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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欧阳健、曲沐、陈年希、金钟泠等四位先生校注的程甲本《红楼梦》（以下简称花城版），这无疑是《红楼梦》版本史上值得称颂的一件大事。中国新闻社为此专门编发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高度评价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这部程甲本《红楼梦》，并谓“被贬抑、诋毁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典文学名著程甲本《红楼梦》，经过近年红学界争辩之后”，将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不料，《光明日报》1994年4月9日第三版发表了著名红学家吕启祥先生的文章《立此存照——关于程甲本〈红楼梦〉的“首次”出版》（以下简称吕文），严厉指责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真实”，失去了“学术工作最基本的品格”云云。 吕文所针对的当然不仅仅只是那篇新闻稿，而是指向花城版的；它所涉及到的又不仅仅只是花城版本身，而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原则性争论和红学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例如，吕文认为程甲本现在已经没有受到贬抑了，指出“个别或少数人对程甲本持贬抑以至否定的学术见解是有的，但不能以此涵盖整个红学界和学术界”。显然，如果说“整个红学界和学术界”都在贬抑和诋毁程甲本，那的确不是客观的态度；但究竟是谁在什么地方说过“整个红学界和学术界”都在贬抑和诋毁程甲本呢？至少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没有说过这种话，欧阳健先生为花城版撰写的《前言》中也没有这样说。然而如果说半个世纪以来仅仅只是“个别或少数人”贬抑程甲本，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事实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贬抑程甲本一直是新红学的主流。这种贬抑不仅从未停息，且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至八十年代已形成高潮。从版本演变的角度看，其标志便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1982年“新校本”正式取代流通多年的程高本；而从红学研究的角度看，别的不说，单只否定后四十回的论著就真正算得上是“遍地开花”了，而声讨后四十回不也就是贬抑程甲本吗？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说明贬抑程甲本的实在不只是“个别或少数人”；恰恰相反，肯定程甲本的才真正是“个别或少数人”。在这“个别或少数”肯定程甲本的论者中，真正高度评价程甲本的历史地位、坚持维护《红楼梦》的艺术完整性的更属凤毛麟角；多数肯定者实际上只是着眼于肯定程本的前八十回，而对后四十回的肯定则只是“喜马拉雅山”比“泰山”式的肯定，或者与《后红楼梦》等几十种续书相比较中的肯定，就在这相对肯定的同时仍念念不忘一有机会便狠狠诋毁几句。如若这样的概括不算言过其实的活，那么这样一种状况，难道真如吕文所说“整个红学界和学术界”已经对程甲本作过“充分的评价”了吗？即以吕启祥先生本人来说，贬抑程本的文字早已历历在案（参见朱自力《不要轻易否定原通行本〈红楼梦〉兼与吕启祥先生商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怎么能说仿佛自己从来就没有“贬抑”过程甲本呢？ 程甲本长期以来是否受贬抑以及至今是否已不复再受贬抑的问题，大量事实俱在，红学爱好者也都心中有数，不必赘言。这里使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关于“首次”的问题；也就是说，花城版是否配称建国以来“首次”推出的程甲本《红楼梦》？可以看出，吕文对“首次”二字颇为不满，大加笞挞。不错，如果我们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花城版之前的确已有过几种程甲本系统的本子面世，吕文所列几种全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不只满足于这种表层性的关照，而是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探究，便不难发现，花城版和吕文所列四种“程甲本”有着本质的区别和根本的不同。比较起来，称为“首次”出版的程甲本《红楼梦》，花城版是当之无愧的；这种“首次”之功不仅弥足珍贵，而且很值得赞赏。我们以为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花城版实不愧具有“首次”之功。 第一，花城版“首次”还程甲本以真本地位。 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红楼梦》，究竟什么本子才是它的真本？从版本演变的历史事实出发，程甲本是《红楼梦》的祖本，也是真本，这本来不成问题。程甲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是《红楼梦》的第一个刊本。程伟元《红楼梦序》说：“《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有称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程序详述了程甲本的搜集整理情况，高鹗的序言则进一步证实了程序所言的真实可靠性。