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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讨论尽管不算冷寂,但是若干与红楼主旨密切的问题,往往尚未展开。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意见。 一、色空问题 这是一个从1954年批俞运动引起的话题。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说:“《红楼梦》的主要观点是色空”,而李希凡、蓝翎的文章首先反驳这一点,文章说: 也许俞平伯先生说,“色”、“空”观念是《红楼梦》原有的,并非己创。是的,我们也承认此说有所本,甚至也承认作者的世界观有着这种虚无命定的色彩。书中许多地方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矛盾之所在。但如前面所述,评价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绝不能简单化地以作者世界观的某些落后因素为主要依据而下断然的结论,而要看作者是否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以及他的世界观对其创作的影响……人们通过作者笔下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所获得的教育不是坠入命定论的深渊,而是激发起对于封建统治者及其全部制度深刻的憎恨,对于叛逆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的热烈同情。所以把《红楼梦》解释为“色”“空”观念的表现,就是否认其为现实主义作品。 在那个时代里,由于政治的干预,自然是俞平伯不讲话而李蓝就胜利了。但问题是,“色”“空”是不是《红楼梦》的主要色彩,还是如李蓝所说是作者“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某些落后因素”而不是主要倾向?“色空”思想有没有道理,其中包含不包含科学的成份?什么是“色空”,简单地解释,就是癞头和尚所说的“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却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不如不去的好。”科学一点地讲,任何事物、任何生命都不能不变化,都是有盛有衰的,因而任何事物中都包含着空无,乐极则悲生,人非物换,不可避免。李蓝文章也承认书中“许多地方”有这种东西。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是哪些地方: (一)首先书的题目是《红楼梦》,在“红楼梦”三字中,“红楼”是作为“梦”的修饰语,中心是“梦”,即含有“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之意。 (二)书中有若干被安排为全书醒目位置的歌谣、偈语、或类似偈语的警句。如《好了歌》《好了歌解注》,再如《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这些歌谣中多是“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类的话头。再如全书分布甚广的“眼前无路想回头”、“树倒猢狲散”、“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开到荼蘼花事了”、“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样一些有如偈语的文字,这些文字一般都在书之紧要处,有画龙点睛的意味。 (三)全书主要人物,俱属于“薄命司”,无一不是悲剧结局,全书人物几乎没有逃过这个结局的。 (四)宝玉是全书核心人物,也具有浓重的“色空”思想。最后出家不谈了,第二十二回,他试图调解黛湘矛盾而不得,于是写出“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的曲子来。再如第二十八回,宝玉一听黛玉吟《葬花词》,便触景生情,往下推想:“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再如五十八回,宝玉因邢岫烟之嫁,迅速联想到红颜易老从而伤心落泪。第七十八回,因晴雯之死,宝钗搬去大观园,迎春将嫁又生悲凉之感。宝玉是一个很能体验“色空”思想的人。 (五)黛玉是全书另一核心人物,而她更是忧伤悲苦的代名词。她的形象就代表愁苦,眉毛“似蹙非蹙”,“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书上介绍她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还泪”来的。她听戏文,听到的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想到的词句诗句则是“水流花谢两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花落水流红,闲情万种”,至于她自己作的诗词,也一概是这种伤春惜春的哀伤调门。那首《葬花词》,更是集中了人寿不永,青春难驻的旋律。 