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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宝黛爱情的描写之所以深刻，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除了它的反封建意识，还在于它对人性人情、对爱的本质的深入挖掘。海外学者何炳棣先生说，“古今中外言情文学虽浩于烟海，然其意蕴内涵能深达抽象理论层次，如爱的起源这样基本问题的，中西总计不过三部著作而已。西方文学中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哲学中的柏拉图的《酒谈会》[1]，中国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具体的论述中，甚至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爱，比西方文学中的爱“更普遍全人性、更能自‘平凡’中见出‘永恒’的伟大”[2]，《红楼梦》的作者曾宣称“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第一回)，也许正体现了对“普通”人性和“永恒”哲理的追求。 正如任何新思潮都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任何伟大的作品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而是有传统艺术资源和作者自身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红楼梦》也不例外。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曹氏家族对曹雪芹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曹家由盛而衰的命运；二是曹家浓厚的文学以及学术传统。前者给作者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素材和深刻的悲剧体验；后者从小陶冶了作者的艺术感觉并直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种艺术手法以及广博的知识。前者已得到广泛关注而后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极高的文学才华，经常与名流宿儒诗文唱和，并主持《全唐诗》的刊刻，这种家学传统无疑会给曹雪芹以影响；对《红楼梦》的创作来说，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曹寅丰富的藏书。据流传下来的《楝亭书目》，曹寅全部藏书共有3287种，分36类，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抄本。据有关资料，这些藏书在抄家时似乎并未抄走，曹雪芹有机会读到这些书籍。与其他私人藏书相比，曹寅最大的特点是重视“说部类”，共469种，占全部藏书的百分之十五，是最大的一类，内容主要为前人小说、笔记，也有其它内容如《侍儿小名录》等；其它如“曲部类”、“史书类”、“杂部类”等，从戏曲、史书到医卜星象历算、金石谱、花谱、文房四宝、膳食饮茶等无所不包，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来源[3]，也不难理解《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诗词曲赋等各种文体的深厚的功底和造诣。42回宝钗对黛玉说： 我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兄弟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 这显然包含了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这里，我关注的主要是小说戏曲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言情作品对《红楼梦》的影响。《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和《金瓶梅》的借鉴显而易见，书中曾多次写到宝黛一起阅读、讨论《西厢记》，并在调笑和行酒令时直接引用其中的词名；《牡丹亭》艳曲对黛玉心灵的震憾是书中最精采的片断之一，林庚先生甚至认为《牡丹亭》是《红楼梦》的“引子”[4]，以一个不和谐的大家庭的命运为题材、主要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来铺展小说，这一取材和叙事的方法都直接来自《金瓶梅》等等，这些已被许多论者所注意，不赘。此外，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唐传奇中“小小情事，凄艳欲绝”[5]的言情作品在《红楼梦》中有许多或显或隐的投影，典型的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感历程类似《离魂记》中青梅竹马、“常私感想于寤寐”的倩娘与王宙；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反复烘托黛玉美貌，这一手法类似《任氏传》中对任氏美貌的层层渲染；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场面使人想到《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临死时的愤恨缠绵等等。二、明末清初风月传奇不满于《金瓶梅》和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秽亵”，追求男女之间纯洁无瑕的情，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说：“无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定情人》第一回说：“情既不为其人而动，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这些“尚情”之说，与贾宝玉“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的“情悟”有相通之处。