毫无疑问，程甲本是程高广采乾隆时期传抄本校勘整理而成，无论它的长处和短处，优点与缺点，正确或讹谬，除去校排上的误失之外，都是乾隆时期传抄本的忠实反映，我们是可以完全信赖的。程甲本当然不是根据曹雪芹的原稿本直接排印的，我们固不能轻易说它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子；但在曹雪芹的真笔手稿再也不可复得的情况下，乾隆时期传抄本便是较接近曹雪芹原稿的真本，而据此校勘整理而成的程甲本也就理应视为较接近曹雪芹原稿面貌的真本了。正因为如此，程甲本出版伊始便立即获得社会历史的绝对认可，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和热烈赞赏。程甲本也由此取得《红楼梦》版本正宗的崇高地位，成为后世所有版本的真正祖本，畅销海内外达二百年之久，不仅促成了作为当今显学之一的红学的诞生、发展和繁荣，也推动了整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红楼梦》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整个民族值得骄傲的宝贵财富，这种生动局面便是程甲本开创的。程甲本取得《红楼梦》真本的崇高地位，并不是以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历史裁夺、社会认同和读者选择的结果。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我们承认与不承认的问题；我们承认是如此，不承认也是如此。 花城版的校注者正是有着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他们绝不是以个人的好恶为取舍，而是坚持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从错综纷繁的文化景观中深入开掘程甲本的真实历史价值，“首次”明确地将程甲本作为《红楼梦》的真本推荐给广大读者。这正如欧阳健先生代表校注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可以说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以展示程甲本的精神面貌、恢复程甲本《红楼梦》原本的权威为目的的本子。”校注者之志在恢复程甲本的原貌，维护程甲本的尊严，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可贵的历史意识，他们才能“从《红楼梦》版本存在的全部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联系出发，运用古籍版本学和古代小说版本学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去对它进行研究”，从而认定“程甲本是《红楼梦》的真本”，也“是《红楼梦》最好的版本，它不仅优于其他各种版本，而且早于现存的各种版本”。这种绝对尊重历史事实、尊重《红楼梦》真本地位的科学精神，正是最值得我们高度颂扬的。 同花城版比较起来，此前所出几种程甲本系统的本子就不免有所欠缺或不足了。当然，此前所出几种本子都各有其自身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无疑也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例如1992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程甲本红楼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藏程甲本影印的。冯其庸先生在其序言《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中指出，程甲本的问世“是历史的必然”，它“促成了《红楼梦》的第一次大普及”，“在《红楼梦》的传播过程中以及红学的发展过程中，程甲本是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因此“过去红学界有些研究者对程本系统的百廿回本深恶痛绝，予以全盘否定，这是极不公正的，也是对《红楼梦》的流传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缺少历史认识的一种表现”。冯先生能够在否定程高本的浪涛声中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尽管呼声甚微，也深为我们敬佩。同时影印本的出版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认识程甲本原貌的珍贵版本，“对《红楼梦》的研究必定会起到积极作用”，这更是肯定无疑的。又如评批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三家评本《红楼梦》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八家评批红楼梦》；前者以光绪十五年上海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为底本，虽非纯粹的程甲本，亦是由程甲本演变而来，后者则直接以程甲本为底本。这两种版本的目的虽不在于展示程甲本的历史风貌，而是着眼于诸家批评，冯其庸先生为八家评批本所撰的序言不就题为《重议评点派》么；但在红学评点百家俱废、独尊脂批的情况下，评批本的出版的确意义重大，正如冯先生序言所说：“评点派红学由于解放以来一直未受重视，甚至无形中还处于一种被全盘否定的地位”，现在已到“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时候了”，呼吁“应该给评点派红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评议评点派的红学”，并从多方面论述了评点派的主要功绩。