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翘楚之作,乾隆年代的戚蓼生给当时《红楼梦》的抄本写过序。他举古人的“一喉二声,一手两牍”打比方,说所谓“一喉二声,一手两牍”,听起来玄之又玄,戚蓼生也认为“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但“竟得之《石头记》一书”。足以说明其《红楼梦》写作手法的玄妙高深。 所谓“一喉二声,一手两牍”其实就是“一语双关”。在红学文化的众多研究中,可以从人名、诗词、偈语等方面领略曹公“一喉二声,一手两牍”的娴熟运用,但对书中人物服饰的色彩表现形式和内容蕴涵的审美意味方面,一般读者往往难以领略其中深奥的秘谛,甚至有人称曹公“在量的积聚和质的深化上都似觉‘兴犹未尽,意尚不足’。‘盛装艳服’‘轻裘宝带’‘凤冠霞佩’之类‘皆蹈一辙’‘共书一套’的公式化现象在小说中时常可见。推而广之,则不论何处皆曰‘商彝周鼎’‘绣幕珠帘’‘孔雀屏’‘芙蓉帐’等等字眼。”相信熟读《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曹公的惜字如金,通篇几乎每句话每个字都有他的作用和必要之处,更何况曹家祖辈连任织造。从他的曾祖曹玺开始,以他的祖父曹寅为中心,直到其伯、父辈,承袭江宁织造达58年之久(江宁织造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给皇室置装、购布)。曹雪芹从小在这个“专业世家”中生活,耳濡目染,对服饰的面料、款式、纹样、色彩、工艺、出处等等具有极深的造诣绝不是主观臆测!郭沫若说得精彩:“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特定的文化环境产生流行特定的服饰;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服饰与色彩正是以象征符号来运载人的思想情感。服饰色彩在烘托人物性格,体现人物生活背景、文化修养甚至是影射人物命运等方面的作用同样是不容小窥的,因此《红楼梦》里对服饰色彩的描述,曹公意在通过服饰的外在形式,向人们传达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意蕴以及指代象征,同样做到了“一喉二声,一手两牍”。以下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红楼梦》中的服饰色彩,最为突出的就是红色,中国封建社会以红喻美色。曹植在《静思赋》中就有“夫何美女之烂妖,红颜而流光”的诗句。因此女子的服饰以红为美,以红为贵。曹公在《红楼梦》的人物服饰中将红色用的轰轰烈烈:如大红、桃红、杏红、石榴红、银红、水红、碧玉红、茜红、绛红、分红,玫瑰红、靠色、分红、绛芸、杨妃色(海棠色)、丹砂、胭脂、大红猩猩……一切一切,红色系中鲜艳色、浅亮色、高明度色、低明度色、高纯度色、低纯度色等几乎全部被运用。特别是主人公宝玉,对“红”更是情有独钟:他有号“绛洞花王”,又有自号“怡红公子”;荣国府中住在绛芸轩,大观园里居于怡红院;那院内蕉棠两植,崇光泛彩,海棠之艳,“丝垂翠绿,葩涂丹砂”;他生来就有爱红的毛病,喜欢“吃人嘴上的胭脂”;平生最大业余爱好,乃是蒸叠各色花露,调配胭脂膏子,直配得“甜香满颊”;冬日作诗得先折了一枝胭脂红梅来;就连路中偶遇美女,也必先打探:“那个穿红的是谁?” ——虽然红色众多,但杂而不乱,熟知旧时南方尤其是闽粤一带显贵家中妻妾着装规矩的人都知道,大红是传统所谓的“正色”,穿戴使用上有它的服色等级限制。惟有正房奶奶才有穿大红裙褂的权利,为人姨娘者只好穿粉红,桃红。因此,《红楼梦》中的红色有清晰的等级主次之分:更多是主子奶奶小姐们穿戴大红色,而丫鬟们虽然穿红着绿,但那红多是水红、银红、海棠红、石榴红。第十九回宝玉去袭人家,见一女孩穿一件大红衣服,回来后对袭人提起时便叹了一日气。袭人道:“你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她哪里配穿红的。”这说明在封建社会平民不配穿红。因此,取得半个主子资格的袭人回家探亲也只敢穿一件“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褂”。 除了等级主次的指代,红色也是曹雪芹赋予这部作品的色彩基调。红色不仅最能够象征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华盛世,浓墨重彩的衬托宝黛的爱情生活,更为高妙之处在于:红色在众色相中色彩饱和度最高,也最为张扬,俗话说“大红大紫”。众多红色的铺设为日后的“盛极必衰”、“盛筵必散”构成了鲜明的对应。这为大起大落的戏剧效果埋下了伏笔。顾随说:“平常人写凄凉多用暗淡颜色,不用鲜明颜色,能用鲜明的调子去写暗淡的情绪是以天地之心为心。”而曹雪芹并非平常人,他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并把“小我扩大”的文学巨匠,自然能以鲜明色彩写凄凉。真可谓“一喉二声,一手两牍”。 在主要人物薛宝钗的服饰色彩上也能体会到曹公的“一喉二声,一手两牍”。第七回薛姨妈给各姐妹送宫花时曾评价:“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五十七回中,宝钗劝邢岫烟不要佩带这些没用的首饰,服饰应以简单为好,该省得要省。从这些侧面可以看出宝钗对服饰的喜好被中国传统的“中庸节俭”思想所左右,虽贵为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但处世之道却是“不显山,不露水”,隐忍内敛,连房间陈设也似“雪洞般”毫不张扬,这种个性自古以来都是为中国美学所推崇的,难怪薛宝钗能够成为贾府长辈们心中宝玉夫人的不二人选。 对于薛宝钗服饰的正面描写有两次。一次在第八回,“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髻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 这里面的服饰色彩描写隐含了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方面,服饰色彩搭配方面的隐喻。棉袄的蜜合色即浅黄白色,配着葱黄色绫棉裙,是同色系的深浅搭配;比肩褂的玫瑰紫是紫中偏红的颜色。