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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小说发展至明末清初，才子金榜题名后与佳人洞房花烛的大团圆结局已成为小说的固定情节模式，这种大团圆结局，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因原，但更多的是作家怀才不遇寄希望于作品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使然。借文学作品抒写人生理想固然可以，但如果对理想的描画近乎于偏执，乃至于使大团圆结局失去了存在的生活基础，那么千篇一律的大团圆便有了美化现实、粉饰生活之嫌，理想也便成为梦想和空想。这也是此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引起当时社会关注和招来后人非议的原因之一。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这一点上不仅没有因袭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套路，在反映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上毅然回归现实，并且在清醒的悲剧意识的支配下，将《红楼梦》创作成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1]的悲剧，使《红楼梦》无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还是美学价值的发掘，都远远高出了才子佳人小说，成为当时文坛及中国小说史上的顶峰之作。 《红楼梦》全篇叙写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悲剧，即封建贵族世家美丑同归的家族悲剧、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的诸多年轻女性不幸命运的女儿悲剧。作者曹雪芹是在家世遭遇变故后，以悲悯的心态和冷静的思考之余写作这两种悲剧的，作品既有作者家世的艺术再现，也有对家族没落的深刻思考，正是这种反思和感悟，使作者对悲剧发生的不可避免性和挽救的不可能性进行毫不虚饰地描写，从而使作品在浓郁的悲剧气氛中完成了对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的揭示。 家族悲剧，主要以贾府的衰亡过程为描写对象。作者从家族的自我解剖入手，详细地记述了这个康乾时期勋臣世家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丧葬嫁娶、迎来送往，也包括福寿筵宴、权诈机变，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家族衰亡的真正原因。小说第二回中冷子兴对贾府的现状及命运的分析可谓是十分全面透彻的概括：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作者借冷子兴之口，从荒淫、奢侈到后继无人，从物质基础到精神世界，全面而深刻地道出了这个贵族世家衰败命运的不可避免。事实上，贾府的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荒淫，是作者所毫不掩饰地揭示的贾氏家族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小说第六十三回写宁国府的老太爷贾敬去世，贾珍、贾蓉父子赶到铁槛寺奔丧，“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柩前稽首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确实像孝子贤孙。可稍一有空，贾蓉便跑去和两个姨娘打情骂俏，又当着姨娘的面抱着丫头亲嘴，丫头“恨的骂”他，他居然当着众人面说：“从古至今，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即便是素有“凤辣子”之称的王熙凤之夫贾琏，也会趁着凤姐做寿之便不顾女儿出痘子惧不洁，便和仆人鲍二的妻子百般淫乐；后来见贾珍的小姨子尤二姐漂亮，又逼着尤二姐的未婚夫退亲，瞒着凤姐娶了尤二姐作妾。如果说贾蓉、贾琏的行为是被贾府最高权威贾母所谓的“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理论所容许的话，那么，“胡子苍白了”的贾赦竟让老婆去母亲贾母跟前讨要丫环鸳鸯作妾，则表明贾府这个外表庄严的勋臣世家，不管容许不容许从老到小都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贾府中的老奴焦大对府中的这些荒淫的现象曾痛恨地哭骂过：“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连生活于贾府之外的柳湘莲也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可见，贾府里的荒淫现象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作者正是借焦大和柳湘莲之口对这种荒淫无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奢侈，是作者所着重展示的导致家族败落的又一因素。不说贾府内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日常生活中穿金带银、借各种名目大排筵宴，单说秦可卿之丧事和元妃省亲两事，便可知贾府奢华糜费的程度。可卿出殡，用的是一千两银子无法买到的棺材，还有一百零八位和尚拜忏，九十九位道士打醮，一百二十人打杂，除此之外，又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买通内监为贾蓉捐了个“御前侍卫龙禁尉”的官衔。元妃省亲，具体花费了多少银两作者没写，但一边是大兴土木地“堆山凿址，起楼竖阁”来修建省亲别墅，一边是大量置办珍饰古玩，连元妃看了也叹道：“太奢华过费了。”奢华糜烂的生活使贾府终于到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昔日钟鸣鼎食的贾府终于彻底地败落了。 