魏同贤先生在三家评本的《前言》中，也对评点派在“我国红学界似乎尚未来得及给予必要的重视和研究”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在红学史上却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一笔抹杀、盲目否定”。这些见解都是非常及时非常深刻的。评批本为我们汇集了有清一代红学评点家的主要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成绩十分显著。再如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注本《红楼梦》，这更是一个很优秀的普及本。该本对《红楼梦》的注释做了不少开拓性工作，启功先生在《序》中对《红楼梦》的注释问题以及该本的注释工作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在我们力所能及和现有的条件下，要尽先写出可以供青年读者或在校文科学生阅读这部伟大古典文学作品急需的参考用书。这部《红楼梦注释》即是为了这个目的编写的。”这个版本以北师大图书馆藏程甲本的翻刻本为底本，虽然由于参校了脂批本，已经不是纯真的程甲本了，殊让人感到遗憾；但校注者仍注意“力求保持程甲本原貌”（《校注说明》），其用心之良苦自不待言。而且这个普及本出版以后，也产生过极为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功绩更是不能抹煞的。 上述诸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明显成效，为提高程甲本的历史地位做出过贡献，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同花城版比较，它们最根本的欠缺便是没有程甲本是《红楼梦》真本的观念。它们或者肯定程甲本的研究价值，或者肯定程甲本的阅读价值，总而言之都没有将程甲本作为《红楼梦》的真本和善本加以肯定并推荐给广大读者。而这又恰好正是花城版的最可宝贵之处。花城版的“新”突出地表现为观念上的新，校注者们彻底转变了红学观念，“首次”将程甲本论定为《红楼梦》的真本和善本，将程甲本的研究价值与阅读价值有机统一起来，执著地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花城版的实践启示我们，承认程甲本的历史意义并不难，因为那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而承认程甲本的真本地位就不那么容易了，它不仅需要扎实的版本功底，更要有敢于突破成说的学识胆识。在红学研究中，承认不承认程甲本是《红楼梦》的真本，显然不是一件区区小事，而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关系着真假《红楼梦》之争辩。花城版确认程甲本是真《红楼》，乃是《红楼梦》版本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应当记下这一“首功”。 第二，花城版“首次”不以脂批本为参照系。 红学中的真假《红楼梦》之争，落实到具体的版本问题上，就是程本与脂本之争。究竟程本是真《红楼》呢还是脂本是真《红楼》？这便是当前红学论争中的一个焦点。前文已经指出，花城版之前的几种程甲本系统的本子，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殊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又都缺乏程本是真《红楼》这样一个观念。既然不承认程本是《红楼梦》的真本，那就必然确认只有脂本才是真本了。因此，这表现在各家的校注上，除了影印本之外，几乎都参校了脂本。八家评批本以乾隆辛亥萃文书屋版为底本，虽曾表示“一般不轻易改动底本文字”，“以存程甲本原貌”（《凡例》），但实际上仍参照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诸脂本校改了不少文字。三家评本亦据庚辰、戚序等本作过校改，北师大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参校了几个主要脂本。根据诸本均参校过脂本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已经不是纯正的程甲本了。 诸本之所以参校脂本，主要并不在于脂本与程本之间存在着某些文字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即便在脂本与脂本之间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而在于脂本被认定为“乾隆抄本”，其“底本”是经过曹雪芹“认可”的，是曹雪芹原稿本的所谓“过录本”，也就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本来面貌的真本”。从这个审视角度出发，编纂校注者不仅认为脂本的文字优于程本，即便对程本的肯定也多只着眼于前八十回。例如冯其庸先生在影印本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程甲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保全了《石头记》前八十回的基本面貌”，认为它的文字虽经“局外人的拟改、拟补甚至妄改”，但“程甲本的前八十回就其大概而言，毫无疑问，它是属于脂本的系统，所以它的印行，无疑是使脂本系统的文字得以大规模地流传，而且是以一种固定的形式流传，不是口头流传或是以极粗劣的方式抄传”。由此可见，程甲本之被红学专家适当肯定，主要由于它的前八十回是“属于脂本系统”，程甲本因其前八十回“也是一个脂本”才获得这份殊荣。这也正是校注程甲本必需参校脂本的根本原因。 花城版则不然，它“以程甲本为底本，以程乙本为主要参校本，以王希廉评本为辅助参校本”；校注者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校注时“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求助于其他本子，尤其是不理会后出的脂本”（《前言》）。