三、明清之际以冒襄《影梅庵忆语》、汪价《三侬赘人广自序》等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对《红楼梦》的影响。晚明以来，描写个人经历的散文和回忆录十分流行，但大多继承陶潜《五柳先生传》等自传文的传统，以自嘲的态度调侃世事人生。这些自传性小说则不同，虽然不一定有意在写小说，更不用说是纯粹的爱情小说，但大都取法古已有之的“自序”和“悼亡诗”[6]，在历经沧桑和悲凉之后，以“超我”的眼光来审视“经验自我”，对逝去的年华进行选择、重组、夸饰和虚构，爱情或婚姻生活是聚焦的中心，对男女之情、夫妇之爱有许多动人的描绘，这对以忏悔的语调来追叙闺阁情事的《红楼梦》无疑具有直接的启发。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之前，已有许多作品对爱情和婚姻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们或以浪漫的情怀描写爱情的诗意，或以冷峻的笔墨描写婚姻的平庸；或以凄婉的情致感人，或以曲折的故事取胜；或写真情之要眇，或写色欲之恐怖，各有独到之处。但是，就爱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从哲学心理学层面做全面、深入的探索这一点来说，《红楼梦》无疑超越了它以前所有的作品。 在西方，关于爱的起源，有两种说法影响至为深广：一是《圣经·旧约》中“创世纪”的故事；一是柏拉图《会饮篇》中引述的著名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寓言。《旧约》第二章记载，上帝耶和华用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男人，要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内居住，又觉得让他独居不好，准备为他造一个配偶，于是就使他沉睡，然后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送给他。这个男人就是人类始祖亚当，女人就是亚当的妻子夏娃，亚当很喜欢夏娃。后来，夏娃挡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知识之果”，而且让亚当也吃了，这样，他们犯了禁，被上帝赶出了可以长生不死的伊甸园，和其它动物一样永远逃脱不了死亡。而且，作为惩罚，上帝还增加夏娃“怀胎和生儿的苦楚”，并让亚当为生机“终身劳苦，汗流满面”，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弥尔顿在长达10558行的史诗《失乐园》里，对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作了天才的阐释和发挥。在“创世纪”里，是上帝主动为亚当制造夏娃；在《失乐园》里，作者作了巧妙的改动：上帝制造了亚当，让他住在伊甸园里代替自己掌管人世的一切，可是亚当却并不满足，他感到寂寞，于是请求上帝赐给他可以“平等”“交谈”、并有“比翼之爱”和“最亲密的情谊”的伴侣，上帝为帮助他克服寂寞才抽取他的肋骨制造了夏娃，从此，两个人“一体、一心、一魂”[7]。 在《会饮篇》中，阿里斯托芬的寓言说，人类最初有三种：出自太阳的具有双副男性生殖器的男人，出自大地的具有双副女性生殖器的女人，出自月亮的具有一副男性生殖器和一副女性生殖器的阴阳人。这些人都是圆柱型的，都有四只手四只脚，两副完全一样的面孔。他们孔武有力而又自高自大，竟然向诸神进攻，被神祗打败。宙斯为了削弱他们的力量，将其一劈两半，并警告说如果再不悔改，将受到更严重的惩罚。从此，每一半都不断地思念、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就是人类最初的爱。三种人产生了三种爱：男性同性爱、女性同性爱、男女异性爱。这个寓言告诉人们，人类“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8]。 综上所述，“爱起源于寂寞”和“爱起源于对自我完整性的追求”，都是对人类追求异性伴侣的原始性驱动力的探讨，表面似乎荒诞，其实包含着真理，那就是追求异性之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爱情的欢乐不只是感官的或肉体的，而是由于一种普遍的潜在的要求由分而合的欲望得到实现”[9]。吴宓先生在论及中西文化的异同时有一段话说得很坦诚也很深刻：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相似。言其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10]。 爱的起源无疑属于哲学层次的“虚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少有它的位置。在文学作品中，从诗词到戏曲再到小说，对爱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礼赞，但对爱的起源却缺乏哲理层次上的思索，往往简单地归结为因果报应或“神道命定”[11]，或笼统地说成是“五百年前风流冤家”(《西厢记》)。汤显祖在自题《牡丹亭》时说： 如杜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所生，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乎!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段话已接触到“情”的起源与本质的问题，但是未能深入，落实到作品中，杜丽娘的“情”其实是由于自然界生机的召唤和《诗经》中情诗的启发而萌动情欲，即男女青春期的性冲动。这种情严格地说是属于生理层次的欲望而非精神层次的“爱”。她游园之后的“惊梦”是非常典型的青年人在春机发陈阶段的“自动恋”导致的“性梦”。性心理学上的自动恋指“一切不由旁人刺激而自发的性情绪的现象”[12]，性学研究表明，越是守身如玉的青年，越容易有性梦[13]。