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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观园清丽温馨的抒情天地里，林潇湘薛蘅芜，各以其风流蕴藉的资质才情俏然伫立于千红万艳之极致；融袅娜飘逸与含蓄温柔为一体的“兼美”意象的设计，使得“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蘅芜君，在这部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成为石兄深深追忆的倩影之一。离开钗黛优劣的话题来审视单个形象，这一性格的复杂深曲程度会令我们叹惋不已；因传统文化因素的矛盾性与兼容性之浸染而显示的气质的丰厚内蕴，更使我们惊赞莫名，从而沉迷于天光云影共相徘徊的感觉之中。 一 两美合一的美学构思，表明了薛宝钗在书中的与林黛玉铢两悉称的地位。能够与风神灵秀的潇湘子对峙而分流的薛宝钗，其姿容的优雅娴丽自不待言，其文化素养的深厚与人情世故的圆熟也是出色超群的。薛家“本是书香继世之家”，由于父亲酷爱，从小“令其读书识字”，使得宝钗自幼便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里，得以接受较为正规的文化教育。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起来的薛宝钗，自然拥有一份闺中书生的多学多才风采。因父亲早故，唯一的兄长又是个粗莽无礼的呆霸王，实际上能够宽慰母怀、支撑家门的，是这个聪慧早熟的少女。体验过生活的艰辛、持家的困难，尝试过物质的经营、世事的运筹，比起大观园中其他少女来，薛宝钗也就练达得多。 多一些见识，多一些练达，和姐妹们相与时，也就多了几分温厚。宝钗通常是以温和亲切的大姐风度去建立姐妹间的情感氛围的。史湘云依傍叔婶度日，心细如袭人亦未意识到她处境困窘，宝钗却能遥想体察，悄悄向袭人言明；湘云要还席，宝钗便帮助她设计一顿又便宜又有趣的螃蟹宴，使得云丫头感念不已，期望宝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当林黛玉说出那句有失贵族小姐身份，令她自己想起时也“羞得满面飞红”的话时，薛宝钗只是回头看看她，并不当众给她难堪，事后才寻机告诉她：“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一个淘气的。”在引起颦儿共鸣后，才款款劝导她谨言慎行，提防错移性情，留下一篇情致婉转的解疑兰言；尔后体谅到黛玉苦衷，着人悄悄送去燕窝，令颦丫头于孤寂凄寒之中因感受到宝姐姐的几分温厚而由衷慨叹：“难为你多情如此！”在“成佩麟之心交，接梁鸿之眉案”之后，作者又设置了宝钗为邢岫烟出钱赎衣的情节，以发“英雄失路之悲”，以畅“知己相逢之乐”。能让家境清寒、气度超然如闲云野鹤的邢岫烟视为知己，能与生性宽宏、胸襟一似霁月光风的史湘云达成心交，非有善解人意的练达不能至此；而素来多疑敏慧的林黛玉亦能折服于她的兰言，则更需要她的温厚至诚。凡事能替人着想，忖度别人的处境与情绪，知意、解语，给弱者以温暖体贴，对知书达礼的宝钗来说，便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中透出若许儒文化的气息，滋润着一份既深沉又平淡的动人情愫。十二钗判词赞叹宝钗有停机之德，明示了她合于传统文化的心律。 在儒家看来，伦理价值的最高标准是“仁”，在日常生活和伦常感情中，仁而爱人应作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儒文化提倡的仁，即是要以自己的所欲来推知别人的所欲，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从自我的欲望、意愿、情绪、向往等，去推知他人的欲望意愿情绪向往，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时，能够把别人当作自己一样的一个人来对待，借助一定的同情和帮助，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创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氛围。另一方面，“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要求以自己的不欲来推知别人的不欲，从自己不愿遭遇的情境来推知正处于类似情境中的他人的特殊心态，以爱心对待自己的同类，通过种种方式为他们解除忧愁，减轻精神痛苦。如果凡事皆能以近取譬，推己及人，也就掌握了行仁之方，实践了儒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达到了爱人。温厚练达的薛宝钗，正是这样一个善于以己推人，行仁爱人的女性。