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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笔者在参加一部文学史诗歌卷的写作时，从所见资料群落中发现了一篇较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文章《边地苦难中的灵与肉——杨牧诗歌片论》(以下简称《片论》)。此文对80年代大西北新边塞诗派主将之一杨牧的《边魂》系列组诗所作的一些分析颇为中肯，读之很受启发。但是，它对杨牧在创作这一组诗之前的大量诗作的评论所用标准、所得结论，我们却很难认同，不能不质疑。 概括《片论》意见，可以看到这样四点:一、写“《边魂》之前的杨牧，更大的可能是尚没有认识到”他“那种生命经历对于诗歌的意义，没有意识到这一经历对于显示人类某种生命本质的‘能够性’”，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二、杨牧在写《边魂》之前的诗歌创作，“生命经历与诗歌情感分离，极少在他的诗歌中看见一个饱经生命苦难的诗人的灵魂呈示”。三、“在其数量众多，堪称出色的诗歌中很难感觉到一个诗人一以贯之的主体形象”。四、虽然这些诗“豪迈、雄奇、激昂、炽热，声势夺人”，但“它产生、光辉于特定时期，也以缺乏内蕴上的垂延力而结束于那个时期”，“只有《边魂》这种源自于生命本质的东西，虽无即时性热闹，却能……穿越时间”，是“当代诗歌中独属于他的一章”，“是其最重要的价值呈现”。 杨牧作为大西北新边塞诗人的放歌，引起广泛注意，从70年代末期开始。其《边魂》系列组诗完成于1985年10月至1986年12月。他在70年代末期到《边魂》系列组诗完成的时期所写诗歌，从思想内容看，除神话叙事诗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政治抒情诗，以及着重表现开拓者坚韧精神豪壮情怀的边塞诗。如，他最早引起全国性影响的《在历史的法庭上》，曾引起更大反响的《我是青年》，也引起较多注意的《站起来，大伯!》、《我洲沙海间》、《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等。第二大类，着重歌唱新疆南北风物人情、历史变迁的边塞诗，大多收入诗集《野玫瑰》。第三大类，较多表现经历大苦难、大悲辛的自我生命体验，与对美好憧憬的执著追求的诗，即诗集《边魂》中的“魂在西口——边魂系列十五行组诗”。第一、二大类诗均创作发表于第三大类诗问世之前。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