身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生活在礼教严格的环境之中，杜丽娘在梦中与不相识的男子欢会，就不难理解了。一般认为这一情节控诉了礼教禁锢青年人的爱情的罪恶，当然没错，但如果从性心理描写的深刻程度来理解，也许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在中国古代中，这类对“性梦”的诗意描写，还有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许多花仙狐魅幻形迷人的故事[14]，这些作品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赞美，但也不能忽略这些故事后面的心理学内涵。 《红楼梦》对爱的起源做了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探索，第一回交代故事缘起时说：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骼不凡，风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便携你去享受享受，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垫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15]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蠢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接下来在甄士隐的梦中继续介绍这块顽石的去向：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道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 曹雪芹借神话结构探讨的正是宝黛“缠绵不尽”之情的起源，对此，评点家大某山民有所认识：“还泪之说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处，即还泪亦不足以极其缠绵固结之情也”[16]。顽石、仙草经天地精华的锻炼，双双幻化成人，体现了万物有灵的东方哲学特点：顽石无才补天的惭恨以及对尘世生活的强烈渴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仙草为报恩惠而下世为人，是典型的佛教因果姻缘观念，这些都不足为奇。但是，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通过顽石意象恰好也表现了西方的“爱起源于寂寞”的命题[17]。“石头”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意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就小说言，唐人传奇《甘泽谣·圆观》中《竹枝词》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送，此身虽异性常存。”《圆观》讲的是大历末年洛阳寺僧圆观与谏议李源三生相会的故事。释道原《传灯录》也有三生之说。林庚先生富有启发性地指出，《红楼梦》正是借佛家三生之说为色空张本，“三生石畔”的旧“精魂”成为全书一段爱情先验”[18]。不过，《红楼梦》对爱的解释，没有停留在佛家因缘的先验性，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了哲理探索。《西游记》里充满野性的孙悟空来自花果山上的仙石；《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充满反叛精神的草莽英雄名刻石碣；《聊斋志异》中《石清虚》一文更值得注意，邢云飞爱石成癖，“至欲以身相殉”，让人联想到袁宏道、张岱等晚明文人以癖自傲并寄其块垒的习性；而神秘老叟以及石头自择主人、石上有窍有字等情节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和尚与“石头”。这些“石”都有几分神异，而且都有几分世外的自由，或许都对曹雪芹有过启发。刘上生先生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爱石情结和“石头”意象直接来源于其祖父曹寅。曹寅的《楝亭诗钞》第一卷第一首《坐弘济石壁下及暮而去》云：“我有千里游，爱此一片石。徘徊不能去，川原俄向西”。《红楼梦》也以石头神话开篇，决不是偶然巧合。曹寅诗中的“一片石”意指“生命的自由本性”，而在《红楼梦》中，“顽石”指“人类生命的自由本性”，经大师点化后的“灵石”则指“生存的非自由状态”[19]。顽石在大荒山无稽崖时，“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二十五回)自由自在，了无牵挂。可是，他却静极思动、无中生有，向往“富贵”和“温柔”，从后面的文章看起来，“富贵”是宾，“温柔”是主。他对“温柔乡”的渴望，与“在幸福的环境中尝到孤独的不幸”[20]的亚当以及渴望“和爱人熔成一片，使两个人合成一个人”[21]的新圆柱人多么相似!而且，当仙师警告他陷入红尘将有“乐极悲生”“万境归空”的严重后果之后，他依然苦求，从这一点看起来，“石头”求偶的决心甚至比亚当和新圆柱人还要坚定。在描写宝黛现实中的爱情时，始终贯穿着“寂寞”的旋律；黛玉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姐妹，时时为自己的孤单无依而悲戚伤感，四十五回“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寥”等入木三分地描写了她灵魂深处的孤寂；宝玉虽然珠环翠绕，内心却有着同样的孤独： 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妹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我是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 其实有无兄弟姐妹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彼此需要“知己”来慰籍心灵深处的寂寥，这才是爱的真谛。 