紫与黄本是互补色对比,反差最大,但玫瑰紫与蜜合色由于色彩纯度较低,就降低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再加之“一色半新不旧”,色彩纯度就再次降低,显得不那么明艳奢华了。这套服装既保留了少女的青春娇艳,又符合宝钗藏愚守拙的深沉个性。 第二方面,服饰色彩方面的隐喻。“蜜合色”棉袄,蜜合色为古代染料颜色的一种,《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浅黄白色曰蜜合”,因此,此色应当为现今的略带黄味之本白色。 另外,曾有许多人不明白蜜合色是何来历,须知“蜜合”二字本是中药用语,即指一般做丸药时除将各色药材碾碎备用之外,还须准备蜂蜜朱砂等物,与药末和匀,团而为丸,蜂蜜起黏结,祛苦涩作用,朱砂取颜色红艳,去邪祟作用。因此蜂蜜之金黄,朱砂之丹红相掺和,应当就是所谓“蜜合”之色。最关键的一点:“蜜合”二字,民间多取其“亲密和合”之谐音,所以是旧时很受人们偏爱的色泽,曹公将其用在一向“清心寡欲”的宝姐姐身上,其深意还多须揣测。 而最妙的是曹雪芹在这一章描写薛宝钗拿金锁给宝玉看时又添了一句,“(宝钗)从里面大红袄儿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出来。”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一语道破薛宝钗的心机与精明之处,她不像黛玉那般表里如一,纯粹率真,薛宝钗会下意识地回避大红和一切鲜艳色彩的外衣,第二次对薛宝钗服饰的正面描写的第四十九回中也可以证明。“只见众姊妹都在那里,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把 丝的鹤氅。”按原著中说,众姐妹都是一色的大红猩猩毡斗篷,独三人无—哪三人?李纨寡居,欲穿不得;岫烟家贫,欲穿没有;下剩一个,就是薛宝钗了。旨批:宝钗斗篷是莲青斗纹锦,致其文也。一方面说明宝钗的独善其身,不与类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宝钗绝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在古代诗文中,写贤媛、公主的诗,红字很少出现,写美女、闺情的诗中红则大量出现。也就是说,红意味着美与柔情。《红楼梦》中就连寄人篱下,清高孤傲的林妹妹也会时常“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丝毫不掩饰女孩子与生俱来的爱红之心。而宝钗则视红色为禁地,她的这种对所有女孩子都会喜欢的红色的回避其实“是对人心中最自然情感的回避”。罗素曾经说过:“回避最自然的东西就等于对它的加强,而且是以最病态的方式加强。”薛宝钗表面不好张扬.然内心深处又充满了对青春和激情的渴望,所以把大红袄儿、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金锁“以病态的方式”藏在里面,留给自己欣赏。这种穿衣打扮的方式充分体现了宝钗性格“浑厚深沉得可怕”的一面。’,而她的这种“城府之深”也是封建大家族教化影响的产物。 与薛宝钗谦虚内敛、深藏不露性格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荣国府当家二奶奶王熙凤了,她可谓“封建时代大家庭中精明强干泼辣狠毒的主妇性格的高度结晶品。”书中提到她的服饰共有四次。前三次的描写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i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那风姐儿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著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地来了。”这里的“紫貂”为紫黑色之貂皮,“灰鼠”又名青鼠,“银鼠”又名白鼠。“羯绒”为骟过的公羊绒,四者都是比较珍稀名贵的毛皮;刻丝(缂丝)也是皇袍官服才用得的工艺,古有“织中之圣”和“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美誉。剩下的无论是样式工艺还是色彩搭配就不必细说了,委实当得起“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家族千金的“富贵逼人”。从侧面生动形象地烘托出凤姐锋芒毕露、泼辣干练的性格特点。 但最能够突出“一喉二声,一手两牍”则是第四次描写,在六十八回,风姐去贾琏的金屋,“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掐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风姐衣素,一则国孝家孝在身;二则白色给人以纯洁、平和的联想,风姐就是用穿白戴素掩盖了自己平日穿红戴绿,穿金戴银的泼辣与强势,向尤二姐暗示了一种态度,即她是一个平和善良的女人。果然在风姐外表衣饰的欺骗和其委曲求全的态度夹攻下,尤二姐错把凤姐当好人而被“请君入瓮”。曹公在此处的设置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点妒妇成贤良”!安排风姐以这样的服饰色彩去见自己的竞争对手,表面看着温和大度,态度家常,实则内心妒火熊熊,蓄势待发,一身素服同时也象征着无情、冷酷,给人不怒自威的感觉。张新之在评点这一段服饰描写时就比姚燮看得深远,“虽点服制,而现一派肃杀”。单看服装,二姐败局已定了。 结束语:杉野芳子说:“衣服可说是一个人的第二皮肤和第二个性格。”曹公在《红楼梦》一书中与那些“通共熟套之旧稿”的最大区别之一就在于,惜字如金又深谙织造的他对人物的服饰色彩描写可谓少之又少,这些可贵的只言片语就成了揭示人物性格命运的最有力证据,不要枉费曹公一片苦心,让我们以探究的心理重新去欣赏那些多姿多彩的服饰艺术吧。 原载:《山花》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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