宴螃蟹、赠燕窝都属平常，言行之间却自有淡淡的温馨，如初春的和风自自然然沁入人的心脾，连深领风凄雨寒的黛玉也因这温情的感染而暂时明快活泼起来，雅谑俏语，风味丛生。宝钗温厚，是因为她有善解人意的仁厚；宝钗练达，是因为她洞察人心，情理通达。如果说，改玉为蜡的建议达到了察言观色揣摩人意的极致，同时不免有媚上意向的话，那么她屡屡回护香菱，几次顾及贾环赵姨娘等，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温良仁厚之心。儒家在释“达”时说：“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脂砚先生不仅说宝钗“待下愚……和平亲密”，而且对她小惠全大体的行动，评价为“认的真，用的当，责的专，待的厚”，称赞她是“识”，是“善知人者”。善知人，也就是善于以己推人，善于以儒文化的仁而爱人原则来调和自我与环境的矛盾，待人以厚，虑人以宽，施人以惠，敬人以德，所以能够周旋于上下各种人中，稳妥细致，色色周到，能“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贾母也以儒家传统的伦理标准来衡量她，称赞她稳重平和，得出“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子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的结论。这一大半要归功于宝钗自己以仁待人接物、人际关系和谐均衡这一前提。 儒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是主张对社会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态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文化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生准则，也为闺阁知识分子准备了行为规范。对待人生，薛宝钗是一位豁达乐观的进取者。我们从未见过她对现实有过抱怨，对命运滋生哀愁；潇湘子的春恨与秋悲，在她的言行里是找不到的。她所拥有的，是珍重芳姿，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高格调，是儒士的入世心态。要说宝钗是个深闺女子，不可能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那是不客观的。协助纨探理家，宝钗在显示她体上怜下、仁惠周到的同时，也展现了她的治家头脑和才干。不惟如此，作为薛宝钗行为的横向补充的另一位少女贾探春，被作者推到我们面前，正言宣告：“我大凡是个男人，要出得去，早出去了。”三姑娘是玫瑰花，性格爽快，言谈锋利，所以直抒胸臆，成了罕言寡语的薛宝钗的代言人。她们一样渴望能够“立出一番事业”，而时代局限却阻碍了她们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她们只能转向封建女性所能做的事，所能走的路，进皇宫的企慕也就成了进取心的狭隘实践途径。日边红杏倚云栽——探春的将来似乎做了王妃，薛宝钗本可以做得更好。史太君称赞宝钗时，将贵为帝妃的元春都排在了她的后面；如果宝钗也有如元春一样的机遇，还不能够母仪天下？或者是身为男子，还不能够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运败金无彩，时乖玉不光。薛宝钗虽没有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机会，却完全具备普通女性佐夫教子修身齐家的德与才。“金殿对策”、“仕途经济”之类的话常有出现，强调男子应“读书明理”以“辅国治民”；以“无事忙”、“富贵闲人”嘲宝玉，后尚有“借词含讽谏”的情节……这些恐怕都是封建时代浸渍于儒文化传统意识的知识女性常规心态的一再体现吧？钗探常被论者相提并论，共称为补天人物，不无道理。 薛宝钗的“端凝持重”、“温柔敦厚”气质，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为人风格。《中庸》有“节情以中”之说，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即要求从根本上注重性情的温良柔顺，将“允执其中”作为人格修养的要义。风靡当时的郑卫之声，孔子以为淫，而视《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淫不伤的抒情方式，才合乎中和标准，也即发乎情止乎礼。《论语》中所载孔子言行，也体现出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儒家这种节情以中的理性精神，亦渗透在薛宝钗的气质个性中，形成这一形象不愠不怒、不喜不笑的端凝安详温和豁达风度。对宝玉的应付和回避，不过说一声“我是为抹骨牌来的么”之后笑笑走开，不在意，不生气；劝导宝玉，宝玉却“咳”一声抬脚就走，她也只是脸红了一红，对别人的无礼仍是不计较不恼怒。