世态人情之‘情’，‘情不情’之‘情’。而世态人情之‘情’已不是专指人的感情和爱情，而是指由《金瓶梅》所开创的市情小说所着意反映的人世现实生活和着意刻画的人物个性。至于‘情不情’之‘情’，在实质上更是曹雪芹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正处在萌芽状态中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道主义思想。”“曹雪芹所强调的‘情’的内涵就是艺术作品所必须表现的感情、生活、思想的有机的辩证的统一。”在《简论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味”》〔16〕中，苏鸿昌认为曹雪芹所强调的“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艺术表现上要做到‘真’、‘假’、‘新’、‘奇’、‘趣’的有机结合才有味”， “作家在作品中所立之‘意’就是作品的‘味’之所在”。曾祥麟《〈红〉海谈‘味’》〔17〕则认为“‘其中味’就在于那‘谈情’二字之中”， “所谓‘大旨谈情’，亦应含有公开宣布这部白话小说就是历来为正人君子者所不齿的‘市井小说’的意思。”王万庄《曹雪芹情、淫说管窥》〔18〕从对第五回的分析中认为作者写了两种情，一种是以“意淫”命名的，作为贾宝玉基本性格特征而笼贯全书的正情，体现了作者对一种美好的人的思想、性格的向往、追求；一种是以秦可卿为象征的，以宁府为代表的、丧伦败家的荒淫、色情。 论述《红楼梦》与文学传统关系的文章也有多篇。魏同贤《论〈红楼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19〕、唐富龄《关于〈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的断想》〔20〕和王勉《文学传统和〈红楼梦〉悲剧主题的形成》〔21〕是侧重探寻承继借鉴一面的，薛瑞生《不依古法但横行》〔22〕和吴柏樵《试论〈红楼梦〉对“传统手法”的打破》〔23〕则是侧重阐述独创革新一面的。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都是把《红楼梦》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从不同角度探讨它取得如此巨大的思想艺术成就的原因。曾杨华《曹雪芹与郑板桥》〔24〕、张锦池《〈红楼梦〉与启蒙主义人性思潮》〔25〕和杨义《〈红楼梦〉与五四小说》〔26〕则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讨论到作品的意义和影响。此外，凌子昂《曹雪芹理财思想初探》〔27〕和冯子礼《〈红楼梦〉的经济细节初探》〔28〕论及作品在经济方面的部分内容。 《红楼梦》人物形象方面的论述历来较多，看法也很不一致。吕启祥《谈谈〈红楼梦〉形象体系的辩证机趣》〔29〕从形象体系的角度探讨了“‘情榜’的启示”、 “因果链与感情索”、“对比及反衬、变化统一”三个方面的问题，力图从书中人物关系的组合和构成中把握形象的特征和处理艺术。邸瑞平《论十二钗的悲剧》〔30〕对书中十二个女性形象作了分类分析，意在探索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成就和“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韩进廉《千红一笑，万艳同悲》〔31〕分析了“十二钗”的共性与不同个性，认为“曹雪芹不但是一位洞悉妇女心灵，善于创造妇女典型的艺术家，而且更是一位洞悉社会、善于揭示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艺术家。”至于人物专论就更多一些，较有特色的有王昌定《论袭人、平几的塑造以及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关系》〔32〕、崔子恩《史湘云论》〔33〕、范秀萍《霁月光风耀玉堂》〔34〕、吴颖《论花袭人性格》〔35〕、李自立《秦可卿管窥》〔3 6〕、王志尧、仝海天《论秦可卿之死》〔37〕等。但总的说来这类文章提出的新见解并不算多，有待更进一步发掘开拓。 三 艺术研究与比较研究 和思想内容研究相比较，《红楼梦》艺术研究方面更多地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多数文章是探讨技巧，手法方面特色的，所论平平，重复者亦不鲜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小说美学问题的探讨。 胡经之《“红学”与美学》〔38〕从“《红楼梦》是艺术”、“艺术需要美”、“美在整体”三方面逐层深入地从美学的角度探及如何看待《红楼梦》内容之美和艺术之美的问题，思路较宽。吴调公《从晴雯之死一节看曹雪芹的美学观》〔39〕从具体的悲剧情节分析了曹雪芹由泛神思想出发表现出来的美学观所具有的三个特色，即“把悲剧美和泛神论朦胧地融合起来，加深加强了他对美与丑搏击的鲜明感受”， “在泛神论和悲剧美融成的美感中表现了一贯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色彩”， “泛神论在他的悲剧描述中形成了时间和空间境界的广阔性以及朦胧美的特色”，论述角度较为独特。吴功正《论曹雪芹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40〕、和何永康《笔在狂澜，诗触雅俗》〔41〕着重论述了《红楼梦》在小说美学方面的独特成就，梁归智《〈红楼梦〉与中国传统美学》〔42〕则从脂本、程高本的差别分析中，提出脂本的审美观是“真”，而程高本的审美观是“善”，两者高下悬殊，且有新旧之别，程高本取代脂本流传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幕悲剧，是旧审美观对新审美观进行反扑的胜利”。