后继无人，是作者所突出描述的致使家族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不说老一辈的贾敬访道炼丹希求长生，结果白白送了性命，贾赦作威作福，恣意享乐，单说年轻一代的贾珍、贾琏、贾蓉等可以拯救贾府于危机的人，却沉湎于酒色，丝毫没有廉耻。在贾氏家族的男性中，只有贾政似乎是个“端方正直”、“谦恭厚道”的人物，但头脑古板，迂阔无能，除了板着面孔训斥宝玉甚至大加笞挞外，对贾府江河日下的局面也是一筹莫展。贾府中唯一有灵性的男性宝玉，却“行为偏僻性乖张”，既鄙视功名富贵，把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不但痛恨那些“浊沫渣滓”的男人，大加赞赏那些聪明灵秀的女子，而且还一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追求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爱情，其背离文人的传统人生路之彻底，追求爱情之执着，以至于最后与家庭决裂而出家为僧。可以说，一代勋戚贵族之家的后人中，没有一个可以承担起重振家业大任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形势只会为家族悲剧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贾府在这些儿孙们的荒淫堕落、奢糜挥霍、反叛背离中走向了末日。[2] 当然，作为曾经生活于此环境中的作者，曹雪芹在如实地再现家族悲剧发生全过程并客观揭示其产生的原因时，对家族悲剧命运也充满了悲悯和哀挽之情，因此，在作品中也试图塑造几位可以“齐家”的女性，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凤姐治丧、探春理家，皆是作者为摇摇欲坠的贾府推出的补救之人与补救之药方，但是，作者也冷静地写下了贾府补救无望的结局。凤姐的才干虽是“男人万不及一”，可是她在大刀阔斧治乱治弊的同时，也干出了弄权铁槛寺收受贿赂，肥己害人的罪行，这就说明她的本质与贾氏家族中的男性并无区别。探春确实有“补天”之志，她的开源节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的确显示了她的识见与才干，但她的庶出的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拥有凤姐那样的权威和地位，补救之方不仅没有扭转危机，反而带来了大观园内仆女婆子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治理大观园的初衷却招来了大观园的被抄检，大观园从此萧疏衰败下去了。作者非常清醒地写出了他不愿见到但又不能回避的事实：“金紫万千难治国”的贾府爷们固然是一群废物，“裙钗一二能齐家”的期望，也不过是一场梦想而已，重振补救之梦既无法通过男人来实现，也难以让凤姐、探春式的女人来完成，贵族之家整体毁灭的悲剧不可逆转地上演了：元妃薨逝、宝玉疯癫、黛玉魂归、探春远嫁、宁国府遭抄、迎春故世、贾母逝去、鸳鸯自尽、恶奴招盗、妙玉遭劫、赵姨娘中邪、王熙凤死去、惜春出家，最后宝玉也离家出走，做了和尚，真正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至此，作者的悲悯、哀挽之情已完全化为清醒的悲剧意识，毫不讳饰地完成了对“一个真实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的描述。 女儿悲剧，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中心的一群年轻女性的不幸命运为描写对象。由于女儿悲剧都是围绕着“情”或联系着“情”(主要是爱情婚姻命运)展开，所以女儿悲剧又可谓之“情”的悲剧。《红楼梦》第一回叙述创作缘起时，作者曾宣称本书大旨不过谈情，而且又重在为情中的女方昭传；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作者以饱蘸血泪之笔创作了众多的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对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年轻女性的品貌才智与其悲剧命运之间的反差进行了象征性、隐喻性的描述与暗示，并定下了‘悲金悼玉’和‘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基调”[3]。 “悲金悼玉”主要围绕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悲剧和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展开。宝、黛爱情是作者所倾情描写的青年男女之间纯真、美好的心灵之爱、知己之爱。他们爱情的产生、发展乃至于最后被毁灭，虽有“木石前盟”的神秘色彩，但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体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有着共同的志趣、爱好，对封建礼教有着一致的蔑视，对至真情感有着一致的追求，因此，他们的爱情已超出了家族利益规范和封建伦理规范，具有了超越本时代的叛逆色彩。可这种闪耀着新思想火花的爱情，不可能被家族所承认。宝玉的不喜八股文章、不求功名富贵的“偏僻”行为，“重情不重礼”的痴呆想法，再加上黛玉的无财无德且孑然一身、体弱多病且孤标傲世，二人的婚姻绝对不符合贾氏家族的利益。因此，封建家长选择了“德言工容”俱佳的薛宝钗作为宝二奶奶的人选，并毅然毁掉了宝、黛之间的至真爱情，成就了宝钗与宝玉的婚姻。尽管宝玉和宝钗之间也有“金玉良缘”的“神话”，在宝玉与黛玉心灵达到默契之前，宝玉也确实对宝钗有好感，可他们之间存在的严重思想隔阂，使宝玉最终情归于黛玉。所以，尽管由封建家长成就的宝玉与宝钗的婚姻，更合乎贾府的家族的利益，也更合乎封建礼法的要求，但却是一桩无爱的婚姻，因为宝玉的心已追随魂归离恨天的黛玉而去。封建家长造成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也酿成了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婚姻悲剧，黛玉“红消香断”，宝玉抱恨终身，宝钗也并未从“金玉良缘”中得到幸福。“木石前盟”是没有婚姻的爱情，固然可悼；“金玉良缘”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更是可悲。对宝玉来说，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哀。