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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郜元宝、袁凌先生认为张爱玲张扬了“五四”个性文学传统，继承了“五四”冷静批判现实的精神，从分析史料事实入手，提出了迥然相异的观点，认为评价文人，不能采用唯心主义的治学态度，而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的方法。 关键词 张爱玲 郜元宝、袁凌 “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 冷静批判现实的精神 郜元宝、袁凌先生的《重评张爱玲及其它》一文认为，“张爱玲并没有疏离‘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也没有疏离政治意识形态，其坚定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人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社会批判精神，在四、五十年代的创作旺盛期，始终一贯。她的价值，并不在于偏离了意识形态话语，倒恰恰在于能够在四十年代集体主义强制规范下以诡异的方式张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在五十年代一片颂歌中继承了‘五四’冷静批评现实的精神。”(《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因此，他们呼吁：应该重评张爱玲。 张爱玲真的张扬了“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传统，继承了“五四”冷静批评现实的精神吗? 一 郜、袁两位先生说：“四十年代，‘五四’对个人价值的共同体认经受了尤其严峻的挑战，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渐渐否弃了它，但张爱玲一直坚信不疑。”“张和‘五四’一代人更有许多相似处。” 不错，“五四”一代人，不论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或鲁迅，他们都坚持个性解放，重视人的价值。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灯下漫笔》)，“人丧其我矣”，“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破恶声论》)。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催折个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因此，他发出“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的历史性呼唤。但是，他们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看成是密不可分的。胡适认为：“人的个性发展”不仅意味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而且个人必须“担干系，负责任”。他把那种“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的“为我主义”，称为“假的个人主义”。(《易卜生主义》)。这种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真的个人主义”，几乎是“五四”一代人所共有的。“它不仅仅是出于校正西方社会‘为我主义’泛滥的弊端的善良愿望，更是反映了客观的社会要求。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容忍封建专制主义对于个性的压抑，更强烈地感受着落后民族的屈辱与危机感，对于国家、民族、社会责任感就自然地构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品格，并成为他们的‘个性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以至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标志。”(钱理群《一代先驱的觉醒与岐路》)张爱玲有“五四”一代人的共同的历史品格吗?四十年代，国难当头，在沦陷区上海，有骨气的文人都搁笔辞稿，闭门谢客。而张爱玲却和汪伪高级人员混在一起，到处发表文章。有人劝张爱玲，当心给日本占领者充当点缀升平的工具。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但是，她却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主张要“趁热打铁”，说什么“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柯灵《遥寄张爱玲》)这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为我主义”，正是胡适指称的“假的个人主义”。后来，张爱玲竟发展到同汪伪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汉奸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胡兰成化名逃到温州，张爱玲明知胡兰成藏身之地，不但不检举揭发，还不断寄钱给他。张爱玲的这些言行，连港台正直的学者都不齿。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没有难为她。195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计划邀请张爱玲当编剧，因有人反对未果。她便悄然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回转头来，写文章攻击自己刚刚获得新生的祖国。解放前后，离开大陆移居海外的作家不少，如陈西滢、梁实秋、林语堂、徐訏、无名氏等，其中有的还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但是，有哪一个在海外写文章诅咒自己的祖国?这大概就是张爱玲的人生追求。这样的人生追求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品格相去甚远。然而郜、袁两位先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们一方面故意回避“五四”一代人谈论个性解放、个人价值时，强调“担干系，负责任”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一方面又极力推崇张爱玲的“独往独来的自由”。说这就是胡适当年提倡的个性主义，就是《伤逝》里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郜、袁甚至说“她更多用沉默或讥笑来为失落了的‘五四’(精神)辩护，”“对为之辩护的东西执守。”我们不禁要问，还要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吗?难道历史真象小姑娘，郜、袁两位先生想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你们把张爱玲不顾民族大义的极端个人主义，说成是“五四”一代人追求的个性主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同意吗?你们要把张爱玲包装成“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守护人，正直善良的中国作家答应吗?恐怕有点徒劳。因为，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人民公认的，而不是由哪个学者说了就算数的。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