书名、全书主要人物命运、关键歌谣、偈语、尤其是书中核心人物,其意向都有“色空”思想,恐怕很难用作者有一些落后思想来解释。即使说这是落后思想,虚无主义,那么,这种思想,应该正如俞氏所云,是该书的“主要思想”,这恐怕没有问题了。 何其芳在其《论〈红楼梦〉》中这样反驳俞氏:“如果作家真是相信一切皆空,相信宗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如果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他就不会以十年辛苦来写《红楼梦》,不会以许多女孩儿和儿女之情来占据全书的主要篇幅,而且写得那样有兴味,那样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激情。”这种有此则非彼的反驳方式不尽科学。《红楼梦》体现出来的这么一种如梦烟同时又如磐石的沉重哀伤和感叹,是一种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深刻的体验和感悟,是对人生短促、个人脆弱、青春难驻、人事难料、环境局促、命运多舛、红颜多薄命,努力常无用、悲剧无处不在这样一面人生真谛了解以后表现出来的一种感伤,是生命感的体验。当文学说,人是聪明的、坚强的、强大的,应持积极奋斗态度,应当扼住命运的咽喉,这肯定没错;但当文学相反地说,人是可怜的、弱小的、脆弱的、有若干消极面的、命运多舛的、有悲剧性的,这肯定也不错。人类、人生的这种缺憾,这种弱点,只能讲某些人、某些时候感受不到,但不能说它们不存在。倒是应该这样讲,只有感受到这缺憾、弱点的作品,才有成熟感、沉重感,敢于直面宿命的勇敢,从而也具有了生命的悲壮之感。 俞氏写《红楼梦研究》时可能因为太年轻,而对人生的虚幻脆弱悲剧的一面认识不够,只能以简单的叙述口气交代这个问题。50年代,那是一个热烈欢呼新制度、新思维方式而又缺乏冷静成熟而又不能容忍也几乎不愿意正视人生沉重艰难一面的时代。而在我们思想界走过70年或者说40多年艰难历程,了解了世界多极的思维方式,从而可以客观冷静回顾历史,从容讨论《红楼梦》“色空”问题的时候,再持那样简单陈述或简单否定的态度,就未免幼稚乃至于可笑了。 二、“钗黛合一”问题 这也是俞李论争中的重要论题。俞平伯先生说:“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俞氏举一有力证据,说《红楼梦引曲》中有“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字样,是曲既然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是很无可疑的。”“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李蓝文章说,这是“形式主义”的考证,“悲金悼玉”所悲悼的是全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而最主要的是指贾宝玉、林黛玉,俞文误读“引曲”了。然后又引《终生误》曲“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等诗句来支持自己,并且说,“关于这个问题,俞平伯先生即使再费几十页文章的考据,来勉强把钗黛合为一人,也是不能说服读者的。”然后又以第三十二回、第三十六回宝玉与宝钗思想不合的文字来证明钗与黛的对立,从而叛定俞氏的“合一”论是“使反面典型与正面典型合而为一”,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了。 这个问题上,似乎俞平伯不堪一击。 事情怕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先讲两点。一是“悲金悼玉”固然是指“悲悼的全体年轻一代的悲惨结局”,但这里悲悼的,更具体则是“金陵十二钗”,是以宝钗、黛玉为首的一群年轻女性,我们可以举《红楼梦曲》以及判词为证。判词十一首,曲子是十四支。但曲子有引曲、尾曲各一支,判词中第一首是钗黛合判,故而曲子中第二首、第三首《终身误》、《枉凝眉》二曲也是钗黛合咏,这样对照下来,一一斗缝合榫,无丝毫舛误。判词、曲词都是咏女性的,怎么会把宝玉包括进来?所以俞文云“金是钗玉是黛”一语无可挑剔。还可以说《枉凝眉》曲是钗黛合咏无疑,包括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对此曲亦误评。第二点,宝玉对宝钗的态度十分复杂,不能简单用“不爱”二字统括。而且,宝玉不爱宝钗并不能推定作者不肯定宝钗,宝玉究竟不是作者,只是作者书中一人物。明乎此二者,然后再来谈“合一”问题。 全书对黛钗二人的态度当然有扑朔迷离之感,扬黛抑钗处可以找到多处,扬钗抑黛也不罕见,而钗黛双咏,二者并提处亦复不少。由于三者都有,所以把钗黛关系命名为“钗黛对立”比命名为“钗黛合一”来得准确,这一点,李蓝的提法较俞说为好。但是,二者的对立是一种什么对立?是李蓝文章中所称的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的对立还是另外意义上的对立?在这一点上,李蓝文章的判定比俞氏离事实更远。应该讲,全书于“钗黛对立”方面,虽然分量上略略偏于黛玉,于宝玉情感角度上略偏于黛玉,但对宝钗仍是肯定的,并未否定。就以李蓝文章引以为据的《终身误》为例,其中把宝钗称为“山中高士晶莹雪”,这显然是肯定的意向。而“美中不足”四字,其“不足”是对于宝黛婚姻而言,但仍然是“美”,是“举案齐眉”。