《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核心，似正在于此。故《终身误》曲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围绕“悲金悼玉”所展开的宝、黛爱情悲剧和钗、玉的婚姻悲剧，可谓是《红楼梦》中众多悲剧中的悲剧。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是作品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所饮的茶与酒名，脂砚斋批谓二语恰为一对，暗喻“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就是说，太虚幻境中的千红万艳，亦即《红楼梦》中的所有年轻女性，而“一哭”、“同悲”实际是对这些年轻女性悲剧命运作出的预示。作者曹雪芹在具体情节的设计上，不仅对这些女性的不幸命运给予了描写，而且还将贾府中“洁净女儿”作为青春、美和爱的象征，[4]对她们被毁灭的悲剧重点加以描绘和哀悼。这些女儿既有身份高贵的小姐，也有地位卑下的丫环、女伶。婢女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的悲剧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心比天高”的晴雯，因“风流灵巧”而遭人毁谤，抱屈而亡；“温柔和顺”的袭人，自觉地与封建礼法保持一致，却也是“空云似桂如兰”。其他的人也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司棋因情被逐，自撞身亡；芳官等十二女伶遭人陷害，被迫“斩情归水月”，鸳鸯抗婚，贾母死后只得自缢而死。身份高贵的小姐也没能因地位高贵而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黛玉背叛了封建礼法，为情而死；宝钗严守礼教，却也成为“金玉良缘”的牺牲品；贵为皇妃的元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在宫中消尽了青春；懦弱的迎春，误嫁“中山狼”，难逃一死；探春虽有齐家之才，却不幸生逢末世，远嫁他乡；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出家为尼；湘云尽管“厮配得才貌仙郎”，但“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重现“幼年时坎坷形状”。总之，《红楼梦》的女儿悲剧构成了一个无可逃遁的命运之网，无论贵者贱者强者弱者逆者顺者都陷没其中，最后真正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不论是为“悲金悼玉”而创作的宝黛爱情悲剧，还是为“千红万艳”的命运而哭诉的女儿悲剧，都是在家族环境中发生，随着家族悲剧而发展，最后又随着家族的灭亡而结束。不言而喻，这些纯洁女儿的悲剧产生与这个家族有着直接关系。作者在客观记述这些女儿悲剧命运的过程中，也揭示了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以贾氏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制度及封建文化下形成的习惯思维及心理。晴雯抱屈夭亡、鸳鸯自缢、司棋自撞而死，黛玉为情而死、宝钗牺牲于礼教等等，都与封建礼教、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心理有直接联系。 女儿的悲剧，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青春、美、爱和一切有价值的生命的悲剧。作家将其纳入家族悲剧的框架，并使其与家族的毁灭一同结束，这表明，作者对家世变故中的闺友闺情进行追忆、对自我情感经历进行思索最后得出的结论，与他对家族悲剧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悲剧无法避免。如果说，贾氏家族作为末世的腐朽事物的象征，其毁灭的命运是必然的，那么，“洁净女儿”作为青春、美、爱和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的象征，其毁灭的命运也无法避免，就说明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腐朽家族连同其中的美好事物一同毁灭的悲剧已无可挽回，于是便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彻底的悲剧意识，让这个家族内的美与丑、善与恶最后同归于尽。 家族悲剧与女儿悲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悲剧构成了《红楼梦》的整体悲剧，整体悲剧所承载的哲理意蕴要远远大于每一种性质单一的悲剧。它既通过两种性质的悲剧让读者感受到了一个家族腐朽败落、美丑同归的不可避免，也揭示了两种悲剧所共同承载的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 曹雪芹对悲剧的演绎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它不仅全面展示了一个家族命运无可救药的“末世”特征——腐朽、堕落，享乐、麻木，也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末世中滋生的新生事物——以个人情爱为基础的宝黛爱情所代表的平等、自由、人性和博爱。但末世时代，“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5]新生事物被扼杀，这是时代的悲剧。由家族悲剧和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的女儿悲剧构成的《红楼梦》的整体性悲剧，便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 悲剧的时代造就了时代的悲剧，腐朽的势力阻扼了新生的萌芽。