校注者之一曲沐先生在《正本清源，还〈红楼梦〉本来面目》一文中也说，花城版“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单以程本系统整理的程甲本《红楼梦》”（《今日文坛报》1994年1月1日）。因此，花城版在校注过程中，“为保持《红楼梦》最早刊本的本来面貌，对底本采取绝对尊重的态度，除加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和采用规范简化字，统一异体字外，决不妄改一字一词”（《前言》）。从比较中不难看出，诸本的校注仅着眼于程甲本的部分，花城版的校注则立足于程甲本的整体。花城版采取绝对尊重程甲本原本的科学态度，校注时只参照程本系统的几种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版本，尤其是“首次”“不理会后出的脂本”，从而使其成为一个重新校注的纯真程甲本，这又是它与诸本的一个明显的根本不同之处。 花城版“首次”不以脂批本为参照系的新尝试，乃是建立在近年来红学大论争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欧阳健先生有关《红楼梦》版本考证成果的基础上的。近几年来，欧阳健先生发表的系列红学论著引起了学界注目。欧阳的论著在红学研究领域有着多方面的突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脂本是晚出的抄本，亦即程甲本出版之后的抄本。 脂本与程本之间的关系，究竟孰先孰后，红学界的看法存在着尖锐分歧。解决这一分歧的途径，从根本上说至少有两个关键之点必须分辨清楚：首先，脂本是否真是“曹雪芹生前的定本”？自脂本出世以来，似未见有人明说过它就是曹雪芹的真笔稿本；但长期以来却不约而同地形成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脂本“最接近曹雪芹原稿”，代表着“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这似乎已成为红学的不容置疑的定论和无须论证的前提，因而脂本实际上已被当作曹雪芹的“原本”在使用。脂本之所以享有如此盛誉，主要是脂砚斋被研究者无端内定为曹雪芹的“至亲好友”，是撰著《红楼梦》的“亲密合作者”，他不仅批书，还“指导着”雪芹写作；那么脂斋的批本便是获得“雪芹同意”的，也就理所当然地等于曹雪芹的“定本”了。面对这种虚空幻设的成说，欧阳健先生高瞻远瞩地指出脂本“是一种后出的抄本”，“根本谈不上保存原稿面貌”；脂批是“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本”之后产生的，它经历了“三代嬗变”，属于后人伪托，刘铨福便是伪托者之一，等等。欧阳的这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刘铨福伪托的看法，很触怒了一些正统红学家。欧阳根据刘氏“今则写西法轮齿，仿《考工记》”的跋语，断定刘铨福“添加了部分批语”，作为红学“一家言”是持之有故的，可以成立的，当然也是可以“商榷”的。但刘氏是否添加批语与脂批是否晚出，乃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命题；即便刘氏没有添加批语，也不能证明脂批定是雪芹生前的产物。因此欧阳关于脂本脂批晚出说乃是有理有据的，对于破除脂本脂批的迷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脂本是否真是“乾隆抄本”？人们认定脂本是“乾隆抄本”，主要依据程伟元、高鹗《红楼梦序》“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馀年，然无全璧，无定本”，“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等语，脂本恰好投合了程高的叙述，便以为程本是依据脂本整理的。然而程高只说依据乾隆传抄本整理而成，并未明言是依据脂本整理而成；传抄本与脂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有鉴于此，欧阳指出脂本“乾隆抄本”说并无版本根据，它们事实上都是1911年有正本出版之后才陆续出现的，是根据程本改篡而成的相当晚的抄本，甚至是清亡以后的抄本。这一观点又引起一些红学家的恼怒，例如冯其庸先生最近在《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一文中就说，判断脂本是否乾隆抄本，“首要的条件是要仔细看过、研究过原本”，其言下之意不会是说“没见过原本就没有发言权”吧？不管怎么说，冯先生的意见还是很对的，只不过一般红学爱好者能见到影印本已经很不易了，显然并非人人都有目验原本的福分；这就更有理由要求有条件目击原件的专家学者提出确凿不疑的证据，证实脂本是乾隆年间写成的。遗憾的是，冯先生也没有提出这种硬证，只是说：“如果直接看过甲戌、己卯、庚辰等各个本子的原件（即现存本），那就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共同的感觉，即乾隆时代的抄本，其所用的纸张都是竹纸，其黄脆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这自然不是要人“跟着感觉走”，然而通过“感觉”的这种描述，最多只能说明脂本“很像乾隆抄本”，远不能证明它“就是乾隆抄本”。直观的“感觉”固然重要，有时也不免会发生错觉的，例如冯先生早在《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 》一文中就说过：“现存甲戌本抄定的时代，我认为是较晚的，它最多只能是乾隆末期或更晚的抄本。全书不避玄子讳，是标志它的时代不大可能是乾隆前期甚至也不大可能是乾隆末期的一个硬证。”（《梦边集》第354页）在这里，甲戌本不避玄子讳的硬证和“乾隆竹纸”、“黄脆程度”等“软件”便发生了冲突。