就二种婚姻而言,是两种“美”的比较,只不过有区别而已。 宝玉做的那个长长的梦中,还有一个叫“兼美”的姑娘,是警幻仙姑的妹妹,她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而风流袅娜又如黛玉。这个形象的出现,说明在宝玉的深层次意识里,黛钗二人都有缺陷,最好兼有二人之美才更理想。在这个意义上,俞氏的“合一”论就不荒谬了。但是,宝钗和黛玉毕竟是两个人,除了在形体、个性、行为方式上有区别以外,更重要是她们二人各有特点:宝钗理智,黛玉富于情感;宝钗善于把握现实,黛玉则比较任意率性;宝钗代表了中国传统有知识修养妇女的典范,而黛玉性格中包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那么一种伤春惜春的沉郁情性。她们二人的对立,可以演绎出情与理的对立。总之,是两种心理素质、文化承传和行动方式的对立,而这两种性格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若干根据,只不过没有她们两个特别,只是轻重多少尽有些区别罢了。 钗黛对立不仅是两个女性的对立,而是作者把生活中若干对立性人物加以典型化而创造出来的两种美的对立,从而贡献出人类一个永久的话题,这两个人物将一齐活动在古今读者的心中,而且长久地被人们讨论下去。硬要把她们划分成正面、反面恐怕既不符合作者创作的原意,也不会得到多数论者的赞同。 三、宝玉的叛逆问题 宝玉被视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这是5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观点,也是《红楼梦》被认为具有反封建倾向的基石,这个看法怕是有许多误解。 我们不妨从几个大的方面来考察宝玉。第一,宝玉不反对君权神授,他认为朝廷受命于天,不可动摇;第二,他十分尊重父权,尊重长辈,十分孝道,他经过父亲的书房要下马,桂花要先敬长辈后自己再欣赏,母亲驱逐晴雯居然未有一点怨言;第三,他对“四书”是十分尊重的,不敢对儒家经典有一点不敬;第四,他对儒教的老祖宗孔子,也十分敬重,孔子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他行动的指南。这几条不反,说他是叛逆就够不上标准。 学者讲得最多的当然是他的关于女尊男卑角度上的一些言论,说这是反封建,而且反得十分大胆。这样叙述宝玉观点也不准确。他说“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恐怕更多的是性心理学意义上的吸引,而不是反对男尊女卑。他说成年妇女“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么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凡女儿个个是好的,女人个个是坏的”,这就更不是男尊女卑,而是年轻未婚女性至上论,与反对男尊女卑有很大距离。何其芳说,“贾宝玉这个叛逆者的叛逆性”特别表现在他对“那些被压迫的奴隶身份的丫头”的“同情”上。这个说法虽然颇精巧把贾宝玉青少年异性崇拜意义上的行为转形易位到政治学角度上来,但书中描写的实际却不能帮他的忙。不错,宝玉对平儿、鸳鸯、香菱都表示过同情,她们确实是被压迫的女奴,但宝玉是不分地位,但凡是年轻女性,都一律向往的。比如刘老老胡诌出来的那个茗玉,是个乡宦小姐,宝玉就无限向往。再有,妙玉对刘姥姥那么踞傲,说她相当贵族怕是没有问题,宝玉对其向往和恭敬也尽够份量。再说,第十九回他去宁府看戏,居然怕小书房中一位画上的美人寂寞,要去望慰她一回,这真到了警幻仙子所称的那种“意淫”的阶段了。夏家是长安城中“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夏金桂是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宝玉听说“夏家小姐十分俊俏,略通文翰,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这又是什么同情被压迫的女奴?那个傅秋芳家,是个仗着贾府势力而爬上官宦位置的暴发户,傅秋芳也不是什么女奴,只因为宝玉对傅秋芳“遐思遥爱”,故而她家派来问安的两个老婆婆宝玉素来最讨厌的也沾了傅秋芳的光,受到宝玉的礼遇,这与同情被压迫女奴一点也沾不上边了。当然,宝钗劝他留心“仕途经济”,他是曾经给宝钗一点脸色看,这在书中有过一两次。但他与宝钗亲热密切的地方更加多,特别是第34回宝钗当面批评了他“素日不正,肯与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这里可是讲封建大道理了,他宝玉这回并不生气,反而“更觉比先畅快了”。甚至宝钗眼圈红了一红,他宝玉就恨不得“遭殃横死”,来换取这位被反封建论者贬之谓封建思想倾向的代表者那脸颊上的一朵红云,这与反封建论者的判断实在相距一个太平洋都不止了。 袭人也被称为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人物,许多论者也都说书中对她多持批评态度,宝玉对她也不好。可是判词中云:“枉为温柔和顺,宝玉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可惜公子无缘”。这“似桂如兰”的评语实在不低,“堪羡”,“可惜”都是十分向往的意思,只因为“无缘”,所以判词才觉得其“空”、“枉”。