第二，与爱的起源相伴相生的悲剧性基调。新圆柱人的两半一旦重合，就达到了他们追求的目的，亚当和夏娃后来虽然因偷吃禁果而被赶出伊甸园，并且一个被罚终身劳苦，一个被罚承担生儿育女的苦楚，但是他们毕竟可以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因此，可以说，他们都不曾真正尝到爱的痛苦，阿里斯托芬的寓言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基调都是欢快的，喜剧性的。《红楼梦》则不然，仙草以泪还情这一构思本身就充满凄婉哀怨的悲剧情调。就爱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欢乐、痛苦、悲哀等“几种情绪原是彼此合作、交光互影而揉杂在一起的；不过，也正唯有痛苦和悲哀的成分同时存在，恋爱之所以成为一种有快感的欲，便更见得有力量，更见得颠扑不破”[22]；就艺术而言，别林斯基曾经说过：“诗歌是艺术的皇冠，而悲剧是皇冠上的明珠”，现实生活中，人们固然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可作为艺术作品，最感人、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面貌的却是悲剧。因此，就对爱的本质探索而言，《红楼梦》较《失乐园》似乎还胜一筹，更不用说超越了它之前中国文学史上所有写爱情的作品。笼罩全书的“悲剧中之悲剧”的凄婉情调为《红楼梦》增添了无穷魅力。 第三，爱的高贵性。新圆柱人对另一半的追求，似乎只是本能的驱使，尚未达到精神的层面；亚当求偶时的要求也许只是单纯生理和心理的，可婚后感情不断发展，对夏娃体贴入微。当他得知夏娃犯禁之后，马上想到“你是我的肉中肉、骨中骨，是祸是福，我都不能和你分离”[23]，决心与自己心爱的女人一起接受惩罚，共同面对可能到来的死亡，于是，毫不迟疑地吃了禁果。夏娃因为亚当的“爱是如此高贵”而感动得“饮泣哽咽”[24]；而灵石在无法预料仙草是否将会回应之时，为了“爱”已经主动地、不计功利地向她作出了自我奉献。灵石和亚当的爱都已超越圆柱人，具有无私奉献的品质：亚当在面对生死的考验时平日的“体贴”迅速升华为“高贵”；而灵石的爱则在初萌的原点就已经很“高贵”。 注释： [1]一般译为《会饮篇》 [2]何炳棣《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第十期 [3]参见赵冈《〈红楼梦〉的写作与曹家的文学传统》，见《海外红学论集》 [4]、[18]林庚《〈红楼梦〉与三生石》，见《燕京学报》，第一期(1995年) [5]《唐人荟萃·凡例》引宋人洪迈语 [6]参看陈平原《中国小说史论》“作意好奇与诗人情怀”之第四节，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20]、[23]、[24]、弥尔顿著、朱维之译《失乐园》，第302、299、349、3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8]、[21]柏拉图《会饮篇》，见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242、2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997年第五次印刷 [9]《会饮篇》，第244页，注1 [10]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格》，第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在西方古时候，婚姻被看成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不是由神道决定，就是由国家裁定，所以法国散文家莽旦说，我们结婚，不是为了自己(参见《性心理学》第348页)。中国的旧式婚姻无疑也不是为了自己，“神道命定”的观念，中国也很广泛，潘光旦先生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天命相关，所谓“天作之合”，婚姻乃命中注定，有缘千里相会，无缘见面不逢，婚姻自有定数，不可勉强。这一观念在以民间故事为张本的小说戏曲里非常突出；二是与“月下老人”之类的神话有关，最早也最有趣的例子是唐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定婚店》；三是与“祖宗崇拜”有关，所谓“父母之命”，所谓新婚时“祭祖”等，婚姻对祖宗负责以至于对祖宗的代表父母负责。前两种和事先命定有关，后一种和事后的裁定有关(参见《性心理学》第411页注37)。值得注意的是，神道命定的三种观念在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中似乎都有所体现，宝玉、黛玉的生死情缘是前生注定；宝玉、宝钗的婚姻亦是躲不过的宿命，书中也通过薛姨妈之口讲到月下老人的故事；宝玉最后负黛取钗，既是命中注定的宿命又是家长的“裁定”。由此可见，作者看到了爱情婚姻问题复杂性。 [12]、[13]、[22][英]霭理士著、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第124、127、434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1988年第三次印刷 [14]参见《性心理学》第174、175页注57、63 [15]括号里的内容据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红楼梦》补入，见《八家批评红楼梦》第21页 [16]大某山民第一回总评，见《八家批评红楼梦》第23页 [17]何炳棣先生在《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中用了上面所引的两段引文，然后断言它们包含了“爱的起源于寂寥”的命题，但未加具体论述。此段论述受惠于何文，特此说明并致谢。 [19]刘上生《〈楝亭集〉与〈红楼梦〉》，见《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三辑 原载： 《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