况且即便见过原件，其“感觉”有时也不会完全相同，例如周汝昌先生在《异本纪闻》中就说过，庚辰本1932年露面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这又似乎给人一种“新抄本”的“感觉”了。又如“曹雪芹墓碑”，同是目睹原件的专家学者竟然得出真假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其“感觉”似乎也大不一样。可见“乾隆竹纸”、“黄脆程度”等表象固然可以作为否定脂本为民国抄本的“软件”，却不能成为肯定脂本必是乾隆抄本的“硬件”。 从脂本无乾隆时代的任何题署印鉴可考、亦无乾隆时代任何著述加以著录的事实出发，脂本不可能是曹雪芹生前的定本，也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抄本。欧阳关于脂本后出说的理由是充足的。魏子云先生说得好：“后人笔墨，有所伪篡，事理必然也。”（《红楼梦的避讳问题》，《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花城版校注时拒绝参校来路不明的脂本，无疑是明智之举，也是创举。 第三，花城版“首次”将著作权还归曹雪芹。 《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是本世纪红学论争的中心。自二十年代胡适、俞平伯等新红学家崛起以来，一部好端端的《红楼梦》竟被他们人为地宰割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大对立部分，并进而确指前八十回是雪芹原著、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从此“曹著高续”说便成了红学研究的一统天下，统治红坛已达七十年之久。 “曹著高续”说是新红学派的核心观念。近几十年的红学研究，几乎是无可怀疑地承袭这一衣钵并有所发展，最终将这一假说逐步推向“定论”的阶段。这表现在版本问题上，各大出版社相继出版的多种《红楼梦》，差不多都是坚持大书“曹雪芹、高鹗著”；而表现在红学研究上，颂扬前八十回、声讨后四十回则成为主导倾向。在这种思潮中，花城版之前所出诸种程甲本系统的本子均未能免俗。 在前述诸种程甲本中，最使人称道的是北师大本，它的封面赫然直署“曹雪芹著”，曾令人为之一振。这表明北师大本对《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有着自己的不同见解。北师大本是在启功先生倡导下校注出版的，而启功先生对高鹗续书说一向持有保留态度。例如1982年启功先生在《红楼梦学刊》第四次编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就提出过后四十回“为什么能同前八十回接得上，并且被人们承认”、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等问题，还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指出“胡适不知道北京的打鼓挑子是什么样子”，明确肯定程伟元关于鼓担上购得后四十回残稿之说不是谎言，而是“有那样巧的事情”（《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从而有力地粉碎了胡适高续说的一个重要论据，使人十分佩服。只可惜北师大本的校注者在《校注说明》中仍然声明“前八十回为清代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这“曹著高续”说便与“曹雪芹著”明显发生抵牾，足见其并未将封面题署贯彻到底，还是迁就了“一般”红学家的传统看法。而最令人感到遗憾的则是影印本《程甲本红楼梦》。既是影印本，原应以呈现程甲本原貌为其主要目标，关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问题避而不谈也就罢了；可是冯其庸先生在序言中却节外生枝，仍花了相当的篇幅来“贬抑”后四十回。当然，冯先生确曾反复强调过“应该重视程伟元的话”，“相信程伟元的话”，这无疑是极其公允的。冯先生虽已没有再明确坚持高鹗续作之说，总还是断定后四十回决非雪芹原著。因此，冯先生对后四十回的成就固然作了适当肯定，认为“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位置”；但终归只是华山的北峰与其他三峰相比较中的肯定，总是矮着一截，而且继续坚持并重申后四十回思想、生活、文笔“三不如”的观点（以前曾概括为“三不足”，见《漱石集》第101页），总而言之是后四十回各方面都“不如”前八十回。这从评价上看，对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实际上并非一视同仁；而从方法上看，则是继续切割百二十回全璧本的整体艺术结构。 花城版与众不同，它不仅在封面、扉页上名标“曹雪芹著”，而且理直气壮地确认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一样，都是曹氏大手笔，全书百二十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艺术整体，从而“首次”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完整地还归它的当然作者曹雪芹。花城版的校注者坚决摒弃后四十回续作说的陈旧观念，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曹著高续”说是“胡适发明”的，不能成立的。校注者认为，“尽管后四十回由于底本的先天缺憾，在‘截长补短’的修辑工作中不免添入了整理者的主观成分，但从根本上讲，程甲本称得上是二百年前所能完成的《红楼梦》的最好版本”。校注者不仅深刻指出程甲本出版之前早已有全璧抄本流传的历史事实，而且充分肯定程高关于搜集整理后四十回的详尽说明“是实事求是、磊落坦荡的”，“是可信的，负责任的”，也“是可以放心用作考证《红楼梦》版本的第一手材料的”。