诸多场合，她只是“浑然不觉”。贾政在座，众姐妹皆有拘禁之感，惟有宝钗坦然自若，是在“天性从礼合节”之外，尚有一种经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功力。当贵族小姐的尊严受到极大伤害时，她并不大光其火，充其量也只是机带双敲，不动声色地借题发挥而已，而且见好就收，事后全然不提。薛宝钗作诗填词，亦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其中和标准，即要求以温良和顺的性情，不偏激不直露的抒情方式来作诗，以求达到温柔敦厚境界。愁多焉得玉无痕？薛宝钗是比较清醒地懂得现实的严酷和忧愁的伤身的，所以把温厚通达注入诗中，意境恬淡含蓄。完全是“自写身份”的白海棠诗，因其蕴藉淡雅的魅力，被推为压卷之作，置于林潇湘的风流别致之上。脂砚评宝钗此作“清洁自励”，“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所以认为“逸才仙品固让颦儿，温雅沉着终是宝钗”。意境如此，焉能不先有温柔敦厚的襟怀？！ 二 薛宝钗虽然天赋颖慧，学力深厚，多才而博知，却常以藏愚守拙为本，深深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情绪，尽力摒弃、抑制生活欲望的各种需求，将个性、感情、意志等，搁置于精神世界的一角，筑起冰冷的理性栅栏，以顺应环境，迎合他人情绪意志，遵循既定的观念规则，不肯逾越。元妃灯谜要故意寻思半天，说难猜以示愚拙；生日点戏，不是任凭兴趣爱好自然流露，却去迎合老太太的趣味；西厢琵琶元人百种无所不读，烂熟于心，却偏称“不知”、“不大懂得”，惟恐这些“杂书”会不知不觉启人邪思，移人性情；平日只沉于陪侍母亲、“只以针黹纺绩为事”的淡漠平静的生活氛围，追求拙朴怡然的情调。这种气质，似乎又近于道文化的诸多精神因素。“绝胜弃智”、“忘情寡欲”是道家思想的基本点。“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生丝）朴（原木）之心的获得，是以摒除智慧欲望为前提的。庄子以解牛为喻，将绝胜弃智的内涵生命化了。他认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危险的，会“内伤其性”，劳形亏生，只有“缘督以为经”，才能保身全生，得尽天年。庖丁能够“依乎天理”，“因其自然”，按照牛本身的结构，在骨节筋肉的空隙之间进刀，故能十九年而刀不卷刃；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正像庖丁运刀于筋骨错综的牛身一样，如果始终顺应环境，不乱“割”硬“折”，就能自由如意，避免身心遭受伤害。这也就是老子所主张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上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无为而致治，以不争而达争，以“曲”而得“全”。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即是不争无为、明哲保身哲学的形式种种。在曹雪芹的笔下，则有薛宝钗的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如果蘅芜君也如潇湘子那样，遇机会便思展才，有场合即示聪明，伶俐尖刻，锋芒毕露，那么也会如潇湘子一样高标见嫉，雨蚀风摧。所以宝钗的藏愚守拙，罕言寡语，除了天性浑然不觉之外，更多时候莫如说是她用以保护自我的软武器。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自然造就了她的“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的不疏不亲、平和均衡的情境了。可厌之人并非不厌，而是不肯与之摩擦冲突；可喜之人并非不喜，而是不肯流露喜爱之情。扑蝶时使用金蝉脱壳之计，首先出自远离是非的考虑；探玉时“心里也疼”的话只说半句，已是另一层意义的忘情。大观园抄检后，宝钗借故搬离了这块是非之地，以至后来变故迭起之际，能因了平时“东风卷得均匀”，而不曾随逝水，委芳尘，避免祸及己身，得以保身全生。 与这种见素抱朴、无为不争的人生追求相吻合，薛宝钗的衣饰住行也倾向于素朴淡雅的生活情调。她从不爱花儿朵儿的，家中仅有的十二支饰花，还分送了贾府姐妹；衣着是家常式样，一色半新不旧；蘅芜苑内只草不花，冷而苍翠，绝无艳美浓丽气象，极素淡自然，又极芳馨清雅；居室内一应摆设全无，雪洞一般，连高龄老太太看了亦觉太过；药名亦嵌“冷”字，原料系白色花蕊及霜雪雨露。《红楼梦曲》赞她为“山中高士晶莹雪”，“雪”的冷凝风格恰如宝钗其人。 宝钗的情感特点便是白雪般的冷漠无情。她的花名签曰“任是无情也动人”，——既为“无情”，缘何“动人”？从道家的视角看，无情并非没有感情。“既谓之人，恶得无情？