从美学角度评价、讨论《红楼梦》的成就意义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近年来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一方面需要有美学方面的研究者参加讨论，另一方面也需要红学界的同志注意吸收美学研究的成果，以便能使这项课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林方直《〈红楼梦〉中的实境和借境》〔43〕一文以诗家“境界说”分析作品创造艺术境界的两种主要手法，广征博引而又立足本书，细微深入，颇能予人启发。李彤《〈红楼梦〉的意境表现浅谈》〔44〕在论述作品的意境表现之后指出， “因为通过意境贯通了中国诗和画的精神，才使《红楼梦》达到了如此幽深清雅的艺术境界，打破了叙事和抒情的界限，打破了小说和诗(狭义的)的界限，打破了再现性艺术和表现性艺术的界限，打破了诗(广义的)和画的界限，打破了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界限——我们正应该从如此重复的意义上，去认识《红楼梦》的意境，也应该这样融会贯通地去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庄克华《诗化的小说》〔45〕认为： “《红楼梦》那迷人的魅力正是诗化的艺术力量产生出来的。曹雪芹成功地运用了诗化的结构、诗化的意境和诗化的语言去创作小说，打开了小说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的新路。其在艺术上的深刻影响，是很难估计出来的。”这些意见有助于将研究引向深入。 还有一些文章意在通过总结《红楼梦》的艺术经验以推动今天的文艺创作。例如周中明《曹雪芹在典型形象塑造上的新贡献》〔46〕提出三点，一是“不是从旧的传统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创造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的新人物”，二是“从描写单一的性格特征，发展为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描写人物的复杂性格”。三是“既通过日常的现实生活，创造出与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声息相通的普通人物，同时在这些普通人物形象身上，又体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刘敬圻《“淡淡写来”及其他》〔47〕从《红楼梦》描叙大事件大波澜的艺术经验的分析中说明“我国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模式，也不象某些文章所嘲弄的那么单调。古典小说中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艺术经验，对于反映我们当前的复杂世态、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复杂而又复杂的一切，并不显得已经过时。”都有一些新意。 从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红楼梦》的文章不算太多。李达武《〈红楼梦〉与〈呼啸山庄〉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比较》〔48〕认为两书主人公在对社会环境的反叛精神、性格特征以及不幸的命运方面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在充满迷恋、痛苦、钟情的纠缠与执着的追求爱情的悲剧方面，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李书鲤《林黛玉与安娜》〔49〕分析了她们在叛逆精神与悲剧命运方面同样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但两书作者的妇女观却有很大不同，托尔斯泰的妇女观是“历史的反动”，而曹雪芹却站在时代的前列。吴国光《〈十日谈〉与〈红楼梦〉》〔50〕从两书对待女性、爱情态度的异同谈到时代、社会、作者身份的差异。刘梦溪《异地则同易时而通》〔51〕比较了《堂吉诃德》的前言和《红楼梦》第一回，提出“由于历史发展轮廓的某些一致，作家经历的相似，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原原本本地从生活出发，两位异地易时的文学大师可以说出怎样相同的话来，对社会生活的概括也可以形成比较相近的结论。”比较研究的独特角度不但有助于发现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也便于将《红楼梦》介绍到国外去。但如何才能不止于肤泛的类比，似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四 作者、版本、批语、续书研究及其他 有关曹雪芹生平家世史料的稽考和研究，始终是“红学”的一大课题。张书才、高振田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探讨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这些文章包括《关于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的一些情况》〔52〕、《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53〕。