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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来，在一个充斥着所谓“酷评”、撒满了颠覆和解构的碎片的文坛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再值得认真计较的。9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界(这里主要指小说)几乎再没有出现过有重大影响和具备文学史价值的作品。评论界更是不足论。许多情况下，一部作品引发评论——或捧或骂或捧骂兼有——都不是艺术审美的必然，而是一种市场策划，二者之间完全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这就难怪要为人们所不齿了。 然而也有例外，如孙绍振先生的新著《挑剔文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所有引用孙先生的文字均出自该书，不再另外注释)一书中关于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评论，就绝不会是某种商业操作的结果，尽管文中也轻率地使用了诸如“破产”、“出丑”、“拙劣”、“可笑”等具有“酷评”特色的词语，但可以看出这是作者在仔细阅读作品后的真切感觉，是一种“力排众议”的独立思考。作者的结论是：《白鹿原》是一部完全失败的作品，作家“陈忠实的艺术修养等于零”。 出版于1993年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不仅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近十年来一直是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中国高校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点击率最高的作品。它究竟有哪些成功之处，究竟刷新了新时期抑或现代中国文学的哪些话语纪录，许多评论文章已从不同侧面作了论述，这些文章的总字数加起来大概是《白鹿原》的数倍。2000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鹿原〉评论集》，只收了其中一部分，经过七八年的时光的淘漉沉淀，现在再读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陈氏的这部小说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如此阔大的艺术空间，让南北各路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去自由施展，尽情发挥，驰骋他们的才思智慧，这不光是创作的辉煌，更是评论的幸运。 一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语言、故事、人物、主题、叙述方式，甚或题材，然而要成为经典，成为真正的里程碑，艺术形象是惟一重要的标志。不论现代主义如何解构历史，如何颠覆传统，文学的典型形象这道“坎”不但没有被撞破，反而越来越坚固。简言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塑造不出新的人物形象，就休想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塞万提斯到卡夫卡再到大江健三郎，只要我们稍稍具备几分历史的眼光，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作为资深评论家和文学教授，孙绍振先生对此显然也深信不疑，所以他论证《白》书是一部失败之作的第一个论据就是人物形象的“概念化、人格理想化”。他认为书中对朱先生、黑娃、白灵、鹿兆海乃至白嘉轩等人的描写，都是“根据概念和历史情势的发展安排人物作木偶式的表演”。如朱先生说退清兵，黑娃当土匪，白灵与鹿兆海爱情的分裂，都属于作者“轻率地摆布人物”。这种批评，即便基本符合事实，也是一种浅层次的缺乏文本价值的泛论。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