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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3日,作家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红学类新书首发式,共推出三部新书: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艺术的魅力》、邓遂夫先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四卷集、梁归智先生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八十八岁的周汝昌先生一开头就说:“今天因身体不适,来晚了,之所以一定要来,是向终于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的邓遂夫表示深深的祝贺。”还说:“回想2000年底,遂夫的甲戌校本出版,我曾表示,这是‘红学在新世纪的好兆头’。当时我就问他,庚辰校本什么时候出。遂夫说尽快。我那时预料,起码要五年时间。现在证明我预料到了。”一向乐观开朗的周先生,说完这话,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参见《北京晚报》2006年4月23日《周老说五年就五年》)。 邓遂夫何许人也?他的人生经历如何,他是怎样走进红学领域并硕果累累的,又是怎样与档案文献结下不解之缘,并据此考证破解红学迷疑的呢? 特殊的人生经历 邓遂夫1943年1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坟堡,祖宗三代都是盐工、平民、文盲。在他三岁时父母离异,后随父漂泊生活。上初中时父亲溘然长逝,他成了孤儿。靠着学校每月5.50元助学金和街道每月2元困难补助以及自己打零工,邓遂夫读完了初中。后来他被好心的音乐老师推荐报考了自贡文艺学校,结果以男中音被录取,又阴差阳错地编入了舞蹈班。从进校第一天起,他就边学边干地排练国庆晚会节目。节目演出后,艺校改成了自贡市文工团,后来又更名为市歌舞剧团。他在团里什么都干,唱歌、跳舞、演歌剧、演话剧、搞舞美化妆,后来专搞创作,写歌词、朗诵词、报幕词,也写剧本。 在邓遂夫的人生经历中,有过三次比较下功夫的自学经历: 第一次是“文革”前两三年,那时他已是市里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了,正准备在写作上大干一番,没想到他随歌舞团一部分人到工厂农村去劳动锻炼。他趁机向老同学借来大学教材,同时从新华书店购买一些相关的教科书,抽空进行自学,比较系统地学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哲学、美学、修辞学、逻辑学等,按他自己的话说“还真算得上读了一回大学”。 第二次是在“文革”后期。当时他对“文革”已经从最初的狂热变为厌倦,决心摆脱一切干扰,包括辞去借调到政府机关和报社所担任的职务,借口要回歌舞团集中精力搞创作,实际上是借此机会找出更多的时间躲进书斋,埋头攻读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到近现代的中外文学经典和文艺理论经典。这是他生命中一次真正的脱胎换骨。后来四川大学到自贡招生,他轻松地通过考试,被该校中文系录取了。可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失去了这次进入正规大学的机会。 第三次是1978年至1983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各类书籍大量出版发行。他对一些比较偏僻的学科如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刚刚从国外引进翻译的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等众多领域的新思潮。正是这个阶段,他萌发出给歌舞团创作一部关于曹雪芹的歌剧的念头(后来该剧以《燕市悲歌》为名搬上舞台),因此也就迷上了红学,而且一下子就钻得比较深。 从文本、文献、历史档案进入红学 1979年春节前后,邓遂夫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时隔一个多月,他就写出了3万多字的第一篇红学论文《曹雪芹续妻考》。这篇论文在《红岩》文学季刊上发表后反响很大。之后他又相继写出了《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影响较大的红学论文。为什么邓遂夫刚通读《红楼梦》就有如此神来之笔,快速写出这些高质量的论文呢?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正式通读《红楼梦》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预先搜集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献、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当时他查阅这些资料非常艰难,是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资料仍难找到。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校订本他就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他好不容易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录。他就是这样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文献、档案史料及各家各派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的。正如邓遂夫本人所说:“当《红楼梦》通读完毕,我脑子里形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已经有把握去论证解决的文章题目,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踏入红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和新文章可以不断问世的真正原因。” 