……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无情不等于心如死灰，而是要破除生死好恶之情，对待世上万事万物，应是“哀乐不易施于前”。因为道家所推崇的人生，乃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恬淡无为的人生，所以不能让生死牵动自己的感情，以免内伤其身。方法即是一切因循自然，不加作为，看开得失。“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哉！”得是合乎时机的，失也是顺，那也就无所谓得失。既然得失生死都不过是自然的变化，逃避不了，动情无用，那么还不如不动感情，任其自然，反而能够得到解脱。被誉为冷美人的薛宝钗，正是这样一个以不伤其身为标准，不动喜怒哀乐之情的“无情”之人。在个人情感的宣泄方式上，宝钗采取绝对的无欲状态，藉“后天之学力”来按捺先天的情怀；所以她的先天病状、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要用后天精心调配的冷香丸来医治克服。王夫人于金钏之死唏嘘自责，宝钗却表现得淡漠寡情，劝慰王夫人不要因为“十分过意不去”而伤了自己的身心；薛小妹所编怀古诗，因为有两首牵涉到抒发男女之情的内容，宝钗便推说“无考”。宝玉认定《桃花行》非宝琴所作，是深知宝姐姐“断不许妹妹作此哀音”，为情所累。她虽然心中暗生对怡红公子的爱慕情绪，悄悄将元妃所赐的极富暗示意味的红麝香串羞笼于臂，甚至情急之时，也曾半含半露，欲说还休地吐出半句“大有深意”的话语，但更多时候，宝钗却是回避现实，压抑感情需求，“总远着宝玉”。无情之人何尝无情？端凝、淡漠的外表，冷则冷矣，那一份未能完全压抑住的天性，却如蘅芜苑内奇蔓异藤一般，无声无息地散发出丝丝缕缕天然的馨香，时时动人。 宝钗扑蝶的浪漫情节，曾为许多读者大伤脑筋。这个画面是为了暴露她的嫁祸心机而设，还是披示了她的少女情怀？一向以端凝持重见称的宝钗，屋里雪洞一般，，花儿蝶儿自不沾边。然而心境平和之时，偶见蝴蝶翻飞，也就轻身悄步忘情追扑起来，迥异平时，何耶？庄生梦蝶，醒来不知身曾是蝶抑蝶是身；针对惠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质询，答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辩词，是情移于鱼还是鱼人一体耶？无论虫鱼鸟兽花叶草木，人因忘己而随物化，离开了现实的各种功利因素，真正嵌入了物的内在精神之中，在人物合一中达到出神入化境界，也即自喻适志。宝钗因见彩蝶翩跹，暗合恬淡无欲的心境，于是不由自主追随而去，忘却了身外一切事物的束缚。否则，心机细密的宝钗岂能不想到这一有失端凝风度的举动有可能被任何一个丫头窥见？这与宝钗找袭人时顺手拿起鸳鸯肚兜的活计做上几针，连湘黛窗外偷窥窃笑都不知觉的情节相类，都是物化精神的具体披露。犹解牛之庖丁，只见空隙而不见全牛，又如承蜩之老丈唯知蝉翼之薄而不知身外万物之多。“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之谓也。扑蝶之举，“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物我至一，自喻适志，端凝之外自有活泼妩媚的风韵，是“无情”亦是天性，冷中逸香，于宝钗“无不相宜”。 薛宝钗的温柔敦厚气质，自合于儒文化的道德特征；而她的不关世事无为不争的作风，淡漠无情藏愚守拙的个性，却又是道家文化的精华赋予她的特质，非儒家思想所能拘囿。她的进与热，让人感受到温厚亲切；她的退与冷，又让人产生敬畏而疏远。大观园诸姐妹中，能够于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复杂环境里进退裕如坦然自若，获得普遍赞誉的，惟宝钗一人而已。儒文化要求封建女性必备的“停机德”，如此和谐地配置在富有道文化情趣的“山中高士”身上：这是作者创作的矛盾呢，还是形象本身的复杂？ 三 看起来，儒道文化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驰，彼此对立的：一个主张积极入世，乐观进取，一个主张消极避世，退让求隐；一个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一个讲究任其自然无为不争的觉悟；一个要求仁而爱人，大济苍生，另一个却提倡忘情寡欲，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儒道二学自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宣扬进取行仁的同时，也强调中庸，反对走极端。他认为“师也过，商也不及”，师（子张）与商（子夏）的行为或失之偏激，或失之迟钝，不能达到中庸，终有遗憾，是所谓过犹不及。“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主张不随意揣测，不作绝对肯定，不固持己见，不唯我自是。