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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前来参加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同时又感惭愧，因为我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方面的问题缺乏研究，难以发言。但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它具有全局意义，也就是说，研究好这方面的问题，十分有助于揭示并把握古今文学之间的实际存在的内质的联系。我很想聆听这方面的高论，增加这方面的见识，我就是持着这样的态度来参加这个盛会的。 我尝想，把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机贯通起来，不仅审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而且从理论上多层次多角度地阐明这种发展趋势的内在的质的相连，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有助于最终解决一个迄今有争议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断灭了文化和文学传统。为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史发生了空前的新变，这种新变是“翻天覆地”的，所以有“新文学”之说。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在提倡新文学的时候，曾对传统文化作过十分激烈的批判。大家都知道，当时对旧文化攻击不遗余力的当数陈独秀。他的《文学革命论》较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远为激进，也多偏激之言，他几乎否定了包括汉赋、唐诗和宋词在内的自汉至宋的全部文学。对宋以后的文学，他肯定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粲然可观”，推马致远、施耐庵和曹雪芹是“盖代文豪”，但他认为他(它)们都被“妖魔所厄”，“几不为国人所识”。他骁悍地说明代前后七子和归有光，加上清代的方苞、刘大魁和姚鼐，都是“妖魔”，是所谓“十八妖魔辈”，他认为他们的作品“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文学革命论》发表以后，胡适致信陈独秀，信中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陈独秀坚持“绝对之是’’态度。钱玄同也认为，陈独秀的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钱玄同也是一位常有过激言论的激进派人物，他的废汉字以彻底堵塞“腐毒思想之洞窟”的过激言论，堪称登峰造极。陈独秀说他不赞成钱玄同的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他理解这种由于“愤极了”才发出的“激切的议论”。 陈独秀是一位先驱者，他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对传统文化的偏激言论，即使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没有始终起到支配作用。胡适与他分裂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也是原因之一。1922年，胡适脱离新青年阵营后，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进一步提倡研究国故，这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常被提到。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内部提倡整理国故的决非胡适一人。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简章》中就已提出了“整理中国的旧文学”的任务。1923年，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还开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就研究与整理传统文学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开展讨论。主编郑振铎还发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文，开头就说：“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还说：“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 当时攻击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人往往以提倡保存“国粹”的态度出现，并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标榜，如1919年守旧派陈拾遗创办的《文艺丛报》上就不仅刊登反对白话文的文章，更有反对所谓“与国粹为大敌”的“欧糟”、“美粕”的文章。同年出现的“国故社”主办的《国故》，其主要矛头也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因此，新文化运动内部中对研究“国故”是很敏感的，于是对胡适在1922年脱离“新青年”阵营，另办《努力》周报和《读书杂志》，1923年又创办《国学季刊》，也就持有异议并要予以批评了。更由于胡适自己又把他提倡的做考证工作的“科学方法”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所谓“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因此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也大抵把二十年代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视作是有害或者不利于当时新文学发展的举动。 我曾撰文对这种一度流行的观点表示怀疑，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完全符合实际的片面观点。我总认为，既要看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生的围绕提倡“国故学”和“整理国故”的争论的复杂性，更要对这种复杂性作出具体分析。当这种提倡是为了反对新文化运动，或者是对抗社会革命的宣传的时候，它们的历史命运是可悲的。但这种提倡表现为克服和补济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片面性的时候，就有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事实上，在当时的争论中，即使是对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的人，如沈雁冰和郭沫若，也并不采取1917年之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采取的“绝对之是”的态度，他们认为“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因此不能“笼统地排斥国学”和“排斥国学研究者”，他们只是顾忌这种提倡在实际上会起到为当时还在那里作“反攻”的复古派张目的作用。 我们通常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不仅是指它的少数几个发难者，也包括更多的积极的追随者，还有更多的拥护者，他们实际上是在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作为思想启蒙的主要武器的一场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上团结起来的，而“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启蒙的两翼，也是两面大旗，他们又团结在这两面大旗下。如果要以具体的文学观念、哲学观念乃至政治意识形态来区分，那实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只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某个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的若干言论，而不是就这个文化运动发展的全局来立论，必然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指责"五四”运动使中国文化传统断灭的观点，影响所及，竟然还出现了这样的看法：“五四”运动导致的是“灾难性”的对传统的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对曾经使中国饱受屈辱的西方文化的“崇媚”。而且还作出这样的描绘：呼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无情地批判旧制度的“五四”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竟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爱国主义竟然与民族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 这种观点以及类似这样的观点，必然引出争议，我也读到了持异议的文章。持异议者大抵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盘反对文化传统，并非“完全”破坏了传统文化，导致所谓“灾难性”的后果。并且举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为例，他从二十年代初就主张“整理国故”，还提出“研究学向，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尽管新文化运动内部对“整理国故”的理论与实践有争论，但当时的国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业绩，无论在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观点就全局上说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相对于这个运动的发端而言，这个发展过程才是全局。通行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常把1915年《青年杂志》(不久即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肇始，1917年则是文学革命的发难时间，从那时到1927年，是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前十年”。1938年，陈独秀有“‘五四’运动时代”的说法(见《“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如果把现代文学史上的“前十年”说成是“五四运动时代”，大致也符合实际。正是在这“前十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深入，这个运动的内部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逐渐摆脱陈独秀等人的偏激和片面性，这是历史事实。 以上所说的五四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的偏激，还曾引出毛泽东的批评。1942年，距五四运动发生已有二十三年，那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他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批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的“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当然，毛泽东不止一次肯定过五四文化运动的功绩，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化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因此，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领导人物的批评实又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适运动之后，我从大学毕业，进入文学研究所，不久，专门发表所内同人的研究论文的《文学研究集刊》奉命改为面向全国的《文学研究》(后来改名为《文学评论》)，并且组成一个网罗国内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家的比较庞大的编委会，这时，原属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学遗产》已划归文学研究所，因此也同时组成一个包括不少国内知名专家的数十人的编委会。稍后，创办《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主要发表外国的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或者著名的文艺论著。同时还有这样的酝酿：组织人力，分门别类，选编一批离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心漩涡的著名学者的学术论文。这时我朦胧地感到一种“动向”，当然，这只是一个局处一隅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感到的“动向”。但随着反右派运动，我感觉到的“动向”大抵消失了。大致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听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党内著名学者说起：《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五四”领导人物的“形式主义方法”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物的批评。当时我未敢发问：这是一种理解呢?还是一种“内情”?不过我后来读到一篇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在五十年代初的一篇讲话稿，其中说到：左翼文艺运动中批判了“五四”运动的不彻底，但否定一切旧文化的偏向却没有克服。这位领导人物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在建国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重视文艺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我在以上所作的回顾叙说，或许说得过长，离开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个主题。但我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因为“五四”文学革命与文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传统的重视或轻视，还须要切实地从古今文学实践中作研究，也就是研究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实践中的区别与联系，所谓内质的相连正是从区别与联系中展示出来的。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从史实和理论的方面讨论“五四”新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我们缺少的正是从文学实践中作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这次会议主席发出的邀请函附件所开列的十四个议题以及实际上还会作出补充的类似议题，正是可以导向对古今文学实践中的区别与联系的探讨与研究。或许我们还可以把这次会议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主题的探讨看作是一种提倡，那么，这个会议也就具有一种开创意义了。 2001年11月9日 |