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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第三期发表了应必诚的《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文章主要针对周汝昌有关红学研究的范围、目的、方向和方法等问题的意见进行商榷。周汝昌认为， “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在他的心目中，红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一、曹学，二、版本学，三、探佚学，四、脂学。应必诚认为， “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红学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 接着，周汝昌在《文艺报》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的答辩文章。他认为， “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不是应该把红学拉往一般化，而是应该有‘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 《文艺报》第八期又发表了赵齐平的《我看红学》一文。文章认为， “《红楼梦》确实是‘有其极大的独特性’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艺宝库的人物画廊，它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把我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就是《红楼梦》的‘极大的独特性’，因此，理所当然地也就是红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文章还认为，什么是红学“表面上看来是如何给红学下一个确定的界说的问题，其实是牵涉到红学向何处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21日 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