这个意向是十分肯定袭人的,是讲明宝玉十分向往的心情的,然而被五十年代的人一解释,这判词就成了否定袭人了。第二十八回宝玉害怕他心目中最喜爱的年轻女性迅速老去,第一想到的是黛玉,紧接着就有宝钗、袭人;第七十八回也怕心爱的人风吹云散,马上就想到黛玉,想到袭人,可见宝玉十分亲近袭人。这些与宝玉的“叛逆”形象也互相矛盾着。 诚然,宝玉与当时的主流、传统是有一些地方不合拍的,比如他怕读书,不肯留心仕途经济,不喜科举,与仆人不讲规矩。这些,是与贾政的期望,与封建正统思想有距离的,但“有距离”与“叛逆”并不相同。宝玉把读书上进称为“禄蠹”,这里有一个思想基础,就是“安富尊荣”思想。他在第七十一回劝探春说:“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对于宝玉来说,已富已荣安于这种已富已荣的位置,充分享受这种尊荣,不必再去辛苦奔忙,这就是冷子兴说的“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的那种状况。宝玉对林黛玉说:“恁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这也是宝玉安富尊荣思想的一个注脚。要照反封建倾向论者分析,这比那些留心仕途经济的人怕是更封建、更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了。其实,宝玉就是这么一种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的思想。凭心而论,我们现代人,我们自己怕读书的思想有没有,怕考试的思想有没有,厌倦烦琐的应酬,怕到场面上去打交道的思想有没有?恐怕也都有。不要把这种思想指责为安于剥削、尽情享受,也不必把它捧为“反封建”,应该把它定位于普通人的一种普遍思想,正如尤氏说宝玉“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姐姐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至于他歌咏与农民起义军对阵而死的林四娘,也只能从他尊崇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不必上纲上线,说这是歌颂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顽固派。 宝玉思想定位于青少年性心理学,定位于弗洛依德学说的实践者,定位于不思进取,企图从传统知识分子积极参预行政管理的道路逃逸,恐怕比较准确,过分拔高其思想行为就不准确了。至于吴组缃先生把宝玉与秦钟、蒋玉菡交往的同性恋行为都说成是反封建倾向,那恐怕真得算得上唯心主义了。 四、黛玉叛逆问题 黛玉被称为《红楼梦》中另一位“叛逆”,从而构成“反封建”倾向论者的另一块基石。而黛玉有关的言行有三种:一是“独有林黛玉从来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林妹妹从来不说这些“留心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不然宝玉早和他生分了。第二,林黛玉喜欢读《西厢记》一类的反映婚姻自由要求的书籍,不但喜欢看,而且熟读文句,不小心在说酒令时就漏嘴说出来了。三是与宝玉自由相恋,不遵守封建婚姻规矩。但对于第三点,往往没有被给予太多的注意,因为崔莺莺、杜丽娘她们已经这样做了,而宝玉和黛玉,“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因为那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何其芳语,笔者注)重点落在前两点上。 关于黛玉不劝宝玉立身扬名的问题,在讨论宝玉问题的上一节,已经涉及到。宝玉之不肯读书,不愿科考,不想入仕途,并非什么叛逆,那么,黛玉之不劝,也就不存在什么共同反封建之说。就象时下人老婆不激励丈夫留意仕途、不去考博士并不是什么反对政府一样。说明黛玉不热心功名、不要求爱人拼命上进而已。而且“林妹妹从来不说混帐话”的说法也不可太认真,好象黛玉也说过与宝钗、袭人划不清界限、区别不大的话。比如第十九回劝宝玉不要去淘胭脂,比如第三十四回劝宝玉不要与丫头调笑与蒋玉菡之流往来,她说,“你从此可都改了吧”。第七十九回宝玉不肯会孙绍祖家来人,黛玉一边咳嗽一边说:“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的……”这些话,黛玉说了宝玉就不生气,而钗、湘讲了,宝玉就生气,大概因为黛玉与宝玉特别亲近,面子比较大吧。宝玉这样的话不大靠得住,不能以他的话作为立论的全部根据。黛玉喜欢读《西厢记》一事,除了第二十三回,还有第三十九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五回、第四十九回四处写到有关问题。第三十九回是黛玉不小心说酒令时漏说出《西厢》、《牡丹》诗句。后来三次描写情形就大不相同,回目就题曰“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劝黛玉的话是“兰言”,黛玉入迷《西厢》是“疑癖”,黛玉听宝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垂头吃茶,心下暗伏”。