美籍学者赵冈著文对这件史料提出了一些疑问。张书才《关于曹寅子侄的几个问题》〔54〕予以澄清，但这件史料与其他史料之间的矛盾之处仍待继续研究。美籍学者马幼垣《曹雪芹幼聆莎翁剧史子存疑》〔55〕对近年传出的“《龙之帝国》”一书中所载曹頫资料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疑问，介绍了他在海外多方寻求此书而无着的情况，并对传说中成书的年代、地名、人名的拼写方式问题提出了看法。徐恭时《不如著书黄叶村》〔56〕对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作了新笺，对曹雪芹身世、写作《红楼梦》的年代、地点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卞歧《曹雪芹生年及其父亲新考》〔57〕提出了“曹雪芹出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前；曹雪芹的父亲是曹荃的第二个儿子，后来入嗣曹寅”的新看法。韩进廉《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58〕一文重申旧说，并对“辽阳说”提出一些质疑。由于缺乏证据，这些考证多属于推论性质，尚难骤断。 版本研究方面郑庆山《试谈立松轩本的整理者》〔59〕认为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母本为立松轩手抄本，其整理者为立松轩或另外一个人。王惠萍、靖宽荣《浅谈靖本〈石头记〉的渊源及与其它抄本正文、批语的异同》〔60〕介绍了迷失的靖氏藏本的一些情况。胡文彬《列藏本〈石头记〉概沦》〔61〕则对列宁格勒藏本的流传、版本特征、批语等作了扼要的说明。脂评研究的文章也寥寥，陈洪《〈红楼梦〉脂评中“囫囵语”说的理论意义》〔62〕认为“囫囵语”一说“是脂评中最有独创性的命题，也是理论含义最深刻的命题之一。”它在塑造人物“流动多变的心理活动，在细腻的心理刻划中完成人物丰富的多层次性格”上有重要作用。颜慧云的《富贵语与寒酸话》〔63〕谈及脂评“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力求简朴自然，合情合理，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夸张和矫情伪饰”的问题。此外，邢莉《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64〕对哈斯宝的评语及其表现出来的小说理论作了评介。总的说来，这两方面研究都没有取得进展。 续书问题研究的文章同样不多。邱惕盈《也谈后四十回》〔65〕针对徐迟《〈红楼梦〉艺术论》一书赞扬后四十回的论点提出不同看法。张曼诚《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医药描写论续书的不足》〔66〕从医学观点指出续书一些错误和歪曲之处。张庆善《探春远嫁蠡测》〔67〕和周汝昌《正本清源好念芹》〔68 〕、《冷月寒塘赋宓妃》〔69〕二文则是对人物结局进行新的推断。 此外，彭昆仑《关于〈红楼梦〉时间进程和人物年龄问题的探讨》〔70〕一文是作者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编制软件输入电子计算机计算后写成的。这是一种新的有益尝试，但是小说中提供的佐证是否和生活中一样严格，以及编制软件时依据是否全面等，也会对计算机结论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仍然有可商榷的余地。 〔1〕 《文艺报》8 4 年第三期 〔2〕 《文艺报》84年第六期 〔 3〕 《文艺报》84年第八期 〔4〕、〔5〕、〔9〕、〔15〕、〔21〕、〔32〕、〔33〕、〔34〕、〔38〕、〔39〕、〔43〕、〔56〕、〔57〕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一辑 〔6〕 《文学遗产》84年第三期 〔7〕 《争鸣》84年第三期 〔8 〕 《福建论坛》84年第四期 〔10〕 《北方论丛》84年第三期 〔11〕 《中华师院学报》84年第三期。 〔12〕、〔30〕、〔41〕、〔45〕、〔47〕、〔51〕、〔53〕、〔60〕、〔67〕、〔70〕、 《红楼梦学刊》84年第二期 〔13〕、〔25〕、〔26〕、〔40〕、〔42〕、〔44〕、〔68〕、《红楼梦学刊》84年第一期 〔14〕 《江西教育学院学刊》84年第二期 〔16〕 《西南师院学报》84年第一期 〔17〕、〔20〕、〔23〕、〔24〕、〔27〕、〔28〕、〔49〕、〔50〕、《红楼梦学刊》84年第三期 〔18〕 《吉林大学学报》84年第四期 〔19〕、〔52〕 《江海学刊》84年第二期 〔22〕 《文艺研究》84年第三期 〔29〕 《北方论丛》84年第一期 〔31〕、〔69〕 《河北师大学报》84年第二期 〔35〕 《韩山师专学报》84年第一期 〔36〕 《河南师大学报》84年第二期 〔37〕 《河南师大学报》84年第五期 〔46〕 《文学评论》1984年第二期 〔48〕 《文艺理论研究》84年第三期 〔54〕 《江海学刊》84年第六期 〔55〕 《中华文史论丛》84年第二期 〔58〕 《文论报》1984年9月10日 〔59〕 《克山师专学报》84年第一期 〔61〕 《思想战线》84年第二期 〔62〕 《天津社会科学》84年第二期 〔63〕 《文学知识》84年第二期 〔64〕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84年第一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