意、必、固、我，都是固守己意，不肯变通之意，这样做难免产生偏差，走向极端。孔子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不知时变，死守节操，自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孟子对此发挥说：“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这说明孔子本人是一个能进能退、随世而处、善于变通的人物。现实中的孔子在“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屡遭碰壁之后，曾点的那种淡泊无求、怡然自乐的人生理想，自然就获得了他的赞同。这与他素来所主张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生活态度是相通的。“无可无不可”，这就和道家“安时而处顺”的处世态度有了精神上的契合点。同时，儒家强调理性精神，主张以理节情，也不是不要感情，而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适可而止，不淫不伤，这与道家不内伤其身的无情说也有合拍之处。在漫长的历史里，封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提倡“三教同源”、“三教合一”之说，将儒道释思想各取所需地糅合扭结在一起，这就更使儒道文化在反对、抗衡的同时又接受、融合，以至交渗互涵，趋于统一。理学家找到了儒道文化思想上的重合点，将两学的相通因子加以沟通和发挥，实践了彼此的融合渗透，形成新的文化思想，使之不再是纯粹的儒或纯粹的道。存天理灭人欲，涵养性情，因性而明，弃情用中，便是文化合流的产物。“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过乎眼也，……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这是主张以理节情，对人世间的生死荣辱漠不关心，以物观物，情累都忘，随物迁化，“情顺万物而无情”。这是一种既儒又道的情调，显示了浑融涵厚的文化色彩。 儒道文化的互相补充，彼此渗透，造就了历史的和时代的思想氛围，成为几千年中封建士子亦进亦退心态的文化渊源。他们往往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既可胸怀大济苍生的抱负去闯荡天下，建功立业，也能在失望深重之际归隐山林。怀有同样悲剧心态的作家在潜移默化的接受中，在无才补天的慨叹和潇洒尘外的向往的彼此撞击激荡中，将传统文化思想的交融互涵特征潜在地注入了笔下人物的躯体和灵魂，化作形象的特有气质。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在儒道文化彼此涵融的土壤和氛围里生长的薛宝钗，思想性格中自然会有冷热相济、光影共存的倾向。她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态和才干，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能力和襟怀；既有“钗于奁内待时飞”的热望，又有“不语婷婷日又昏”的冷凝。在具体的待人接物中，她常常是温厚关切和淡漠超然兼有，处于有意无意之间的中间境界。62回中和宝玉谈心时，提到自己所知的比玫瑰露、茯苓霜事件还大的事，即是一例。比常人了解得多，是宝钗的精明细致之处；将详情告诉平儿，已经是一种关注，但自己并不出面，却又是旁观者、局外人身份，并不真正介入。而这处理问题的过程，对宝玉的叮嘱，却实在是又显温厚，又显世故。诸多场合，她的善于以理驭情、以理节情的功夫，使得她心静意淡，免于内伤己身；她的以退为进、柔外刚内的策略，又使得她避嫌远祸，不曾随风逝去。儒文化推崇的停机之德和道文化追求的高士之道，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这个形象之中。协助纨探理家，薛宝钗内心本不愿意，因碍于王夫人面子，“只得答应”。对此脂砚斋的看法是：“宝钗此等非与阿凤一样，此则随时俯仰，彼则逸才逾蹈。”“随时俯仰”，也就是能进能退，随世而处，是“无可无不可”，亦是“安时而处顺”。这已相当于一种能代表封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的才能。作者借这样一个闺阁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出传统合流文化的兼容性和复杂性，寄寓了一定的理想内容。薛宝钗以她气质中文化意蕴涵厚幽长的特有风采，成为作者魂牵梦绕的“兼美”理想的内涵之一。 薛宝钗气质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是既道又儒而又非儒道各半的。