第四十五回,黛玉再一次心悦诚服向宝钗检讨,“金兰语互结金兰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经古语“金兰”二字即二人思想相同,现在是黛玉完全赞同宝钗。到第四十九回,宝玉与黛玉在宝钗背后一同赞同宝钗,用“反封建”倾向论者的判断方式,则应是一对叛逆者皈依封建思想。其实就是宝黛认为宝钗坦诚,他们两个形象本来就不具有那么强的政治倾向。只因为已经贴上政治标签,所以这三回书,倾向论者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仿佛这些文字《红楼梦》没有写过一样。如同何其芳先生把宝玉向往年轻女性看成叛逆,他又把黛玉易于流泪、易于悲伤的性格看成是黛玉的叛逆。何其芳说:“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都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她却仍然并没有屈服,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打碎封建主义对于她心灵的桎梏,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何的判断仍有“移位”,仍有把性格描写,文化背景描写移位向政治描写的痕迹。 黛玉的悲苦,应当是一个谜。她的命运并不比书中若干人物更糟糕,比如说湘云,更不论晴雯、袭人、鸳鸯、香菱了。作者曾把这种悲伤解释为“还泪”,完全是恋爱方面的原因,这也不科学。晴雯、袭人与宝玉也有感情问题,并不见她们表现太多的悲伤。“还泪”说的迷信色彩太强,亦不足为据。黛玉悲苦情绪的原因如何定位,何其芳先生曾经广泛搜寻,认为社会原因是根据。我以为不足为据,因为大观园中苦命者甚于黛玉者多多,并不如黛玉悲苦。黛之悲苦更多是心理原因,是文化背景原因。黛玉之葬花,俞平伯考证为源于唐寅,黛玉的《葬花词》与唐寅《花下酌酒歌》亦十分类似。这种悲哀愁苦,不属于政治学范畴,而属于心理学范畴、文化学范畴、人类学范畴。中国古代诗文中,哀伤人寿不永、青春不驻的作品连篇累牍,大概就是黛玉诗词的风味。我曾经留心收集了一下古代文学作品此类题材的诗歌,数量之多惊人,都是一种思想,几乎是重复咏叹,然而人们不嫌重复。其实,黛玉的诗词,重复性也很严重,但人们一概不计较。我说,这就象女人听赞美其容貌的言词不嫌重复,母亲听儿女的呼唤不嫌叠加,球员听为其加油的声浪不嫌喧闹一样。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毛病,一种挥之不去、时时威胁人们的一种忧思,所谓伤春惜春情绪。黛玉形象用泪流不止、用葬花、用反复伤春惜春的诗词和她的性格完成了这么一种用小说、用人物形象形式具化伤春惜春情绪,从而时时触动人们心灵深处挥之不去,时时浮起而历久不能衰息的这根生命短促、脆弱、尤其是必然消亡的弦,弹出生命哀伤的歌曲,这恐怕就是黛玉形象较之宝钗形象十分不现实、十分不实用、心理卫生状况特差然而偏偏又得到人们几乎无理由的偏爱的深层次的蕴涵。我是这样解释黛玉形象哭哭啼啼、窝窝囊囊然而又深受古今读者厚爱的原因。我以为作者塑造黛玉形象很有一点现代象征主义的味道,很有一点《等待戈多》、《变形记》那种几乎不合常理的强调的色彩的。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读孔尚任《哀江南》、马致远《秋思》、苏轼《酹江月》、读李白《将进酒》、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以及读若干类似的文学作品,知道它们是一个调门,为什么仍然不自觉被吸引?是不是人类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已经把这种人寿不永、青春易逝的恐惧和忧伤沉淀到我们潜意识的神经当中去了,成为人的本性、人的根本特点了?黛玉形象的秘密,我以为就在这种地方,而主要不在其叛逆和遭遇不幸、爱情难遂方面。 这里只选择以上四个问题简单分析,其实要谈的问题甚多。笔者于此有《〈红楼梦〉人物新论》,已由三秦出版社去年八月出版。我的总的意见是,《红楼梦》一书,政治学意义上的内容固然有,但毕竟不是主要的,它主要是从人类学、伦理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这样一些角度切入生活的。以前的红学评论显然抓住了在全书中所占成份不多的政治学因素,当时这可以说是发现。但是有太多的夸大、移位、渲染、变形,最后把它说成是政治性很强的小说,这就不对了。“有”不是“是”,海水中有盐,但海水不是盐。《红楼梦》中有一些内容与封建主义不合,但《红楼梦》中封建的因素恐怕比反封建的相对更多一点,虽然它们二者在书中都显得单薄稀少。 因此,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以及再向后研究中形成的若干定论是很可怀疑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不妨从更实际、更广泛、更科学的角度去讨论研究《红楼梦》,应该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而不是说红学研究已臻尽头,后来者已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原载：《烟台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