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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阿城的无意识趋向左右着他对《棋王》中“文革”背景的处理，进而探讨了《棋王》呈现的“领异标新”的形式与语言在独树一帜后，如何又成为阿城创作上的限制，并使他最终淡出文坛。 关键词 无意识趋向；背景；形式；语言 在陈炎先生《弱者的哲学———由阿城小说引发的文化反思》(见《文学自由谈》1988年5月)一文中，认为以《棋王》为代表的“阿城小说的状态，就是一个忍字”，“阿城的作品只是哀其不幸，决不怒其不争”，陈先生笔触锋利，给当时的“阿城热”当头一盆凉水。时过境迁，今天，面对依然焕发异彩的《棋王》，倘若我们深入探究小说的无意识层面，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棋王》最初发表于1984年，在小说之后附有阿城自述其志的一篇短文《一些话》。在这篇短文中，阿城说：通过与贾平凹的对话，使他坚定了写人生而不是写知青的想法；而棋呆子王一生名字中的“一生”，也许正包含着作家的寓意。这样看来，在小说中阿城有意识地将“文革”淡化了，仅作为一种背景出现。也就是说，在阿城本意里，《棋王》的目的是写人生，而非针贬“文革”；但当我们仔细品味推敲作品中有关“文革”的字词句，体察作家流露出的无意识，可以看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小说第一段，这一段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里慌。” 第一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众所周知，车站的乱是令人头痛的，而阿城在乱之后又以一个补语“不能再乱”，将乱的程度提到了最高级，传达的是一种极度的反感。下面出现了两件东西：一是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另一件是大喇叭里放的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标语和语录歌，是两件具有鲜明“文革”特征的东西，对这两件东西，作家什么态度呢?大红布标语“谁也不去注意”，语录歌儿则“唱得大家心更慌”，在这儿，作家的感情趋向无意中已经流露出来了。及至第二段，“我”插队下乡，无人来送；父母“运动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统统收走”，使“我”只能像“野狼似的转悠”——在这些貌似平静的叙述中，奔突着情感的激流。而直接造成“我”的人生惨剧的，正是以标语和语录歌为代表的“文革”。在这儿，作为背景的“文革”实际上成了笼罩“我”心头的一场噩梦，想摆脱又无法办到，作家无意识中就流露出极端反感以至憎恶之情。 在小说第二部分，“文革”的滔天浊浪将“我”及众多知青抛到一大山林的农场里。阿城用几个简洁的词组描述了知青的工作：砍树，烧山，挖坑，再栽树。将本应在教室里学习知识的青年们下放到荒无人烟处，再让他们干些戕天而无聊的事，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讽刺，暴露了“文革”的极大荒谬性。作家还描绘了“文革”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劳动很繁重，吃的却是清水南瓜，清水茄子，甚至尺把长的老鼠也捉来吃，用小说中的话来说“毕竟强似讨吃”——也就是说，知青们吃的水平只是比乞丐稍好一点。非但人吃不饱，动物也跟着受罪，农场里几只猪“个个瘦得赛狗”。此外，没书，没电，没电影儿。对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痛苦还不在于物质生活的清贫，而是剥夺他精神生活的权利；在这里，“文革”充当了对知识分子身心进行双重虐杀的杀手。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