温厚练达，体上怜下，平和稳重，善解人意，毕竟还是儒家文化思想浸润甚深的结果，用“温良恭俭让”来概括薛宝钗思想气质的主体特征，可谓恰如其分。道文化的淡泊超然，无为无情，作为一个次要的气质内容配置在这一形象上，亦有一番妙韵。此外，薛宝钗形象中也并不能排除释文化的一些内容的存在。释家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和儒家舍生取义的道德原则、“善推其所为”的“恻隐之心”相通；它的出世理论，与道家逍遥尘外的蝉蜕之风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儒家说“无可无不可”，道家说“同谓之玄”，释家则言“色即是空”，三教在思想上由合流而合一，尤其在“修心养性”问题上达到一致，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嵌入国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需求，影响到每一个社会个体，使之思想气质或深或浅、或淡或浓，印上了合流文化的投影。薛宝钗一边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歌颂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理想人生，透露出济世补天的高昂格调，一边却向往人生的“均匀”之道，为自己能不为外物所感、情守于中、“任他随聚随分”的气质而骄傲，同时又由衷推崇“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超脱清净。对王夫人说人参原应“济散穷人”的话语，既有儒家仁而爱人、“君子周急不继富”的伦理精神，也有佛家慈悲为怀、施舍众生的意味。而她待人接物时的不疏不亲、不远不近态度，不喜不笑、不愠不怒的风格，可以说是具备儒学精神的端凝持重，也可以说是带有道家无为不争的豁达淡漠意味，亦可以看作染上了释文化的超脱无欲印痕。所以宝钗在自矜“珍重芳姿”、“不语婷婷”之际，又追求“花更艳”的目标，同时又格外欣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神境。服药，冷极亦香极；咏花，色淡而质艳；做人，无情，却动人。淡泊无欲的外表，无为不争的手腕，乐观进取的内核，便构成了“淡极始知花更艳”的美学内涵。李纨评价宝钗的诗作含蓄浑厚，在表达人生向往、披示现实心态方面，宝钗作诗抑或做人，确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 薛宝钗修身养性的结果，并不能冲破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去大济苍生，辅国治民；也没有能够挽回家运，辅助丈夫立身扬名；甚至没能给自己创立一个幸福宁静的未来。“识宝钗”之识，只能让自己暂时地以慧眼看透大观园内的是非祸福，没有像迎探湘黛那样在转瞬间随逝水委芳尘，但她还是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性安排，如一枚金钗为时代大雪所深深覆埋。脂砚斋说，宝钗是为“博知”所误。确乎如此，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生活信条的宝钗，实际上却学贯古今，才兼凤探，被她讥为“杂学旁收”的宝玉，其学识还超不出宝钗的知闻视野，宝玉屡屡赞她“无所不知”，湘云称她为“通人”，博知多才使她成为封建时代闺阁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可是博学多知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氛围里，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作者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写出这几个“小才微善”的知识女性如何被雪埋风摧的过程，写出封建“天理”对人尤其是闺阁知识分子的内在价值的全面抑制、摧残和扼杀的历史，以完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意。另一方面，金玉姻缘也未能如金玉般牢固持久。宝玉对个性自由的执着追求，感情上的真正觉醒，对兼美目标的痴望，黛玉逝后内心深处的痛楚，已交织成一种无法释怀的精神品格，与宝钗之间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冲突。钗玉可以结合，却难以产生情绪和感觉的共鸣，宝黛式的精神契合与心灵共颤，在钗玉之间是难以出现的。“博知”造就了宝钗，也淹没了她自己。说宝钗是“博知”所误，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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