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会发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的悲剧都是恶人的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相反，有许多悲剧都与时代因素关联不大，正如王国维所言：“金石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6]而“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当指中国几千年来积淀而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它强调个体与社会交融互摄、个体对宗族、国家的义务的同时，也造就了个体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甚至失去自我的人格，而失去自我的个体便会自愿、自觉地服从于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伦理文化造就符合其规范的个体生命，最后被这—种文化吞噬，这是文化的悲剧。《红楼梦》中的许多悲剧尤其是女儿们的悲剧则很好地揭示了这种文化悲剧。无论是迎春的善良懦弱、逆来顺受，最后被“中山狼”折磨致死，还是宝钗的自觉严守礼法，服从道德规范，成为典范的“淑女”，最终也没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她们的悲剧都是伦理文化造就的典型的人格悲剧。 《红楼梦》的整体悲剧折射了时代悲剧和文化悲剧，这是作者在悲剧意识支配下创作的《红楼梦》的深刻之处，也是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家执著描写理想的人生之梦所难以达到的。如果说，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在现实社会中怀才不遇，但并未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而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借小说来描述理想人生，故大团圆是作者梦想的表述，那么，《红楼梦》的悲剧创造，则是作者在经历和观察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及荣枯无常的历史与现状之后，陡然梦醒，带着无奈和感伤来追忆一个美好的梦想或者说是记录一个美梦的破灭，故《红楼梦》的整体悲剧，是作者梦醒后的彻悟。这种彻悟，是作者对社会、人生思索后，抛开了廉价、虚伪、乐观的幻想之后的觉醒。尽管觉醒后的作者仍将“梦幻”、“色空”意识作为结构全书的观念外壳，但这并不影响他毫不讳饰再现悲剧全过程，并将自己对时代、文化、社会、人生的思考融入创作中。如果说，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描绘的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理想蓝图，因此，使小说在反映真实、丰富的现实生活上显得贫乏，使小说的社会价值大打了折扣，那么，《红楼梦》的作者在梦醒后的悲剧意识观照下，不仅再现了“一个真实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而且赋予了悲剧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文化内涵。因此，《红楼梦》的整体悲剧，较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也更会引起读者理性的思考，因而也更有社会价值。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是作者对重和谐、以好求乐的传统民族心理影响下的小说思维的继承，那么，《红楼梦》的悲剧创造，则是作者对古代传统小说思维的突破，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审美习惯和欣赏情趣的冲击和突破。因此，从小说美学意义上讲，《红楼梦》的悲剧创造，较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红楼梦》的作者摒弃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套路——大团圆的情节模式，在清醒的悲剧意识观照下进行悲剧创作，展开对时代、文化的批判，取得了远远高于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成就。悲剧成就的取得也许是作者没有预料到的，但《红楼梦》确实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荣居中国古代小说之首位，更以其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为人们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思考，这是《红楼梦》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也是一位人类精神关怀者对人类的贡献。 注 释：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卷9，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参见张俊《清代小说史》，第378—37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唐富龄《〈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第8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433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杜，1993年版。 [5] 陈惠琴、张俊《红楼梦》(“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第85册)第4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12页，北岳文艺 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邮编：200234。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1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