从文本学、文献学、历史档案入手进入红学研究,并且硕果累累,在当今海内外的红学家中,恐怕少有邓遂夫这样的独特经历和方式。 凭据档案文献考证红学迷疑 《红楼梦》从问世到现在已有两百多年,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产生了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又是“一座罕见的文学迷宫”(邓遂夫语),充满着许多迷疑,给世人留下了无数悬念。邓遂夫以他近三十年的潜心研究,凭据档案文献资料,考证破解了这一“迷宫”中的一个个迷疑。其主要成果已先后收录于《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出版)、《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出版)。限于篇幅仅讲述一个问题: 关于曹雪芹的家世问题,过去较长时间红学界许多人都认为:其父曹頫被抄家的直接原因是“骚扰驿站”。 540)this.width=540" align=right vspace=5> 1982年10月在上海全国红学讨论会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了关于新发现曹家满汉文档案史料的专题报告,其中着重介绍了涉及曹頫被抄家问题的两件档案:一件题为《刑部为知照曹頫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另一件题为《刑部为知照查催曹寅得受赵世显银两情形事致内务府咨文》(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档案史料,有的学者由此得出结论:“曹頫被抄家的直接原因是骚扰驿站”。这一观点旋即又被新华社电讯和国内一些主要报纸作了公开报道,正式称这是找到了“曹頫为何获罪,曹家为何被抄”的“新的答案”。然而,在参加会议期间,邓遂夫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不久邓遂夫在《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上读到了这批新发现档案的汉文原件全文,他结合以前对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出版的《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简称《曹家档案》)的细心研究,更进一步肯定了对上述观点的质疑。对此他根据掌握的新旧档案史料,作了全面认真的分析,认为:“骚扰驿站”之事,虽被雍正皇帝斥为“甚属可恶”,但毕竟只是经济上的“背公营私”,所涉及也不过三四百两银子。以区区三四百两银子的经济犯案而致封人家产,这在雍正皇帝的行事中绝然找不出例证。从档案史料来看,雍正五年十二月四日雍正下谕旨将参与“骚扰驿站”的三处织造官员交部严审,随后又下谕旨派隋赫德接管江宁织造事务(这两道谕旨见《曹家档案》183、184页),在这两件“谕旨”档案材料中均无抄家之意。如果“骚扰驿站”真是抄家的直接原因,那么在上述的两道“谕旨”中便会有所反映,不仅上述两道“谕旨”中没有迹象,在新发现的这两件档案中仍然也没有一点迹象,然而相反的结论却在过去已知的《曹家档案》中记载甚明。 在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份题为《上谕着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的满文上传档中,明白记载着“曹家因何被抄”这段公案(《曹家档案》185页)。因这件满文上传档是迻录自雍正皇帝的“谕旨”,故宫博物院出版时即把开头的“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误断为一整句,这就滋生了一个误会,似乎雍正给曹頫定下的罪名是两条,一是“行为不端”,一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有的学者正是按这样的错觉将其与新档案史料挂上钩,以为雍正下令查封曹家的罪名即包括了“亏空帑币”,又包括了可以任意解释为“骚扰驿站”、“御用褂面落色”之类的“行为不端”,因而主观臆断地塞进了“骚扰驿站”的内容。邓遂夫认为这段文字的正确标点应是:“江宁织造曹頫,行为不端。”――这里必须打上句号,这是雍正查封曹頫家产唯一的罪名。什么样的“行为不端”呢,雍正接下去说了:“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应尽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可见,“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这件事,才是雍正所谓“行为不端”的要害,也即是导致曹家被抄的直接原因。 自树“草根红学” “草根”源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的“草根文化”这个概念,邓遂夫把它借用过来界定自己的红学研究,含义为“非主流化、非正统化,边缘化、民间化”的红学研究。 2004年11月5日,东方出版社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46号,专门为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出版举行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李希凡、周海婴、沈昌文等学术前辈,会上还宣读了周汝昌先生《贺邓遂夫新著<草根红学杂俎>问世》的一首诗:“双百光辉日月长,群言终胜一言堂。草根雨露皆芳草,红紫花王藐霸王。” 与会的专家学者肯定赞赏了邓遂夫近三十年对红学的研究:不从某种观念理论出发,而是从文本出发,从文献考据、档案史料考证入手,在“下死功夫”、“坐冷板凳”、踏实刻苦钻研的同时,运用逻辑、形象、灵感思维而形成的“非主流化、非正统化”而又“边缘化、民间化”的草根红学研究。 原载：《中国档案》2006年12期 原载：《中国档案》2006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