校注者对长期以来贬抑和诋毁后四十回的恶劣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高度评价程甲本“以有机的艺术整体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不仅表现在全书情节的完整性，也表现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上”，因而百二十回全璧本“是曹雪芹完美艺术构思的产物”，具有“重大美学价值”。在本世纪以来我国红学研究的程途中，真正从版本上明确将全璧本的著作权、尤其是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奉还曹雪芹，花城版确确实实还是第一次。 红学中的一切争论，归根到底都是著作权的争论。所谓“真假《红楼梦》”之争，事实上也即是著作权之争。有的研究者曾概括后四十回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作者问题，一是评价问题。其实所谓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即作者问题，评价问题是从作者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一些研究家之所以对后四十回如此深恶痛绝，不就是因为他们一口咬定其为“高鹗续书”吗？如果他们也承认后四十回是雪芹原稿，真不知将做出怎样高的评价呢！由此可见花城版将全璧本特别是后四十回的著作权还归曹雪芹，正是从根本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也许有人认为，后四十回高续说早已成为“定论”，属于红学“常识”了，花城版确认它是曹雪芹著，靠得住吗？能服人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俞平伯先生一生治《红》的经验教训中去寻找答案。俞先生是新红学派的重要台柱之一，新红学的基本观念之一高鹗续书说，可以说是俞先生和胡适二人共同创立的，或者说是由胡适提出问题、俞氏具体论证的；因而对于后四十回续作说的可靠程度，俞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为明白，更有发言权。俞氏关于后四十回续作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肯定到怀疑再到否定这样三个发展阶段。新红学创立之初，俞先生对后四十回高续说深信不疑，《红楼梦辨》曾提出大量论据集中进行论证，从而使高续说得以确立并获得学界认同。最有趣的是，五十年代对《红楼梦研究》开展大批判，所集中批判的主要问题几乎都没有触动俞先生；唯独被批判者一致肯定并加以继承的后四十回高续说，倒反而引起俞先生的深刻反思，提出“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太可靠”（《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81页）。经过数十年的长期反省，至临终之前做出决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终于完成了对后四十回续作说的彻底否定。俞先生对续书说的最终否决，不是病中梦呓，而是经过长期怀疑、痛苦思索之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俞先生一生的研《红》实践，成功地实现了新红学的“一次历史的轮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那么，续作说的确立者都自我否定了的旧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加以发扬呢？后四十回的作者曹雪芹已被新红学家声讨了几十年，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重演吗？花城版将后四十回的著作权还归曹雪芹，既是《红楼梦》版本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也体现了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它宣告了曹雪芹与《红楼梦》被新红学家人为地“一分为二”，写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受褒奖、作后四十回的曹雪芹挨批判的畸形局面的终结。 花城版的出版，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件喜事，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它在红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具有突出的值得称颂的“首次”之功，并非如同吕文所说是不“真实”的。花城版从《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的论争中脱颖而出，从历史事实上确定了所谓“代表曹雪芹原著面貌”的脂本只是晚出的抄本，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版本的正宗，从而将其著作权整个儿地还给曹雪芹，恢复了《红楼梦》的本来面貌。花城版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斥伪还原，返璞归真，正本清源，促进红学回归元典程甲本，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同时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代表曹雪芹原本、真本面貌的可以放心阅读的可靠读本。花城版是在红学大论争中出版的，可以预料，它的出版必将反过来推动《红楼梦》大讨论的深入开展，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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